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真是段黑暗的日子。

王：鼠疫初期，死了人，家里人都会大哭一番，后来家里死了人也不哭了，为啥？怕日本鬼子听到了拉去解剖做实验。所以，很多人看到家里人死了，赶紧抬到田野去埋掉，挖个坑，埋进去，用泥土填平。如果做座坟墓的话，日本鬼子看到了就会掘坟挖尸，拿去解剖做实验的。

赵：王老，日军烧毁你们村庄那天的情形，您还记得吗？

王：记得记得，这怎么能忘得掉！1942年11月18日，日本鬼子把我们村所有人都集中到小山坡上去。那块小山坡实际上是晒场，晒稻谷用的。那天一早，很多人还在睡觉，100多个日本鬼子冲进村来，敲门砸户，把我们从睡梦中吵醒，硬把我们从被窝里赶起来，要我们全部都到小山坡上去集中。他们把我们包围起来，不准走出去。那天，在崇山村小山坡上，日本鬼子四挺机枪架起来，还有不少日本鬼子拿着刺刀站岗。小山坡的最高处还有一挺重机枪架在那里。他们怕外面有人冲进来。这一天呢，我看到大家都这么严肃，这么可怕，不知道日本鬼子又要搞什么名堂。大家都提心吊胆，看看村里所有人都到小山坡上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恶果。日本鬼子分三路进到村里，从碑塘边、聚奎祠、松树厅三个部位，纵火烧屋。他们先是用村民们的稻草作为引火柴，但高大的祠堂与厅堂不易着火，他们就用烧夷弹打，枪弹打到哪里，火就烧到哪里。不多时，全村就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那天有风，火势猛烈，一下子就连成一片火海了。山坡是最高的，大家都能看到自己的家被火烧起来了，那些当家人都是跳起来哭的啦，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劳动所得的房产、财产毁于一旦！怎么能不哭呢！那时候，村民与孩子们的哭声、日本鬼子的枪声与骂声、房子烧起来的爆炸声、木头的爆裂声、房屋的倒塌声混成一片。村民们撕心裂肺、捶胸顿足地叫喊，日本鬼子不让我们哭，用刀枪戳过来威胁大家。两百多户人家都已死了很多人，现在房子又被日本鬼子烧掉了，穿的衣服都在房子里被烧掉了，只有穿在身上那一套衣服，所有的粮食、家畜以及财产都被烧掉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有的人因为愤激过度，一气一急，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王老说到这里，激愤落泪，语噎良久）。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他们就在我的面前倒下去，死掉了。有个青年叫王荣森，看到自己家的五间房子冒烟了，火一下子蹿上来了，火势很猛。他就不管日本鬼子的包围，冲出去救火，到家里拿来两只水桶，从水塘里舀起来两桶水去救火。日本鬼子举起枪，“啪”地一枪，打中他的水桶，水就哗哗哗地流出来。这位青年不管水桶漏水，还是抓起来去救火。日本鬼子又朝他打了一枪，把他的一只手打断了。日本鬼子不把你人打死，只打断你的手，不准你去救火。结果呢，他的手被打断了，人一软，就跌倒了。  赵：王老，那天您在山坡上吗？

