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影随形(李文化的电影世界)》为著名电影摄影师、导演李文化的自述作文、经刘澍编撰而成的一部人物传记。主要讲述了李文化的青少年时代逐步成长为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继而又成为故事片摄影师，最后又成为电影导演的一生。书中还附有李文化的同事好友、亲戚学生对其深深怀念的文章。

在中国电影界同时代的导演队伍中，像李文化这样从摄影师转行到导演岗位的人员并不罕见，但像他这样随着时代大环境应运而生的多种不同题材与种类艺术风格既想到关联又各自泾渭分明的导演，简直是凤毛麟角。从李文化执导的一系列非常规电影，我们就不难看出他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无法深深烙上时代的鲜明痕迹。

翻开这本由刘澍编著的《如影随形(李文化的电影世界)》，犹如走进这位著名电影人时而静如处子时而波涌浪卷的电影世界，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莫过于他独家揭秘和披露的许多影坛秘闻，譬如“文艺旗手”江青为什么会对故事影片《早春二月》又爱又恨？为何在“文革”运动作为重点批判的“大麦草”而又意外地启用担任该片摄影的李文化？1965年版的故事影片《南海长城》几经波折，最后这部江青指定和亲自主抓的“样板电影”为什么最终还是胎死腹中？革命样板戏是怎样在江青的操纵下，在“还原舞台，高出舞台”的双重矛盾和巨大压力下如何搬上银幕、拍成艺术片的？一卦“上书信”如何打动时任中央要职的胡耀邦，并为其定性“阴谋电影”的《反击》亲自过问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李文化所拍过的电影，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他用自身书写的电影人生，在浓缩新中国电影某一个阶段发展历程的同时，也无形地折射出中国政坛几十年来的风云变幻。这就是李文化和他的电影与众不同的根本存在。

序

第一部分 光影闪回

第二部分 青少年时代

第三部分 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的岁月

第四部分 故事片摄影师的年代

第五部分 政治电影导演生涯

第六部分 武打片——电影商业化风潮

第七部分 同行情深

第八部分 夕阳无限好

第九部分 深情的怀念

后记

屋前山坡上，有一棵高大的菠萝树，老得不知道年龄。每逢春夏秋季，鸟儿在树上不停地唧唧喳喳；到了冬天，就只剩下橙黄色的大手掌般的枯叶在瑟缩抖动。这树上还住着蛇，这里的老乡管它叫“长仙”，敬奉它如神灵。看见蛇在树上攀缘，人们立即磕头跪拜。树的枝丫上常年挂着红布和匾，表示对“长仙”和神树的敬畏之情。

每到傍晚，村里往往会传来拨浪鼓的咚咚声。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一来，就招得孩子们围着担子转。担子的一头是针头线脑儿，一头是烧饼、糖、花生之类的吃食。这时，年幼的我就会蹒跚着小腿过来，一边小心地把一个铜板递给货郎，一边好奇地盯着这个远道来的过客。货郎往孩子兜里抓上一大把瓜子，憨憨地笑笑，又挑起担子前行了。

打小我就经常自己待着，一颗颗地嗑倭瓜子。小嘴挺麻利，偏喜欢从瓜子儿钝圆的屁股那头嗑开，然后把一颗颗瓜子仁摞成小堆儿。一边嗑，一边满意地欣赏自己的作品。有一次，姐姐顺手抓了两个瓜子仁放到嘴里，我见状便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姐姐忙嗑了几个瓜子还我，我不干，因为姐姐给的瓜子是从尖头嗑出来的，哪能要这个呢？我只管闭着眼号啕大哭。母亲气得把我一把扯过去，照着屁股就是两巴掌。我趔趄着硬是找到原来站立的两个脚印，严丝合缝地把脚放在里面，照旧哭闹不止。这种情景让母亲哭笑不得：“真是个小撅把头子！”

所谓“三岁看大”，我从小显露的倔脾气，或许成为以后事业成功的性格因素，也是造成我未来生活历程坎坷的原因。

母亲是个大气的女子，宽脸盘，自然脚(没裹小脚)。常年生病的父亲总是在床上“嘿嘿”地咳嗽。家里没有壮劳力，全靠母亲操持家务照顾父亲。母亲最喜欢孩子读书，她常常念叨着：“我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学。”

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个小弟弟生下来没几天就夭折了，母亲却仍旧有奶水，便常常撩起衣服把奶头塞到我的嘴里。村里人说：“金水银水换不出奶水。”村里的小孩都不敢惹我，大家都传说：“李文秀是吃接奶的，力气大，惹不得。”

父亲身材臃肿，矮，腰板粗，黑脸皮。他曾经是个壮劳力，在山头干活一干一整天不在话下。中午经常没有饭吃，饿了就习惯顺山坡倒躺，几乎是头朝下。这种姿势称为“倒空”，据他说，这样胃里就会舒服一点儿。

