一路颠簸到了80K，一个我多次想象，有许多故事的地方。
几年前，我在波密一家宾馆向服务员打听去墨脱的路时，一个年轻男子凑近问我可否结伴而行？费用平摊。他的目的地是80K。我问他为什么去80K？一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地方。他犹豫了一下告诉我，他与原来的女友本来在重庆过着丰衣足食，甚至有些奢靡的生活，衣帽间里挂有许多名牌服装，有的甚至连吊牌都没剪下就扔在角落里。可是一天，女友忽然对他说她厌倦了这种的生活，不久留下一封信悄然离开，以后音讯全无。
男子一直在四处打听女友的消息。很多年过去了，终于听人说，他的女友似乎在墨脱的80K开了一家小饭馆。于是他追踪而来，想问问她为什么放弃富裕的重庆，选择偏僻荒凉的80K？是什么吸引了她？她到底想寻觅什么？这就是他要去80K的缘由。
当时我想，如果我到了80K，一定去拜访这个奇特的重庆女子。
今天我终于到达地处大山之中的80K。来之前听说80K是这一路最大的站点，被一些人称为80K镇，是波密去墨脱途中的第二处检查站，需要再次检查身份证和边境管理通行证。然而到了这里才发现80K与我的想象有天壤之别，哪里能唤作“镇”？两排杂乱无章，破破烂烂的木墙铁皮顶房舍夹着一条狭窄的小街，一眼能从头望到尾。街上满是稀泥，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泥凼水坑，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水汽，不时能闻到木材和落叶散发的淡淡霉味。整个80K看上去像某处工地的临时生活区，用各种建筑材料拼凑而成，散淡随意地应付着过日子。
停留了一会，再细细品味，却发现80K有一种无拘无束的闲散自在。远离都市，人烟稀少，四周郁郁葱葱，几条细细的飞瀑从山顶垂直落下，消失在丛林中，湍急的涛声平添了山谷的清幽。猪、狗、鸡悠闲地在街上晃悠，一会在路边的稀泥里嬉戏，一会又当街躺下，即使偶尔有人走过，依旧慵懒地打盹。
我在镇头下了车，天又下起小雨。路边一间木屋门口的走廊上，三个小男孩靠墙一溜坐着，手里端着饭碗东张西望，时不时往嘴里刨一口。一旁凌乱地堆放着杂物和衣服，三只满身稀泥的黑猪在周围转悠，不停地用嘴四处寻觅食物。小孩见有生人走近，有些兴奋，叽叽喳喳地不停地说笑，见我举起照相机，立马竖起食指与中指做剪刀手。孩子们身穿棉衣，却赤裸着双脚，碗里的米饭早没了热气，不见任何蔬菜肉食，不知是吃光了，还是压根就没有菜肴。
我拿出水果糖分给孩子，可是三个孩子对我的问话都是只笑不语。这时，屋里走出一个年轻女子，用生涩的汉语告诉我小孩听不懂汉语。
年轻女子叫洛桑曲珍，珞巴族，18岁。她指着中间坐的小男孩说他是她的儿子，3岁，名叫桑吉罗布，另外两个小孩是邻居家的。我不由对这位15岁便做了母亲的洛桑曲珍十分诧意，上下打量了他们母子一番。
桑吉罗布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笑起来十分惹人喜爱。在我与他妈妈说话期间，他抱出一个又旧又脏的绒毛牦牛玩具，左右摇晃，希望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不喜欢被忽略。我问洛桑曲珍还会再要孩子吗？她毫不犹豫，点点头。再问其他，便有些害羞，摇头说听不懂。后来我到了墨脱才了解到当地农村女子普遍早婚，生孩子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
镇上仅有几家小饭店和驴友客栈，我挨个走了一遍，想找到传奇故事中的重庆女子，可是所见非大叔即大妈，而且个个充满了苍劲的自然之力。店铺无一例外都属于荒村陋室，仅为行者提供果腹之餐、遮风挡雨之处而已，没有心思和时间去调理半点雅致与情趣，与如今全国各地精心打造的仿古小镇中那些充满小资情调，让人怦然心动的雅舍客栈截然不同，也似乎与那位曾经锦衣玉食的重庆女子无半点瓜葛。