王：在呀，当然在。大人都被赶到山坡上了，小孩子自然也跟着去。我父亲出来时，躲在一个弄堂里，没有去山背上。我当时在山背上看来看去没有看到父母，内心很着急。我父亲知道日本鬼子不会干好事的，知道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把我们都赶到山坡上去，所以他躲起来。因为我是小孩，日本鬼子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当时我父亲不知道日本鬼子是来烧房子的，只知道他们一定要搞什么花头！后来，日本鬼子来村里烧房子，我父亲还抢出来两只箱子，是放衣服用的，那是我母亲出嫁时嫁过来的嫁妆！其他村民都已经被日本鬼子包围起来，没有办法抢出家中的财产，连一根稻草都没有抢出来。还有一个青年叫王荣棋，天还没亮就到田畈去了，后来看到村庄烧起来了，天空都变黑了，烟雾被风吹到南边去，南边好多村庄都被烟雾盖掉了。他就拿了一把锄头，跑回家里来。日本鬼子以为他来救火的，就“嘣”地一枪，打中了他的大腿。他一跌，就躺在地上，鲜血直流，一大摊血流在地上，他就走不到家里去了，他就这样躺在地上，想起起不来，想走走不掉，好可怜……就这样，日本鬼子武力阻止村民去救火，村民再也不敢冲出去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房子一间间被烧掉，木头爆炸的声音很响，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村民们跳起来哭叫，日本鬼子就开枪，四面八方都开枪，不让他们叫、不让他们哭。那天真是天昏地黑啦！就像在地狱里面一样可怕。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包围我们的日本鬼子撤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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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请允许我先向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死难的同胞们鞠三个躬！献上一束心花，以表我无尽的哀思！虽然过去了70余年，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但我在采访与撰写此书的过程当中，为他们流了无数次眼泪！可以这么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流过这么多的眼泪！

我在大学时代读的就是历史专业，我知道历史虽然是过去了的事情，有些事情是可以重温的，有些事情不值得重温；有些事情是颇堪玩味的；有些事情是不堪回首的；有些事情是可以淡忘的，而有些事情却必须牢记！

对，有些事情是必须牢记的，譬如日军细菌战这件事情。在我以往所读的历史书中，对于抗日战争这段历史，记载得不甚详尽，更多的是一些数字，譬如南京大屠杀中，我们死了多少同胞；某一场战役中，我们伤亡的人数是多少，等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些数字。所以，对于过往那些悲惨历史的具体细节不甚了解，也没有深入地去作调查研究。

特别惭愧的是，我是学历史出身的，但一直没有被历史中的某些东西灼伤过、刺痛过、击昏过。现在才知道，我根本没有把历史读懂、读通，因为我一直行走在历史的表面，连深刻一点的脚印都没有留下。我惭愧，我没有资格说自己是读历史出身的，没有！

我承认，我对历史一窍不通！而我现在深深地明白，被我们学生用来熟记并考试的历史课，根本就是本血泪账啊！我们捧在手里读了又读，翻了又翻，把它们背熟，然后去考试，考了个满分。于是，历史这门课就能得到一个字：优。于是，欢天喜地去庆祝！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惭愧极了，我的脸红起来，一时半会儿退不下去，我只好把头颅低下去、低下去，再低下去！

残酷的历史，终于把我击昏了！日军细菌战夺走了我百万同胞，也把我内心的悲愤激发出来了。我是多么不愿意让自己沉浸在负面的情绪之中！我是多么不愿意让那些负能量的词灌进我的耳朵里面！可是，自从接手《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这个课题之后，我无法不走进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岁月！走进去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的历史是我这个学历史专业出身的人不知道的，我无言，我说不出一句话来表达我内心的感慨与愤慨！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多次去义乌采访那些细菌战受害者，那些长者已经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多岁了。岁月像一把锋利的刀，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岁月像一袋袋漂白粉，把他们乌黑亮丽的头发全都漂白了；岁月更像一只尘封多年的柜子，一旦打开，无不是霉变的尘菌。我走进过往的岁月，我看到了以往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听到了以往没有听到过的东西。我震惊了！这一次，我的震惊不是表面的，我是被击昏了！我无法想象，人类历史上真的会出现如此残忍的暴行。日军细菌战一上演，我百万同胞的性命全都没了，那些活生生的生命，没多少时间就没了，非但人死了，日军还将他们拿去解剖，从他们身上割去他们想要的部件作试验，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将我同胞们拉去作活体试验，活活地把人给解剖了！

