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
抗战初期，阎锡山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一方面是激于民族大义，而实质上也有个人的考虑，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住山西，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阎锡山对薄一波等山西新派的支持、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合作抗日，主要是想借共产党来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的悲观情绪逐渐增加，再加上国民党高层已经在酝酿和平妥协，阎锡山也产生了妥协投降let军的想法。打之1938年临汾失守前，阎锡山开始担忧起来：旧军战斗力低下，屡战屡败，越战越少；旧政权逐步瓦解，难于支撑；合作抗日后组建的新军却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部分新军甚至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越战越勇，不断壮大起来；不断被发动和武装的山西民众好像也更加赞成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民主政权深入人心，人民群众抗日热情与日俱增。阎锡山的主观思想渐渐由联共抗日、发展新军转变为排挤八路军和瓦解新军队伍。1938年7月阎锡山假借中央政府的名义，要求解散战动总会，遭到了续范亭和周恩来的反对，战动总会才暂时得以保留。但是，新军和牺盟会的迅速发展壮大已经让阎锡山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他在抗战道路上的阶级局限性日益显露。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召开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上，虽然讲了一些“抗战”“复兴’’的话，但实际上是在对他的军政干部进行思想动员，提出了“无条件存在”和“走上抗战最高峰”的口号，认为“抗战只是手段”，存在才是一切。为此，他曾对其心腹们说：“我们不能背上棺材抗战”，要学狡兔那样要有三窟，“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窿才能存在：第一个是日本人，第二个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现在“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人这个窟窿”。阎锡山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此种论断，都被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所揭穿和反对。但是，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而同日军谋求妥协的准备始终未停止过。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主张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实行民主，发动群众。阎锡山则是反对实行民主，取消民选县长、区长、村长及各县民意机关。他说：“政权是个刀把子，拿到我们手里可以统治人，拿到人民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行民主。”
为防止抗日民众动员瓦解自身的统治基础，阎锡山还反对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和自卫军等组织。他说：“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他们抗战到底，不听指挥)，不发动是个空子(又怕共产党来发动)，现在不是发动不发动的问题，而是掌握电鞭的问题(电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他之所以反对实行民主和发动群众，都是为了其对日妥协、消极抗战、保存实力着想。他又说：“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因此，阎锡山在感到抗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之后，就想对日妥协，因为在他认为为了生存，一切手段都是无可厚非的，也无所谓民族利益。因此，阎锡山在作这些准备的时候，表面上却未抛弃他抗战的形象，另一方面却与日军暗通款曲。如与日军秘密召开刘村会议和安平会议等会议。对于阎锡山的这种危险举动，山西抗日决死队(新军)的负责同志曾经一再指出：“我们来与你合作，是为了抗战到底，并不是为了投降妥协，任何人要投降妥协，我们就要反对。”因此，阎锡山视新军为他对日妥协的最大障碍。阎锡山运用多种方法都无法使得新军顺从他的妥协路线之后，便视新军为“叛军”，实行“讨伐”。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进攻日军，此举将使该部置身于日军和阎锡山两面夹击的境地。因此，第二纵队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便宣布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以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向山西省隰县和山西省孝义县一带的新军进攻。同年12月3日，王靖国的晋绥军第19军和陈长捷的晋绥军第6l军将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第196旅旅部包围，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苦战突围，部分转入晋西北。阎锡山随即袭击八路军后方医院，惨杀了山西省隰县等6个县的民主政府领导和牺盟会干部以及八路军一一五师伤病员1000余人。同时，阎锡山命令晋绥军赵承绶部进攻退往晋西北的抗日决死队和一一五师第三五八旅。在晋东南，晋绥军孙楚部暗中勾结日伪军，进攻抗日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600余人，绑架了1000余人。沁水县、阳城县、晋城县、浮山县和长治县等地的抗日政权被摧毁。同年12月4日，孙楚部进攻牺牲救国同盟会《新生报》报社，活埋编辑王良，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
……
P77-79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炸毁柳条湖段南满铁路，然后诬陷是中国东北军所为，随即向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驻地北大营进攻，史称“九一八事变”。由于南京政府和东北边防当局把日军的进攻误判为一般的局部挑衅，做出了“以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为原则的不抵抗政策。短短4个半月多，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东北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对上海闸北一带的进攻，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禁令，奋起抵抗。中共中央于1月31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号召士兵与革命民众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然而南京政府却与日本于5月5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划定上海为非军事区，中国从上海撤兵。此后，南京政府便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党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从此，南京政府对内镇压民主、对日妥协退让。
1933年1月起，日军进犯长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表示愿与各军队联合抗日。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一度组织长城抗战，然而最终以与日方签订《塘沽协定》告终。该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日军的侵略势力进逼华北。
1935年日本加紧分裂华北，策划五省自治，华北危机由此加剧。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的唆使下，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12月，察哈尔大半沦陷，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为反对南京政府对日的妥协退让，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分裂华北，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侵略，使得东北沦陷和华北特殊化，国内市场大大缩小，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日益不满南京政府消极被动的对日外交方针和对爱国运动的镇压，认为中国政府“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害民族的气节”。1936年1月，日本发布“广田三原则”，南京政府代表随即提出中日邦交必须首先从东北问题谈起，并且要确保中国对冀察和内蒙古的行政完整，谈判陷入僵局。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明确了对日妥协退让的最后限度。
中国共产党以及红军在长征途中时时关注国家的命运。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路线，加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进程。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该宣言呼吁各党派、各界、各军“真诚觉悟，首先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为此愿意与各界共商建立国防政府，并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参与抗战。《八一宣言》获得人民的广泛拥护。针对华北危局，12月17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936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遣军”东渡黄河，借道山西出兵华北对日作战。在遭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阻截后，5月，红军主动撤回陕北，希望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经过东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不仅深入山西民众，而且使阎锡山集团对中共的政治军事实力有了新的认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由此揭开了新局面。面临着日本图谋华北的局势，以及南京政府中央势力在山西的渗透，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山西地方当局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抗日救亡团体，并邀请中共北方局派员帮助其在山西建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为随即到来的抗战做准备。是年底，阎锡山在山西提出“联共守土抗战”的口号，山西抗日救亡形势得到了新的发展。
