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著的《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沿袭“民国清流”系列图书风格，承接时间顺序（1917年至1936年），呈现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时期悲壮的文化景观。“民族”“救亡”激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界空前统一，胡适、郁达夫、张恨水、老舍、梁漱溟、茅盾、吴宓、沈从文、赵树理、萧军、丁玲、郑振铎、马寅初等文化人自觉站在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演绎了一部壮烈激越的抗战史诗。

汪兆骞著的《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系民国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四。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的风格，承接前三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36年)，呈现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时期悲壮而惨烈的文化景观。

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民国知识分子自觉站在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演绎了一部壮烈激越的抗战史诗。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在沦陷区，抑或上海的“孤岛”，“民族”“救亡”的主流都激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让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界空前统一。胡适、郁达夫、老舍、沈从文、梁漱溟、茅盾、张恨水、闻一多、郑振铎、马寅初、陈寅恪、吴宓、赵树理、丁玲、萧军等，做着他们认为文人应当做的事情，在抗日救国的路上披肝沥胆，以各自的姿态，演绎着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与担当。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书写被遮蔽的历史，刻画真实生动而丰富的人物命运，立体式地彰显了民国大师们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第一章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拉开序幕；胡适提出不要放弃河北；郁达夫、

 李叔同、张恨水、老舍担起民族救亡的使命

 “为谁万里御风行”一一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出访砍美五十一天，作

 五十六次演说了

 “燕山柳色太凄迷”一一躲在苦雨斋观望的周作人

 “云何色殷红”一一弘一大师“为护法故，不怕炮弹”

 “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一一郭沫若、田汉参与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百城沦陷；汪精卫叛国投敌；名校南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建；

 粱漱溟、周扬、徐懋庸来到延安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一一胡适就任中国驻美大使首战

 告捷

 “中国的甘地”梁漱溟赴延安访毛泽东

 “为全节概而免祸累”一一陈寅恪在香港宁死不事倭督和汪伪

 周扬、冯雪峰、徐懋庸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第三章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国共摩擦加剧；吴佩孚拒绝汪伪邀请；周作人沦为汉奸；张爱玲、

 苏青和邵洵关与“孤岛文学”

 “一生真伪有谁知”一一方圓、冰炭集于一身的周作人

 “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一一写得一手漂亮小说的

 张资平

 “孤岛”中的张爱玲、苏青和邵洵美

第四章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茅盾到

 延安；吴宓讲授《红楼梦》；老舍别妇抛雏，走上抗日征程

 巴金说，“其实我并不理解他”一一抗日战争中的茅盾

 “聊报国家于万一”一一张恨水改写抗战小说

 “血若停流定是灰”一一老舍别妇抛雏，走上抗战征程

 “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一一对政治一向有兴趣的文人梁实秋

第五章 民国三十年(1941年)

 民国教育文化大迁徙已过去四年；全国文化精英、作家、学者与亟待

 学成救国的青年学子云集于西南地区

 《长河》是抗战文学最精彩的收获之一一一沈从文在西南联大

 “我想就是‘不苟’二字”一一从日记中看“不苟”的爱国文人

 吴宓

 被史学家忽略的文学批评家一一因毛公鼎改变人生的叶公超

 文学批评的一股理性冷峻之风一一施蛰存的文艺批评

 “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一一尺长白髯飘飞的冯友兰

第六章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中关英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赵树理创作的

 小说是解放区文艺最杰出的代表

 “搞到不让他吃公粮”一一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一一萧红从荒原走向世界

 “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一一丁玲是座谈会

 重要人物

 王实味、吴奚如的冤案

 受邀请而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一一“狂人”高长虹

 “一手攥笔杆，一手握驴鞭”的作家一一赵树理的小说是《讲话》

 后的最重要收获

第七章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郑振铎抢救珍贵文化典籍；马寅初剑指

 四大家族；郁达夫为国献身；叶圣陶、李劫人等给历史留下几个真实的

 镜头

 “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一郑振铎在沦陷的上海抢救珍贵

 典籍

 “敢言敢怒见精神”一一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下的马寅初

 “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一一郁达夫的抗战生涯

 “相濡以沫沫成海”一一珍视友谊并为抗击侵略者的壮丽年代留下

 几个真实镜头的叶圣陶、李劫人等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从文章口气来看，不完全是郭沫若个人劝勉周作人离开北平。他与周作人之私交，远未到彼此可交心的程度。有材料证明，冯雪峰在抗战前夕有意让周作人接近左翼作家，并隐约表示让周建人接近其兄周作人，做争取工作。在冯雪峰眼里，仅凭《谈龙集》等文章，就可判定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作家，鲁迅去世后，周作人的学识、文章，无人可与之相比。周作人虽不是一个积极的人，却头脑冷静、眼光敏捷，他以“人的文学”口号，为新文学铺路，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大师之一。当然，周建人也没有忘记鲁迅的临终嘱托，希望周作人到南方来。于是，周建人真的写信给二哥周作人，恳请他到上海。但周作人未子理睬。郭沫若和冯雪峰对周作人的看法，有其代表性，但文协尚未成立，谁让郭沫若写《国难声中怀知堂》，成了一桩悬案。

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对郭沫若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解读：

在郭沫若所特有的夸饰的语言中，仍然可以感到一种真诚的，急切的，也许是过于天真的期待一一这是处于突然降，临的灾难中，有些不知所措的，迫切需要新的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

周作人尽管早已躲进苦雨斋，放弃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毕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文学作品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特别是他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使他无法避免成为当时中曰各方政治力量可资利用的政治筹码这一宿命。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其夸饰性的语言掩盖不了其动机，那就是争取周作人莫忘祖国，使他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的确，当时中国文坛人才济济、学人跄跄，派别林立，左联、自由主义作家论争不休，而周作人是各派作家、学人都可接受的人物。由他出面，或可消弭各派的对立，组成文化界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此刻，全体知识分子都在注视着八道湾十一号的周作人。

沉默了多曰后，我们终于听到周作人的声音。8月至9月，周作人给《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写了几封信。11月1曰，《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醒目标题，发表了周作人分别写于8月6曰、8月20曰和9月20曰的三封信。

从未发表的周作人于8月25曰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得知，周作人读到了陶亢德转寄的郭沫若的信函。读后云：

鼎堂(郭沫若一一引者)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

有人说，周作人此语，证明他已“感到了郭沫若文章所代表的舆论的期待的压力”。这一说法是不错的。而“但不敢不勉耳”句，也传递出他要勉励自己，不让大家失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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