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个梦！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暴行！但是，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泣血控诉！2014年12月份，我在义乌细菌战纪念馆里，听王基旭先生悲愤控诉日军在崇山村的暴行。他说他的奶奶当年感染上鼠疫，日军说他们可以免费为村里的患者治病，于是，村民们被送到林山寺去，他的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位。当他的爷爷去林山寺给他奶奶送饭的时候，看到他的奶奶已经被日本鬼子活体解剖了，挖走了五脏六腑，只剩下一个空壳子，满身鲜血，满地鲜血！他的爷爷当场就哭昏过去。他的爷爷日日哭，夜夜哭，不久之后，他的眼睛哭瞎了，还整天坐在窗下哭泣。当年，他的奶奶被日军活体解剖以后，他的爷爷还不敢声张，只能将巨大的仇恨悲伤埋人心底，每每于三更梦醒，泪湿枕巾。他的爸爸也是感染鼠疫而死的，他们家一共三个人因鼠疫而死亡。

我在义乌采访的第一位受害者是王培根先生，我记得在他家里采访了一整天。那一天，王先生哭了好多次，我也哭了好多次，那包餐巾纸被我们用了很多。1942年11月18日，王先生的家被日军烧掉了，全家人无处可去，寄住在一个破庙里多年。他说日军烧房子的那一天，－－有村民看到自己家被烧毁了，所有的财物都没有拿出来，又气又急，悲愤交加，就一头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这一幕是王先生亲眼看到的，他说那个人就倒在他的面前。说到这里，王先生哽噎、呜咽，久久不能言语。我们俩，你一张餐巾纸，我一张餐巾纸，就在那里擦眼泪。一天采访下来，王先生的眼睛都哭红了。我自己的眼睛有没有哭红，不知道，我没有去照镜子，只觉得有点肿胀。

几乎采访每一位细菌战受害者时，我都会掉眼泪，我曾多次告诫自己：不要哭，只要真实地记录下这段历史，让后人知道这一段历史的真相就可以了。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当受访者向我讲述当年的灾难时，我还是忍不住一串串泪水的滑落。我觉得当年那些死难同胞，就如同我的亲人，一个个在日军的暴行施虐之下，含恨死去。他们中，大多数是孩子、青年、壮年，尤其是那些孩子，他们的人生才刚开始，一切美好都还没有享受够，他们是那样地热爱生活，希望自己一直能活到100岁！可是，他们被人间的恶魔夺走了生命，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人世，离开了亲人们。那一份不舍，那一份留恋，那一跨迟迟不愿迈开的脚步，是毫无人性的日本战争恶魔所无法理解的！他们永远也体会不到人间的这一份亲情、真情与至爱！

有一次，我到义乌义亭镇先田村去采访孙文锡老人，他是炭疽菌的患者，一条腿烂了，从13岁感染日军炭疽菌开始烂，一直到现在仍然烂着。我没有亲眼看到过炭疽病人，只是听说，听人家说炭疽病人的腿烂掉，如同窟窿，很可怕的，但当我看到孙文锡老人的烂腿时，那一份痛，真的是把我击倒了！平时，我们不小心弄破一点皮就痛得要命，而烂脚的老人几乎一条腿都烂掉了，岂能不痛彻肺腑！老人的痛，我感同身受！如同面对自己的父亲，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但我不能让人看见，马上把墨镜戴起来了。应该说，我平时还算是个比较平静的人，很少有发怒的时候。但在采访当中，当我面对这些苦难的老人时，我的心底时时会长出愤怒的种子，这些种子犹如炸药，火一点便会爆炸。日本战争恶魔掠我疆土、夺我宝藏、欠我同胞多少血债、多少人命啊！