我还是不死心，向尽头最后一间杂货铺走去。铺子比街面低很多，门前用稀疏的木板搭出一条倾斜的栈道。因为常被雨水侵蚀，青苔从木板两侧蔓延开来，踏上去又溜又滑，稍不注意就有跌倒的危险。老板娘是个50多岁、体格壮实的妇女，一张圆盘大脸，来自四川。
听了我的询问，她告诉我，倒是有年轻女子在此停留过，但是后来又走了，不知是否是我要寻找的人。“80K来来往往人不少，走了也就走了。”话里似乎有些禅意。
正说着，一阵麻将声传来，循声望去，只见杂货铺后面半垂的门帘里有几个男人在打麻将。老板娘说，去墨脱的路经常塌方，有时司机们被堵在80K好几天走不了，于是她就弄了两副麻将，顺便赚点小菜钱。说起这些，她的口气里透着小小的得意。几年前她随修路的丈夫来到这里，花1万元买下地皮，又到52K买回木料，建起这间属于自己的杂货铺，现在房子和货物加起来价值约20万，而丈夫修路还有一份收入。说到此她已是踌躇满志。四川农村妇女那种精打细算的生存智慧，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P8-11
我对母亲的回忆许多与西藏有关。父亲随十八军进藏是军人的天职，母亲去西藏援教则是主动申请。为了去西藏，她把刚满两岁的我送到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八一幼儿园全托。年幼的我虽然懵懂无知，但哭闹着紧拽母亲，就是不让身白大褂的医生靠近，也不上体检秤，似乎那个小小的秤台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母亲无奈之下只好抱我一同称体重，然后独自过秤，再减去自己的重量确定我的体重。
我不知道自己在幼儿园哭过多少回，但三年后母亲回四川来看我时，我对她已形同陌路。当听到广播里传来“徐杉小朋友妈妈来接”的声音时，正在玩洋娃娃的我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在老师梳洗打扮一番，一路不断教诲后，我面对母亲，才礼貌地鞠躬叫了一声：“妈妈好。”
多年后我才明白这种礼貌，其实是生疏，是隔膜。
八一幼儿园、八一小学虽然教学与生活条件都不错，但是但凡家里稍有条件，都不会送子女去。那里的孩子多是父母双方都在西藏，而家乡又没有亲属，或者亲属没有条件帮助照料的。将孩子带去西藏又担心孩子不适应高海拔气候，影响身体发育，把孩子留在内地幼儿园，实在是万般无奈！不但只有三年一次的探亲假才能见面，平时音讯全无，而且孩子从小就远离亲情，只能在秉性不同，遗传各异的同伴中接受统一教育。
记得我从幼儿园升入在成都茶店子的八一小学后，班上来了一对兄妹，两人相差一岁多，姐姐因患病留级一年，与弟弟同级同班。弟弟性格活跃，甚至有些顽皮，而身体赢弱的姐姐与弟弟截然不同，再加上被一些人唤“留级生”，更是自卑胆怯，郁郁寡欢。 一天中午，我看见姐姐独自在围墙一角蹲着，似乎在刨什么，起初并没有在意，可是接连几天发现她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同样的动作，便产生了好奇心。有一天我悄悄走过去，发现她正用一块碎瓦片刨土，脚下已有一个齐小腿肚子深的坑。我问她要做什么？她想了想，并要我发誓保守秘密后才说：“老师讲地球是圆的，我从这里挖，挖穿了那边就是西藏，我穿过这个洞就可以到西藏见我妈妈爸爸了。”说这话时，她苍白的脸因为兴奋而露出红晕，两眼放光，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那景象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能去西藏！这个巨大的秘密让我大为兴奋。自从五岁那年与父母、外婆生活了两个月后，我对家有了概念：妈妈给我买各种好吃的、玩具，并用彩带给我扎辫子；我可以拉着爸爸的双手踩在他脚背上，按我的口令向前退后；外婆嘴里有说不完的鬼神故事，还在我的手绢上绣花，棉衣内缝一个精巧的小包；我也不会被强求每天一早到院子里跑步，中午必须午睡等等。
