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友情与一个家族的故事，跌宕大时代中的惜别惜聚！

文化沙龙主人宋淇的传奇一生，私家档案首次完整呈现！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是宋以朗围绕其父宋淇的一部口述史。宋淇（1919～1996），笔名林以亮，文化世家出身，是戏剧家宋春舫之子，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心得，宋淇一生在多种文化领域从事工作，并与多位文化名人有诸多交集，所以宋家保存了大量书信、照片等相关资料，作者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完成了这本书的叙述。还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戏剧、文学、翻译、电影的侧影，也为解读张爱玲及她晚年的生活和写作情况提供了独特视角。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是宋以朗围绕其父宋淇的一部传记。

宋淇（1919—1996），笔名林以亮等，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包括遗稿）交给宋淇、邝文美夫妇保管。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序

自序

卷上 茗香馀绪

 第一章 我的祖父宋春舫

家世与教育

春润庐的鸿儒们

青岛褐木庐

海洋科学奇缘

病逝与藏书去向

与毛姆谈戏剧

 第二章 宋淇与邝文美

宋淇的早年教育

曲折的大学生涯

燕京师友

搞话剧、办杂志

从商与南迁

洋进士邝富灼

邝家姊妹与宋美龄

 第三章 香港故事

初到香港

双双任职美国新闻处

进入电影圈

加入邵氏影业

我所认识的电影明星

因病退出电影圈

关于电影的两篇文章

任职香港中文大学

创办《文林》

晚年的生活与志愿

卷中 微言惟有故人知

 第四章 钱锺书

上海订交

与钱锺书通信

钱锺书的“呵呵”

文字游戏

论学评书

钱锺书与宋淇眼中的香港

钱锺书、杨绛与张爱玲

月旦文坛学界人物

 第五章 傅雷

是邻居，更是挚友

与傅雷通信始末

傅雷与宋家家事

傅雷评论张爱玲

《殷宝滟送花楼会》与傅雷情史

 第六章 吴兴华

博闻强记的天才

当吴兴华遇上钱锺书

谈文论艺

诗人生涯的尽头

《诗的教育》与“林以亮”之谜

卷下 半生缘未完

 第七章 结识与交往

张爱玲、夏志清与柳存仁

结识张爱玲

移民美国

英文写作与翻译

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

遗嘱与去世

晚年经济状况与遗物

 第八章 通信与作品

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

一个“一点都不美丽的误会”

有关《色，戒》的误会

《相见欢》究竟想说什么？

《上海懒汉》是《浮花浪蕊》的初稿？

 第九章 张爱玲出版史

上海篇

港台篇

《同学少年都不贱》解密

大陆篇

半生缘未完：遗作的出版

结语 宋淇见过徐志摩，我也遇上张爱玲

钱锺书的“呵呵”

1981年，钱先生去听傅聪的音乐会，对于音乐，他又有什么高见呢？先看看傅敏的回忆：“钱锺书先生还听过一次音乐会。那是在80年代北京的红塔礼堂，傅聪也参加了这次演出。‘前面是海顿的协奏曲，下半场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傅敏对当年的演奏曲目记忆犹新。钱先生说：‘你们这是对牛弹琴，我听不懂。’然而音乐会结束后，钱先生说：‘领唱的德文唱得不怎么样！’”（沉冰《听傅敏谈钱锺书先生》）

钱锺书寄给我父亲的信，说的也大同小异，但似乎更幽默：“春节前阿聪音乐会末次，弟已十余年不夜出，为之破例。畜牧学者言：向牛弹琴奏乐，可以增加乳量。自惭乃老公牛，对我弹琴，未见成效耳。”

《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曾说钱先生有股“痴气”。以下所述，大概也是他某种痴气的表现。1980年年底，我父亲寄了一些笔给钱锺书，杨绛回信，竟大爆他有咬笔的习惯，很孩子气：“锺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枝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

但父亲为什么要寄笔呢？原来是钱先生字迹太潦草，难以辨认，所以我父亲寄笔时附信说：“兹由平邮寄上小包一件。内有pilot原子笔成双，补充笔芯四枝，空邮信纸两册，信封两扎。因友人中多以先生来函太短，有时原子笔太化，字迹难以确认，而墨宝多数又为人所乐于影印流传。前曾嘱子建代奉笔一对，想已遗失，故特再行奉上，略表心意，正所谓纸短心长也。”

钱锺书收到纸笔和信，便这样回复：“弟性卞急，而来信须答者又夥，每信手拈败笔作书，累兄目力，疚愧之至，以后当力矫此习。”

在其后的一封信中，钱锺书更风趣地写他初用新信纸的感受：“今日即以惠赠佳笺作书，如走惯田间阡陌者，忽得从容雅步于上海滩柏油马路，既喜且慨，因跛腿汗脚不配践踏也！”