最难忘，最难忘采访王甲升先生时的情景。王先生是崇山村人，1929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原是上海理工大学的教授，1986年举家去了美国。他是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现在虽已年老，但仍心系祖国，情牵家乡。他对故土家园的那一份感情，令人感动。他远在美国，我又一时无法去美国采访他，只能采用电话采访的形式来完成这一个课题。王先生最近身体不好，左边的静脉血管50％堵塞，右边的静脉血管100％堵塞。他跟我说，趁他现在还能讲，早点把那段惨痛的历史全部说给我听，让我录音并记录下来，成书后再去出版，留给后代。他说他没有什么愿望了，如果说有，那就是这一件了。他说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亲自为自己的哥哥姐姐申冤！所以，他要尽力帮助我，把一切他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我。采访他是比较困难的，只能等他空一点的时候，才会打电话来。有时候打着打着，他女儿就要送他去医院治疗了；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他在美国的家里哭，我在杭州的家里哭；有时候打了一半，他说那边有朋友来了，得空再打过来；有时候，他打来的时候，我正在外面忙碌。总之，对他的采访时间最长，前后拖了一个多月，当然了，每次通话的时间是半个小时至两个半小时不等，我记得一共有四五次。王先生的三哥与大姐就是因感染鼠疫而死掉的，他三哥去世的时候才14岁，他大姐去世的时候是18岁。花样年华，却在战争恶魔的细菌战中成了他们的试验品。在王先生的眼里，他的三哥手艺超群，会做竹制的带把拆卸茶杯，会做木制的手枪，还会种当时农村少见的西红柿。如果他三哥不去世，他说一定会成为工艺美术大师的。他大姐聪慧贤良，知书达礼，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跟他姐弟情深，曾经为他做过一件衬衣，那天穿上衬衣时的开心情形至今仍在王先生的脑海中时时浮现。每次讲到他的三哥与大姐时，王先生都会在美国的家中哭得很伤心，长时间不能平静下来以致无法继续讲述。他一哭，我肯定也会哭的。所以，我的案头除了两支录音笔之外，还时时放着两包餐巾纸。我也在电话里叮嘱他讲述前准备好餐巾纸与茶水，以便讲到伤心时，可以擦一擦眼泪，喝几口水。王先生说，不是因为他的眼泪特别多，而是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仇恨与悲愤。他说如果可以，他宁愿去替他的三哥与大姐受罪，而不愿独活！

如果不是因为这部《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我至今仍不知道义乌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仍不知道义乌人民曾经遭受过巨大的灾难；仍不知道日本战争恶魔如此丧尽天良，残杀无辜！在采访与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的泪流了又流，我的心灵也经过了无数次的洗礼。我深深懂得了和平的可贵！如果这个世间没有战争，没有恶魔，人间该有多么宁祥！人类该有多么幸福！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并不孤单，每一次采访，都有义乌的朋友同行。义乌市志编辑部的吴潮海主任对此书的重视令人感动，如果没有他的关心与支持以及无条件的信任，不可能有这部书稿的出版，感恩他！感恩施章岳先生对此书稿的关注并审稿，感恩他陪同我前往塔下洲采访细菌战受害者，感恩他对我鼓励与信任；感恩好友潘爱娟的陪同与关爱，我在义乌的所有采访行程都由她来安排，好多次都是她亲自陪同前往采访并安排我在义乌的生活起居，她对义乌地方文化的热爱与奉献，令我感动；感恩何必会先生无私地奉献，多次帮我联系细菌战受害者，有几次还亲自帮我开车前往采访地，对我们的采访进行全程录像并摄影。他将自己多年收集起来的有关细菌战的资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我，对于他的这一份付出与信任，我铭记在心；感恩王建政先生从百忙当中抽出时间，亲自开车带我去江湾采访受害者王菊莲，整整一天，他把生意都推掉。他说对他来讲，但凡有细菌战方面的事情要做，其他的事情都显得不重要了；感恩孙清土先生带着我前往义亭镇先田村采访烂脚老人孙文锡先生，并亲自担任翻译工作，且安排午餐；感恩本书中的每一位受访者，他们对我的采访可谓是全力以赴，唯恐落下重要的细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把日军在义乌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叙述并记录下来，流传下去。

这部书稿，除了采访那些细菌战中的受害者、幸存者以外，我还采访了为这些受害者奔走相告、为他们争取权益的人，如王选、王培根、何必会、楼献、何建农等人。王选与王培根两位同时也是受害者的代表。我觉得，那些细菌战巾失去生命的同胞是值得痛惜的，但这些为那些死难同胞争取权益的勇士，更值得人尊敬！其实，这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宥于篇幅，我只能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来采访。我是一位地方文化工作者，我有责任把他们无私奉献的事迹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批人，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计较利害得失，一心为那些受害同胞默默地付出与牺牲，这些人，是平凡的、普通的，但又是极不平凡、极不普通的，我想把这些人的生平行状记录成书。流传后世。另外，我在义乌采访的时问里，曾经得到许多朋友的关心与呵护。是他们对我如同亲人般的照顾与关爱，让我有力量行走在采访细菌战受害者们的风雨途中！感恩他们，我的好朋友：丁宁、童少兰、吴群燕、彦子、何建农等等，若有遗漏的朋友，敬请谅解！

