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1958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陈丹燕青春作品集》三卷，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儿童幻想小说《我的妈妈是精灵》等。

这本《一个女孩》是其创作的经典作品之一。

陈丹燕创作的《一个女孩》讲述了：“那些课文是有毒的，我们不学。”老师说，“糨糊是用来把语文书里有毒的课文粘在一起的。”跟着老师，我把许多张纸粘在一起。

我在上面涂满了糨糊，但我并不知道那课文说的是什么。

铃儿说，我们现在只是活着，而不是真正地生活着，而我们应该真正地生活。

但我们却不知道怎样去找一份真实的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等啊，等啊，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感到漫长，就像运动员俯身撑住起跑线一样，等待着枪响，但信号枪一直没有响起，我们甚至不知道向哪里跑。

第一章 后院的绿草地

第二章 鸽子灰的眼睛

第三章 黑天使

第四章 乘着那歌声的翅膀

第五章 青春之战

第六章 无旗之杆

第七章 1976年

后记

附录

1966年初秋的阳光，透过窗外的大树射进二楼教室里，把树叶放得很大。那些树叶经过了一夏天的阳光雨水，长得又绿又大。阳光透过树叶，把青黄色的光线斑驳地弄在墙上和课桌上，弄在我和四十个陌生的七岁孩子的脸上和身上。

课桌的抽屉里放着我蓝色的新书包，新铅笔盒，还有一次也没有擦过的新橡皮，那是块白白的、扁扁的橡皮。课桌是木头做的，有股干燥的木头气味，上面有别人用小刀刻的一个没头发的小人，潦草的五官上有一种吃惊的神情，他在桌面上一年又一年地发着呆，这就是我的童年故事开始的情形。

我的老师和黑板远远地站在教室背阴的尽头，老师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和一个自得发青的额头。远远地看着她，我想起妈妈放在大收音机上面的一个石膏像。放收音机和唱机的茶几，也是放在客厅角落的阴影里面的。妈妈曾摇着手指警告我不准乱碰那个塑像。从前这里放着一尊普希金的像，但被我打碎了。妈妈曾说，普希金会在半夜十二点一片一片地跳到我的床边，让我赔他碎掉的脸。

记得那时我半信半疑地看着妈妈的脸，一方面担心自己怎么能让碎掉的东西复原；一方面’怀疑，如果我能把石膏像打得粉碎，为什么不能在它们来抓我的时候，把它们打得更碎，石膏像看上去厚实，其实却很脆弱易碎。

石膏像一样的老师说：“同学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0”

这是在我成为小学生的第一天，1966年那炎热的秋天里，老师对我们班级的全体孩子说的第一句话。

在孩子群集的地方，有着一种幼小身体散发出来的暖烘烘、潮湿而美好的气味，那气味一旦长大就消失殆尽。在1966年散发着这样的儿童气息的我们，就那样安静地坐着，接受老师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事实。小孩子们把薄薄的身体贴着木课桌的桌沿，听到身体里的心扑通扑通地跳。

回想起来，老师那时的表情，在大人对孩子特有的胸有成竹里面，还有一种不确定和茫然。老师虽然脸上奋力笑着，就像那个年代看到的很多被强迫的笑容，但她美丽的大眼睛却睁得很大，好像要倾听一个答复。她站在讲台旁边，穿着一条天蓝色的裙子。在她的背后，教室的角落里，放着一架老式的风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师的这句话，就像一个咒语一样，从此笼罩在我的生活上面。

当时我和所有四十个扬着安静的脸仰望老师的孩子一样，对将要发生什么一无所知。我心里只是高兴：上学是我想象了整整一个夏天的事，我面对大楼后院的大树，想象我会在上学的那一刻变得说话流利，机灵乖巧，就像所有小姑娘想要的那样。我总是在一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将它想象得非常美好，这是一个非常坏的、总使自己吃苦却改不掉的坏毛病。后来我也不想改了，我对自己说，这是天性，人总是斗不过天性的。

在上学以前，我一直是一个孤单的小孩，因为我说话总是结结巴巴。不论是大家在一块玩的时候，还是在家里的晚餐桌上，每当要说话的时候，永远都不能一口气说出来一句话，最初妈妈会打断我的话说：“想好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隔着一盆盆菜和桌子中央的一大盆汤，妈妈的脸看上去那么遥远，那么失望，那么不耐烦，本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话，突然就觉得没意思了，后来我就不太说话了。