前面注释钱锺书的赠诗一节，我已提到他也有“王逢原的烦恼”，即受到络绎不绝的访客打扰。的确，钱锺书晚年的头号烦恼似乎就是复信。1983年11月22日，他致函我父亲大吐苦水：“弟去夏挂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棉薄，并作复书。”

我父亲向来足智多谋，居然想出“逐客书”一计，然后向钱锺书建议：“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中所附之影印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

但钱锺书回信谢绝了，倒也不“痴”：“倘以印就form（样式）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把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也。”

钱锺书的痴气，其实也有几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例如在1984年，他听说宋淇身体转佳，竟抓狂得连珠炮发，写了以下一大段话：“方正先生曾来书言，兄去秋以还，精力胜昔，治事为学，益复游刃有余，写之雀跃。虽兄荣获诺贝尔奖金，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或加冕为香港独立国王，不如此可喜可贺也。”

宋淇致钱锺书的最后一函，寄于1989年1月9日，共四页纸，内容重点有二：一是报告病况，二是谈及杨绛《洗澡》的读后感。至于钱锺书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

久阙音问，惟心香祝祷兄及美嫂身心康泰，无灾少病。贱恙承远注，并厚惠良药，感刻无已。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望能免于polypharmacy（治疗一种疾病时的复方用药）之害，而得收synergism（药力协同）之效。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Garbo（葛丽泰·嘉宝）“Iwanttobe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P105-109

这部书的缘起，始于2012年，当时《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联络我，希望我协助他们为先父宋淇做一个每周专题系列。我当下便问：“你们为什么对我父亲感兴趣呢？或者说，怎见得你们的读者会感兴趣呢？”他们答，因为我父亲在多个领域都颇有名气，但大众却对他认识不深。这也是实情。

对影迷来说，他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对张迷而言，他是张爱玲的好友兼顾问，多年来协助她写作和出书；在红学领域，他是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学家之一；在翻译界，别的不说，他早在米沃什（CzeslawMilosz）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别具慧眼译出《攻心记》（TheCaptiveMind，2013年简体中文版名为《被禁锢的头脑》），单此一事已足够令他声名鹊起。当然他的成就远不止此，不同的人会窥见他的不同面貌，但能一睹全豹的却绝无仅有。要令人们更了解他，显然需要一部传记。

然后我再问记者：“这每周专题将持续多久？”他们答，已准备连载廿周，每期有一整页的篇幅。我叫他们还是三思，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份商业性质的报纸居然会给这类专题这么多宝贵的版面，但他们十分坚定。就这样，宋淇系列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期刊于2012年9月4日的《南方都市报》，最后一期则是2013年8月27日，结果一年来总共刊出了四十二期，远超过他们预想的廿周。这系列文章就成为了本书的基础。

当初联络我时，《南方都市报》显然认为要认识宋淇，最好就是问他的儿子。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理想。我现在掌握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

首先是我自己的回忆，包括父亲和亲戚告诉我的家庭往事。然而在1968年，我十九岁时，已只身到澳洲留学，跟香港的双亲分隔两地，一直到2003年才回港定居。我年少时，父亲并没有告诉我很多他自己或家中的事。1985年，我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回港短住。其间跟父亲闲聊，最佳的话题似乎就是家族史了。但我不认为他讲的都真有其事，因为有些情节实在太耐人寻味，我觉得他自己在加油添醋。他在1996年去世，母亲则在2007年去世。其后，我拿这些故事向姐姐求证，她说大部分闻所未闻。现在，已没有谁可以再问了。早知如此，我当年便应该向父母查明个中曲折，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和很多口述史一样，我这里要复述的故事也难免真假夹杂。

其次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父亲写我祖父宋春舫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这类资料的问题是，尽管在个别事件或人物上提供了很多细节，但涵盖的范围太狭窄、太片面，不足以连成一篇完整的传记。

最后一种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通信数以百计。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们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信中便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以令我们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的理解。

以上几类资料无疑各有局限，但我也不得不用作本书的依据。有些事，如果我手头刚好有详细资料，我可以多说一点；如果我所知有限，我就没有什么可说。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觉得张爱玲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因为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跟她有关。实情不一定如此，只是张爱玲恰巧留下了大批书信，资料最多，所以篇幅便最多了。举个反例，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了十多年，这段日子不能说不重要，可惜我所知有限，也只能轻描淡写地带过。

另外，《南方都市报》刊出文章时，因版面所限而删减了部分内容，现在已逐一补入；我也稍为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如讨论《相见欢》的那篇和结语中的那个故事。原来有些较口语化的句子，我在书中也做了修订，力求风格一致。

但愿以上所述能解释明白这部书的来龙去脉。

本书得以出版，实有赖《南方都市报》协助，特别是记者陈晓勤，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