在与父母最初的陌生消失后，温暖和幸福簇拥着我，可这一切只维持了两个月，我又被送幼儿园。在被隔离的三天里，我满脑子都是去西藏找妈妈的念头。另一间屋里，一个男孩声嘶力竭地哭喊，由高亢到沙哑，最后直至无声。这更加强了我这一意念。
那时凡是被送回来的孩子必须单独隔离三天，观察是否患病，以免传染其他孩子。可被关隔离室的孩子大都会萌发去西藏找妈妈爸爸的念头，个别的甚至付诸行动。幼儿园的大门总是锁着，并有人看守，大约就是担心孩子偷跑出去。
能有一个地洞去西藏，并且不被老师发现有多好！共同的心愿让我与姐姐成了好朋友，从此经常背着同学来这里用瓦片树枝挖坑，离开时还要做好伪装，以免被人发现：先横插一些树枝，再在上面放几张纸，最后洒上一层薄薄的沙土，远远看去与周围没有区别。
可是好景不长。一天我们正在午睡，忽听到楼下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我跑下楼，一下惊呆了！弟弟不知何时从老师眼皮下逃出寝室，东游西荡间，见一辆运煤炭的卡车停在锅炉房边，弟弟大约以为司机不在，便想爬到车上。哪知司机就在驾驶室里。四下安静，正是学生午睡时间，司机没有料到后面有人，反光镜也看不到。便启动了汽车，并往后倒车，准备掉头离开。正在爬车的弟弟被摔下来，后退的车轮从他头上碾过……
老师全身瑟瑟发抖，她的哭声瞬间传染给大家，顿时哭声一片。慌乱中来了许多老师，他们用草席盖住弟弟的遗体，拉扯着把我们送回房间。那一夜寝室里的小朋友都在哭，哭累了又睡，被噩梦惊醒后再哭。此后很长时间，孩子们都不敢靠近出事的地方，一到晚上就会想起弟弟死去的惨状，鲜血似乎弥漫了楼道，就连平时逞强好胜的孩子，上厕所也低声下气地求同学陪同。
弟弟的爸爸妈妈很快来到学校。那天，我看见姐姐的爸爸妈妈在办公室与学校领导说话，爸爸边说边抹眼泪，妈妈一直在哭，隔着玻璃我什么也听不见。姐姐看见我，出来拉着我说：“爸爸妈妈要带我去西藏了。”弟弟的死换来她与父母的团聚，我竞有些羡慕。姐姐安慰我说：“我到了西藏就叫你妈妈来接你！”我万分欣喜，并与她拉钩约定。
在处理完儿子的事后，姐姐的爸爸妈妈为女儿办了转学手续。分别的那天，我眼巴巴地看着姐姐牵着爸爸妈妈的手离开。我与几个小朋友一直紧跟到大门口。忽然一个小朋友跑上前央求道：“叔叔，阿姨，你叫我妈妈也来接我吧，他们也在西藏！”我事先忍不住把姐姐要叫我妈妈来接我的消息告诉了她，她早已按捺不住。
身着军装的叔叔俯下身子问：“你爸爸在西藏哪里？部队番号是什么？”
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孩子一下都傻了。番号为何物？西藏还有“哪里”？莫非找不到？姐姐的妈妈在一旁早已忍不住，一下搂住我们几个孩子泣不成声。
姐姐走了，从此音讯渺无。
一年后爸爸带我去了拉萨。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半夜上厕所时，无意间看到我坐在床上哭泣。他原本打算第二天送我回八一小学，然后自己乘车返回西藏。为了这个临时的决定，爸爸第二天一早就带我去缝纫店做棉衣棉裤，又去买帽子围巾等物品，并购买了我们两人去拉萨的飞机票。那是1968年，乘飞机是件奢侈的事，小孩乘坐一次伊尔-18客机的花费相当于内地一般人三个月的工资。
我到拉萨后的一天，与妈妈谈起八一小学的事，并说很想找到姐姐。妈妈问我她爸爸在哪里？部队番号是多少？又是番号，还有“哪里”！我又一次懵了。后来在妈妈的讲解中我才知道西藏是多么辽阔，没有地址、部队番号和姓名。要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