可是，到了必须要说话的时候，按照妈妈教给我的办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想好了再说，会有许多话一起涌上心头，然后我就着急，把脸皱成一团。我猜想我那样子一定丑极了，所以，从小就口齿清楚的“老鹰”会忍不住惊叫起来：“她把脸弄得难看死了！”

一起玩的孩子会突然停下来，惊奇地看着我的脸，然后放声大笑，太阳在他们长着锯齿的新换的大门牙上闪着光。那些大大的牙在嘴里大得那么奇陉，与没换的旧牙好像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似的。后来，我也不太和院子里的小孩一起玩了。

我想现在我还是不适应对许多人说许多话，总觉得自己会再次结巴起来，而总是把每一句话都说得很慢，当我感到一点点儿别人的不耐烦，我就会关闭起来，心里所有的句子都逃得不知去向。我还是像从前那样，很多时候一个人待着。P2－5

1998年，黄昏的德国中部丘陵地带，一辆白色的老捷达车行驶在一派暮色的森林中的公路上。车窗开着，森林中清新的微风令人感到舒服，却不知为什么，舒服到了忧伤。德国秋天的黄昏非常明亮，漫长，是一天中我最喜欢的时刻。我和芭芭拉漫无目的地聊着天，她是《一个女孩》一书的翻译，我们一起做了几十次朗读会。每次，我们都很享受朗读后与读者的交流，回答问题可是我们的强项。芭芭拉突然微笑着腾出手来，拍了我一下，说：“我喜欢你的回答，有些问题，每次都有人问，但你会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这样就不那么闷了。”这正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不喜欢总是回答同样的问题，于是，我就变换回答的侧重点．开拓我自己尚未触碰的那些角度，并借着那些老问题寻找我自己未知的答案。这好像是个游戏，朗读会的游戏。

那时，我已经知道台湾联合报系的出版社就要出版《一个女孩》的中文繁体字版，这时，突然一个念头浮现出来。我问芭芭拉：“要是我把我们这些朗读会时回答得最多的问题列成一张表，放在台湾版的首页，当成前言，会有怎样的效果呢？”芭芭拉说：“读者会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书。”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所以，在车上，我们就开始回忆有哪些问题是常常被问到的。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回忆起我们在一起做过多少次朗读之旅行，在维也纳，在威尔士，在慕尼黑，在法兰克福，在巴塞尔，在柏林（当然，柏林是我们两人热爱的城市，德国最好的读者在柏林），在波恩，在海德堡，在大大小小的书店、文学馆、大学汉学系、中学文学小组、小学历史课、柏林犹太人学校、读书俱乐部、国际文学节，等等，等等。芭芭拉的眼泪突如其来地落下，她突然想到了她的丈夫，原先他们说好要一起翻译这本书的，但是他却突然去世了，就在他们着手准备翻译《一个女孩》的时候。

夜色降临，我们路过马尔堡，那是芭芭拉的故乡，她在那里一直住到了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离开。马尔堡伊丽莎白教堂倾斜的塔楼尖顶，在夜空中直接指向一颗早亮的星星。几天后，在从柏林开出的火车上，我将那些问题整理了出来。

……

我们朗读的场所，是在早年一处废弃的儿童肺结核病院里。现在它已经改造成一个舒适黝暗的小剧场。那种被隔绝的感觉仍旧存在，并转化成了一种非常适合朗读的浪漫气氛。我和芭芭拉对望了一眼。我们知道彼此心中的倾诉愿望已经被唤醒，这是一个好的朗读者的状态。当我们坐上高高的追光灯照亮的木头长桌，我们的玻璃水杯里，干净的饮用水反射出明亮而安定的灯光。我们彼此看了一眼，15年了，在朗读一个童年故事的灯光里，我们变老了。我们的声音还是原来那样，在空中回荡。开始提问了。一个孩子高高举起手来，问：“中国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这也是15年前的一个问题。芭芭拉微笑地看着我，等我回答。我突然为自己能在15年来，一直有机会朗读童年而感到深深的感谢。

此刻，我也为相隔15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还在印行，我还有机会为它回顾而感到自己的幸福。

命运善待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