我没有办法挽回那些在细菌战中死去的所有生命，只有为他们祈祷，祝愿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度。在那个国度里，没有日本鬼子，没有战争恶魔，没有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一切；在那个国度里，没有枪，没有炮，没有鼠疫、炭疽、霍乱，有的是鲜花，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谨以此册书稿敬献给国内所有死于日军暴行的同胞们！敬献给义乌细菌战的所有受害者！敬献给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的所有遗属们！敬献给所有为细菌战受害者们讨还正义、讨还公道的勇士们！

但愿天下清明，万世和平！

赵福莲

2015年6月28日终稿于杭州泊林漫谷弥勒山居

总序

血泪篇：日军暴行，血债累累

 王培根：任何一个战争恶魔，都不能活在这个地球上

 王甲升：我要学航空，航空报国

 王化涛：我可怜的妹妹在林山寺被日本鬼子活活解剖了

 王基旭：日本鬼子把我奶奶的肚皮剖掉了

 王希琦：日本佬强占民女，不答应就要烧村庄

 王晋华：我3次到日本作证，一点都不怕

 金祖惠：小日本把我们的村民杀死后扔到池塘里取乐

 王菊莲：我给日本鬼子造过3个月炮台

 王景云：鼠疫夺走了我的父母，只剩下我一个人

 孙文锡：脚不烂了，我就开心了

 王炳宏：我差点死于那一场细菌战

 翁本忠：我一定要搞清楚细菌战的真相

控告篇：还我正义，还我尊严

 王选：看见了，我就不能背过身去

 楼献：我是中国律师，我要在日本法庭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何必会：你若问我去日本打官司会不会赢，我就说你无知

 何建农：声援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后记

自秦王政始置乌伤县，义乌迄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古老的义乌大地，山川秀美、物华天宝，文教昌盛、地灵人杰。勤劳智慧的义乌人世世代代在此耕耘劳作，繁衍生息，改造山河，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历史原因，在义乌大地上产生了独特的地方文化。她既是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

“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是义乌精神；“崇文，尚武，善贾”是义乌民俗；义乌的民风则是“博纳兼容，义利并重”。义乌精神及民风、民俗遂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泓泓一脉，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千百年来，义乌始终在传承着文明，演绎着辉煌，从而使义乌这座小城艳光四射，魅力无限。

自古以来，特别是唐代之后，义乌学风渐盛，至有“小邹鲁”之称。自宋以来，县学、社学、书院及私塾等讲学机构多有设立，而“莅兹土者，莫不以学校为先务”。故士生其问，勤奋好学，蔚成风气，学有成就，烨烨多名人。并且，辐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不仅本地名儒代有，在浩浩学海与宦海中大展宏图，而且还活动过、寄寓过数不胜数的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从文人学者到书家画师，从能工巧匠到杏林名家，其生动活泼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绵延不绝的文化承续与传递，从来没有湮灭或消沉过。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领域里独树一杆颇具特色的义乌文化之帜，在优雅千载的儒风中诞生了许多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英杰。也正是文化底蕴的深厚与文化内涵的博大，造就了令人神往的义乌，使其作为中华文化渊薮的鲜明形象而历久弥新。

历史，拒绝遗忘，总要把自己行进的每一步，烙在山川大地上。

时间逝而不返，它带走了壮景，淘尽了英雄，留下了无数文化胜迹和如峰的圣典。只有在经过无数教训和挫折之后的今天，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城市的各要素所具有的种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它们饱含着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信息，而《义乌丛书》正是记录这些信息的真实载体。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许多古老的文化至今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我们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怎样继承古老文化的精华，剔除其封建糟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格局，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任务。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失落的家园。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意识到，对民族民间文化源头的追寻迫在眉睫，鉴于此，我们编纂出版《义乌丛书》，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概而言之，有三大作用：