父亲经常在山上找一种叫黄精的草药，块茎，毛茸茸，里面肉乎乎、面嘟嘟的，口味像土豆。他经常刨来在水里煮，晾成干儿，有时候饿得来不及煮熟，吃了生的，就会口吐白沫。

有一次，关姓地主收租，但家里粮食见了底，实在拿不出什么。地主瞪了眼睛，不容分说，就朝父亲踹过来……

长年累月的累、饿，使父亲得了痨病，他不停地咳嗽、吐痰。每次还没到家门口，就听到父亲嗓子里连续发出来沉重的“嗯——嗯——”的声音。

中国农村一直缺医少药，何况是地处穷乡僻壤的小山村。

东家西家的伯伯婶婶犯病了，心急火燎的大人一把拉过正在一边玩耍的我，也不管愿意不愿意，放个钵盂在地上，指着我的开裆裤，然后手指划过一道弧线到下面的钵盂，干脆地说一个字：“尿！”于是，我就乖乖地把尿撒在面前的钵盂里，童子尿被人们掺上草木灰用来治病。

父亲曾经病重，眼睛发直，什么也不会说了。忙请村头的全大妈来叼仙。巫婆唱唱跳跳，嘴巴撅得老高，上下两片嘴唇颤动着，手脚不停地舞动，但还是没有用。后来，请到后山的另一个巫师，没唱没跳，坐下来一号脉，说：“七个大枣、七个干草结、七个锁头上的七把钥匙放在锅里一块儿熬了喝。”喝了这个汤，父亲出了一场透汗，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父亲在艰难地挨着，穷，没钱买药看病，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山上的老爷庙祭拜。

长长的山路，我就跟在母亲身旁，一步一跪一磕头。沿着山路到山头，不知道要磕多少头。为了父亲平安，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庙里上香、祭拜了。在十里八乡的老百姓心中，向施公许愿是最灵验的。施公庙里长年香火鼎盛，这里供奉着施公像，塑像旁边站立的是黄天霸。传说中，施公是一个清明如镜、清廉如水、料事如神、除暴安良、执法如山、为民申冤的清官，黄天霸的名字从那时起就深深地印在我心灵的底板上。后来，这底板变成了被称为中国武侠片的电影《金镖黄天霸》。

P23-24

难忘的合作

马林发

当我听到李文化同志去世的消息，我一下子惊呆了，一个为革命事业付出那么多、在影坛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更是我们同学们引以为豪的人，就这么悄悄地走了，怎么不让人感到惋惜和悲痛！

李文化同志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冒着生命的危险，亲历前线拍下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到电影学院学习期间。又是那么专心致志地渴求新的理论学习。毕业后拍摄了许多影视作品。他在北影，我在上影，南北两地，虽然平时往来并不多，但都通过各自的作品在默默地交流着。我们上影的摄影师们都很羡慕他，公认他的摄影师那么的出色，改做导演后又是那么的得心应手，成绩不凡。说真的，我们上影的摄影师们也有想改任导演的想法，但这个愿望却始终未能达到。

说起我们这个同行来，我最欣赏李文化拍的《早春二月》，他把摄影艺术发挥得是那样的淋漓尽致，江南独特的自然景色把演员们的精湛表演融为一体，饱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

我与李文化同志有幸合作了一部《海囚》的电影，记得那是1981年的夏天，他突然到我们办公室来说：“我正找你，借你到北影去拍一部戏，们徐桑楚厂长已经答应了。”当时我一无所知，去问了徐厂长，厂长说：“这小子耍小聪明，我只是说考虑考虑，他倒已经造成了既定事实的结果。”我心里想，我们曾经是电影学院的老同学，他是念旧情，那时候他刚从摄影改行导演，想借此时机跟我有一次艺术合作，我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也应该好好帮帮他，当然是一口应允下来。

《海囚》的外景地在厦门，借了一条大轮船，在船舱里做了布景。拍摄时正值盛夏，船舱里又闷又热，再加上许多盏上千度的照明灯散发的热量，那滋味真不好受。为了赶任务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每天工作结束后，都感到浑身乏力，肚子虽然饿，但连饭都不想吃。虽说条件很艰苦，但全组同志在李文化的调令和身先士卒的鼓舞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重重障碍，一天天地朝前进展着。由于赶任务，镜头分得很碎，全剧一千多个镜头，势必要求我们每天拍完二三十个镜头，否则是完不成任务的。在全组同志的密切配合下，拍摄的进度很快，不仅每天完成了二三十个镜头指标，而且最快时拍过四十几个镜头。虽说这其中也出现过一些不和谐的事情，但在李文化足智多谋、临场发挥的调度和指挥下，拍摄进度并没有因此耽误。我们决不是追求快而忽视了质量，整部戏的质量还是达到了要求，最使全组高兴的是一千多个镜头中没有补拍过一个镜头，实属罕见。李文化说《海囚》是他最喜爱的一部，我也跟他一样，很喜爱这部我们用心血铸造出来的这部作品。