在拉萨生活了将近一年，我始终不太适应，头痛、胸闷、肚子痛……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道：“高原性心脏病，速乘飞机内送”。我只好飞回四川。
那时我便隐约知道，以后不能再去西藏了。
后来母亲被诊断患心脏病、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征……医生说很大程度是由于在高原时间太长所致。
而西藏给我的负面影响远非这些。因为我在八一小学的经历，母亲不忍另外两个孩子再孤单无助，四处求亲戚帮助抚养。最后弟弟托给我的表叔表娘。表叔姓俞，有一儿一女，所以弟弟小时候一直称自己是“俞三娃”，叫表叔表娘“爸爸”“妈妈”。妹妹托给姨妈，妹妹以后便随姨妈的女儿叫我母亲为“二保保”，称姨妈夫妻为爸爸妈妈。
我们一家五口分散在五个不同的地方，每一次见面都很生疏，父母悲喜交加，孩子们则有些惶惶不安。我参军时母亲只提了一个要求：不去西藏。爸爸也默许。体检时心脏二级杂音险些使我与军装失之交臂，我明白这大约是西藏留给我的烙印，也提醒我不能再去高原。
我复员后，母亲的一位朋友万分热情地给我介绍男朋友。一听说对方在西藏部队，我不假思索就拒绝了，我不想重复父母的经历。后来，为了不让母亲太难堪，我答应去见一面，出门前翻箱倒柜找了一件皱巴巴的、多年不用的旧衣服穿上，到达后冷着脸应付了几句就告辞。可怜那个年轻的军官跟在后面嗫嚅，我心里嘀咕：我才不会再去西藏，我也不会等在西藏的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莫名的力量，把我心中一道道与西藏的阻隔逐渐融化。也许是母亲晚年对西藏的怀念，也许是父亲长篇的回忆，还有自己对西藏认知的加深，以及种种与藏地的因缘聚合。我决定重走藏区。
我小心翼翼，试探着前行，不想这一走便一发不可收拾！出发时完全没有料到航程会把自己带得那么远。我先后十多次进入藏区，行程数万公里，一步步深入，发现西藏竟然那么丰富，那么神奇，让人流连忘返。自己的身体也奇迹般地适应了高原气候，海拔3000米，海拔4000米，海拔5000米，海拔6000米以上。当我到达海拔5400多米的珠峰1号营地时，回想医嘱“高原性心脏病，速乘飞机内送”，心里卷起绵长的感叹。高山雪峰唤起了积淀在我血液中的西藏情结，我与西藏彼此接纳。
此后，在我先后完成六部长篇文学作品中，有两部与藏地有关：《藏地八千里》《藏茶秘事》。
探索发现的旅途虽然充满艰难，却不时闻到极致的芬芳，叩问已被淹没的历史玄秘、神奇文化，生命也因此精彩丰富。
2014年，我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派，到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定点深入生活。今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筛选，确定了50名作家到各地农村、企业、牧区、林区、少数民族自治区等定点深入生活。我作为四川省惟一一位入选作家，被派到藏区定点深入生活，不能不再次说明我与藏地确实有着特殊的缘分！
每一部新作出版，我都会带上一本书和一束鲜花去母亲的墓地，与她分享书里书外的纷繁人生。
2014年5月
我曾多次在黄昏的风中仰望布达拉宫，也曾踏着夕阳行走草原，还在凛冽寒风中翻越大雪山，于夜色中倾听梵音鼓声。其实，这些景象在童年就印在我脑海里。然而当我成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发现那些留在脑海深处的记忆，已经转化为难以割舍的藏地情结。于是，童年，历史，以及许多难以言说的原因，使我不但十多次进藏，还深入到许多边远偏僻的角落。