文化典籍的传承保护 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文化典籍中的善本古籍，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证，极富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义乌也同样，历代文士迭出，著述充栋。这些历经沧桑而幸存下来的“国之重宝”，或则出于保护的需要，基本封存于深阁大库、，利用率甚低；或则由于年代久远，几经战乱，面临圮毁，因此，亟待抢救。如今，《义乌丛书》编纂工作的启动，为古籍的保护与使用找到结合点，通过影印整理，皇皇巨著掸除世纪风尘，使其化身千百，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所共享；同时，原本也可以得到保护。真可谓是两全之策，是为民族文化续命，是为地方文化续脉。

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在义乌历史上，有许多人文典故值得挖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值得记载。拨浪鼓文化需要传承，孝义文化值得发扬，义乌兵文化应予光大。但由于历史上的义乌是个农业县，文化底蕴虽然深厚，载人史册的却寥若晨星。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孕育和产生强大的文化力，能为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提供重要基础，这种文化力所形成的精神力量深深熔铸在城市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因而，《义乌丛书》编纂者坚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衔接，精品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兼顾，创作出义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系列丛书，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

发展经验的文化阐释义乌经济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定有其源。”义乌发展的文化之源，义乌商业的源流之根，义乌文化圈的形成特质包括宋代事功学说对义乌“义利并重，无信不立”文化精神的影响，明代“义乌兵”对义乌“勇于开拓，敢冒风险”文化精神的影响，清代“敲糖帮”对义乌“善于经营，富于机变”文化精神的影响等。因而，如何用文化来解读义乌，也成了《义乌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的文化几乎无所不包，狭义的文化基本限于观念形态领域。从以上包含的内容可看出，《义乌丛书》对“文化”的界定，似乎介于广、狭之间，凡学术思想、哲学原理、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等多个类别与层次，均在修编范围之内。

几千年岁月蕴蓄了丰赡富饶的文化积淀。面对多姿多彩、浩瀚博大的义乌文化形态，我们感受到了其内在文化精神的律动。 保存历史的记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如今，守望岁月的长河，我们不能不呼吁，不要让义乌失去记忆。

这也正是我们编纂出版《义乌丛书》的主旨与意义所在。

《义乌丛书》卷帙浩繁，她集史料性、知识性、文学性、可读性、收藏性于一体，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题材、新颖的编排，全景式地再现了江南“小邹鲁”的清新佳景和礼仪之邦精深的内涵。走进她，就是走进时间的深处，走进澎湃着历史的向往和时代的潮音的宝地，去领略一个时代的结束，去见证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宏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曾经是，也将永远是义乌区域文化赓续绵延的基石，也是义乌继续前进乃至走在全省、全国前列的力量。在建设国际商贸名城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因而，编纂这套丛书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时势的需要。  

谨为序。

中共义乌市委书记 李一飞

义乌市人民政府市长 盛秋平

赵福莲所著的《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为细菌战幸存者、受害者后代、“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中国民间受害诉讼代表团”团长、成员、律师、记者的口述，揭露日军细菌战以及侵华日军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

《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中，知名作家、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福莲女士采访了义乌细菌战受害者，被那泣血的悲情及日军残忍的暴行所击昏。她为受害者流了无数次眼泪。她要把日军战争恶魔于1942年在义乌犯下的滔天罪行，用受害者口述的形式全部记录下来，并流传下去。她要让人们知道：义乌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义乌人民曾经遭受过如此巨大的灾难，日本战争恶魔竟如此丧尽天良，残害无辜！当然，她没有办法挽回在细菌战中死去的1315个义乌人的生命，但是她却真实、详尽地再现了那一段历史。除采访细菌战的受害者外，她还采访了为受害者追讨正义、争取权益的律师、新闻媒体，她认为这些人更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