通过这次难得的合作过程中，我从李文化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他的厚道为人和平等待人，还有他的“拼命三郎”的工作精神，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痛惜他走的过早了！然而，他高尚的艺德连同他的优秀电影作品，将会根植于我们电影人和广大观众的心田，永远，永远！

艺术家的足迹

——记李文化同志

都郁

那还是在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年代。一架“独眼龙”摄影机的马达不停地转着，突然，一颗炮弹落下，掀起老高的土柱，年轻的摄影师被土浪颠起又落下，他怀里仍牢牢地抱着他的武器——摄影机；五十年代初，在朝鲜、越南战场上，又是这位年轻摄影师，穿行在炮火硝烟之中，真实地记录了最可爱的人的英雄业绩，抢拍下了朝、越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珍贵历史画面；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位摄影师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记录下了我们祖国历史进程中许多宝贵的瞬间……

这位摄影师就是李文化同志。

李文化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工作者。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他一共拍摄了四十余部极有特色的新闻纪录片，荣获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新闻片一等奖。1955年，李文化被送进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修班学习，主攻故事片摄影理论。两年后毕业，他连续拍摄了《矿灯》、《粮食》、《五彩路》、《早春二月》、《千万不要忘记》等十多部故事片。

《早春二月》是李文化摄影艺术的高峰。如果你从他保存的二十多年的摄影设计资料看，会令你大吃一惊。他把每个镜头的机位、色调、气氛、艺术造型的构思，都十分准确地画出图来。在这部影片中，李文化在摄影处理上，以较浓的笔墨涂绘环境，以清淡的色彩描绘人物，用秀丽的景色烘托人物，使人物寓于景中，情景交融，形成了这部影片抒情诗般的格调。《早春二月》之所以成为国产影片的佳作，摄影师的功劳是不能遗忘的。

1971年，李文化开始担任故事片的导演工作。他编导的第一部故事片是《侦察兵》，由于特定时代造成的艺术上的窒息，这部影片的确存在着许多不足。《泪痕》是李文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首作。这部影片的剧本曾被人视为“平淡无奇”，几乎遭到了停拍的厄运。李文化以严肃的创作态度，挖掘原作中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从泪痕之中燃烧起来的对现在和未来火一般的热情，运用返璞归真、精雕细刻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感人肺腑，与人民共命运、同呼吸的县委书记朱克实的艺术形象。这部影片荣获了1979年优秀影片政府奖、百花奖最佳影片奖。1981年，李文化拍摄了以华工暴动为题材的故事片《海囚》，在这部影片中李文化倾注了浓烈的民族感情。影片通过唐金龙、张天乙、潘火狮、潘元坤、潘阿炳等华工同洋人的斗争，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侵略者面前不可辱不可欺的民族气节。在艺术处理上，李文化借鉴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刻画人物、表现事件的艺术处理方法，赋影片以浓郁的传奇色彩。整部影片节奏铿锵鲜明，画面丰富饱满。许多同志看完影片，称赞它中国味道足。《海囚》被北影全厂职工投票选为1981年北影优秀影片的首部。

从摄影师到导演，李文化在创作上经历了一段崎岖艰险的道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充满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和艺术激情。人们称赞李文化的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快，二是能吃苦。他导演的故事片，从准备到拍摄完成，时间很少超过半年。《泪痕》、《海囚》两部影片的分镜头工作，他只用了十几天就完成了。只要一接到本子，李文化就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他认真推敲，苦心钻研，对于每一个镜头的构图、调度、表演，都要在脑子里过一遍“小电影”。及至拍摄前，他早已胸有成竹，甚至在分镜头本不在手边的情况下，他也能把镜头之间的连接情况以及每一个镜头的具体内容背诵下来。到了拍摄现场，他以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指挥整个摄制组，甚至常常忘了休息，吃饭。李文化拍片子的拼搏精神，在电影图内是尽人皆知的。人们出于对他的赞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三不导演(不吃、不喝、不休息)。

李文化在结束短故事片《白鸽》拍摄以后，叉投入了《海囚》的续篇一反映华工在海外的遭遇和斗争的影片《异乡奇遇》的创作中去了。同时，他正在反复研读古典名著《水浒》；他有一个抱负，要在有生之年，把这部古典巨著搬上银幕。

有志者事竞成。愿李文化在向艺术高峰攀登的征程中，留下更为坚实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