此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也获得了深入发展。1936年7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对日宣战。与此同时，“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在陕甘等地剿共连遭失败，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张学良也认为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中国永无复兴希望，中华民族的出路“唯有抗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9月，中共中央决定改“抗日反蒋”的方针为“逼蒋抗日”，张学良对此深表赞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与张学良分别代表红军与东北军在《抗日救国协定》上签字，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正式形成。同期，中共也开展了对杨虎城的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从此，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实现了初步联合。
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至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本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张、杨决定对蒋实行兵谏，使得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2月12日，张、杨扣押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说明兵谏原因，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工作下，国共双方达成六项协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年内战自此停止，全民族的抗战具备了现实可能。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商讨了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决定开放言论、集中人才、释放政治犯。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和蒋介石在西安、杭州和庐山举行三次谈判，敦促蒋介石履行其承诺的六项协定，早日实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接受的抗日联共政策。尽管国共双方未能达成实质性协议，但形势却不可逆转地向着有利于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方向发展，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提议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寇新进攻。7月15日，中共向南京政府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被迫在华中与华北两面抗战，8月22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红军改编命令。中国共产党为制定抗战方针与政策，推动全国抗战顺利进行，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任正副政治部主任。改编后，八路军立即开赴山西抗战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线西进开始进犯山西，先后攻陷天镇、阳高、大同等地。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中国守军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率领下，组织了晋北抗战，但在日军的多路进攻下，晋北各地先后陷于敌手。中国军队退守恒山内长城一线。9月，中共代表周恩来赶赴山西与阎锡山就合作抗战一事展开会谈。同期，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等人也与阎锡山具体会商八路军参战具体事项。月底，八路军一一五师日夜兼程赶赴晋东北灵丘地区参加平型关战役。9月25日在平型关截击日军板垣师团，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场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役在日军长驱直入、气焰骄横的形势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10月，日军突破山西内长城防线，阎锡山下令中国军队退守忻口一线拱卫太原。此时，南京政府派遣卫立煌率领中央军北上山西支援抗战，山西由此进入了共产党、国民党、阎锡山合作抗战的时期。自10月上旬开始，中国军队在忻口、太原一带狙击南下日军长达月余，树立了华北战场上战绩显著的国共合作典范，毙伤日军2万余人。10月底，由石家庄增援山西的日军攻陷娘子关，正太路相继失守，驻守太原的中国军队有被日军迂回包围的危险。11月8日，中国军队开始退出太原。从此，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规战争结束，阎锡山退守晋西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就如何在山西站稳脚跟，从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抗战一事，八路军总部决定：除聂荣臻部外，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转移至晋南汾河流域，一二O师在太原附近坚持游击战，并相机开辟晋西北根据地；一二九师转战晋东南地区，依托太行山开展敌后游击战。从此，中国共产党依托山西发动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抗日民主政权。如何在敌后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抗战，这不仅仅要抗击来自日军的扫荡，还要处理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摩擦，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扩大根据地建设。为此，中共依托山西的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并率先实行精兵简政，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加强基层建设，提高部队的效能，节约了人力物力，有效地克服了官僚主义，有力地加强了党的建设。从此，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日益壮大。
1940年夏季，在国际反法西斯势力万马齐喑之际，八路军总部下令主动发起以破袭正太铁路h开端的“百团大战”，至1941年1月结束，沉重打击了日军，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从此，日军只能龟缩在铁路和公路沿线的据点内。
从1942年4月起，山西各根据地遵照中央部署开始整风运动。山西地处抗战前沿，战事频繁、紧张，情况较为特殊，因前方战事不断，整风运动持续到1945年方告结束。根据地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源头上清算了“左倾”错误，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抗El战争的最后胜利做了重要准备。与此同时，为克服日军扫荡和封锁对根据地造成的极大破坏，山西各大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渡过了最困难时期，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山西为依托的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日益成为华北抗战的中流砥柱。他们在敌后浴血拼杀，不断收复失地，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大力协助下，于1945年8月赢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反抗外来入侵赢得的第一场伟大胜利。在这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包含着三晋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的光荣历史。这是一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一千多万山西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三晋儿女在战争中获得了新生，懂得了坚持光明的真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铭记这段历史，可以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山西依托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更是当代山西三千万儿女在党的领导下把山西建设好的强大精神动力。
郝平、周亚、李常宝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山西卷)》分为五章，囊括了从日军全面侵华到最终无条件投降山西军民各个面向的抗日实践，包括抗战时期发生在山西大地上的历次重要战役，如平型关大捷、忻口会战、中条山战役、百团大战等军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役。最后两章还重点讲述了中共在山西的根据地建设和历次反扫荡斗争，此书的出版对于我们重温抗战历史、铭记先贤功绩、珍惜当下光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郝平、周亚、李常宝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山西卷)》是一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一千多万山西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三晋儿女在战争中获得了新生，懂得了坚持光明的真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铭记这段历史，可以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山西依托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更是当代山西三千万儿女在党的领导下把山西建设好的强大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