2011年第一部《藏地八千里》出版后，我原本打算暂时不再进藏，毕竟长途颠簸和高原采访是件十分辛苦劳累的事。我也想集中精力完成长篇历史小说《藏茶秘事》和散文集《即将消失的文明》两本书稿。可是不少朋友和读者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希望能读到《藏地八千里》的续集，从中更多地了解西藏不为人知的故事。于是，我在前两部书出版后，又于2013年9月再次踏上去西藏的旅途。
这次进藏，是由川藏线进，绕滇藏线返回，沿途我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官员、驴友、农夫、牧民、喇嘛、活佛，还有94岁的老修女、麻风村的志愿者、红顶藏商邦达昌的后人等。我分享着他们老年、中年、少年不同的人生，聆听那些书本中不曾记载的历史，颠簸劳累的日子也变得有滋有味。
我深深地感受到藏地的神奇不仅在于极强的反差——世界上最美丽的风光与最恶劣的气候，还在于一些神秘、奇异、匪夷所思的人文景观。比如树葬，一个令多数人感到陌生的词汇，过去我只在民族学研究资料上得窥一二，一直心存疑问。这次到藏区实地进入树葬林，并与守护树葬林中遗骨的僧侣交谈后，我才对这种古老习俗有了深入的了解，也对生与死、灵与肉有了新的认识。
又如，在墨脱的经历亦令我印象深刻。墨脱地处世界上地质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地震、塌方、滑坡、泥石流频发，加之潮湿多雨，2013年10月才基本通车，是全国最后通车的一个县，被称为“高原孤岛”。在墨脱，20世纪50年代初商贩还是用鸡蛋壳做量器。我去时墨脱还未正式通车，一路上不断风闻当地“下毒”之事，其手段和方式与往昔南方某些部族的“下蛊”相似。我在满腹疑惑中行走，到了县城，去了背崩乡，还拜访了乡间的门巴族、珞巴族，我发现真切的人生旅途，会给历。史与传说增添不少声色和情致。
我每次在去藏区的途中给父亲通电话，他都会提到一些我从未听闻的往事。我的行程再次唤起他大脑深处的记忆，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他在扎木、边坝剿匪的生死经历：饥饿，寒冷，激战，与死神不期商遇的奋力抗争。对照父亲的讲述实地行走，我终于明白他豁达的人生态度是如何修炼而来的。那些生死经历，那些危险和绝境中蕴藏的希望和奇迹，改变了他对生命的认知。前不久他手腕上长了一个小瘤子，他独自到医院手术后才告诉我们。问他为什么事先不说，或者让子女陪同？他不以为然，说这是小菜一碟。父亲今年已88岁高龄，然而当我看到他绘制的边坝咚达西战斗示意图时，我似乎懂得了他的深邃，他的青春。而这些是在书斋里永远学不到的。
这部《藏地八千里》是上一部的延伸和扩展，也是我关于藏地的第三部文学作品。
藏地，那些令人惊叹的故事，也许我还会再续！
2014年1月
《藏地八千里(2)》是游记类随笔文集。作者徐杉以其行程为线索，主要记叙了在四川的理塘和巴塘，西藏的芒康、波密和墨脱，以及滇藏接壤的盐井、德钦等地的经历。全书记录当地风土人文，描写祖国大好河山，记载不同文化在该地区的交融与相互影响。
这部《藏地八千里(2)》是上一部的延伸和扩展，也是徐杉关于藏地的第三部文学作品。
这次进藏，是由川藏线进，绕滇藏线返回，沿途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官员、驴友、农夫、牧民、喇嘛、活佛，还有94岁的老修女、麻风村的志愿者、红顶藏商邦达昌的后人等。书中分享了他们老年、中年、少年不同的人生，聆听那些书本中不曾记载的历史，颠簸劳累的日子也变得有滋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