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读人
刘大杰
萧伯讷说：现代教育的失败，只是教人读书（Reading books），可是最重要的，还是教人读人（Reading men）。这话极有意义。一天到晚在书本上弄来弄去，对于人生的体验完全忽视的时候，你在书本上得来的种种知识，会使你在实际的人生社会的路上落空的。现在多多少少的大学生，坐在课堂里，雄心地愉快地从明亮的玻璃窗望出去的人生社会，是一个多么光明的有望的世界。等你一出学校的门，踏进社会的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你所接触的所经验的社会人生，同你往日所理想的完全是两样。往日理想的恋爱，理想的文化界，理想的政治，理想的一切，到现在都变成了黑暗卑鄙阴谋污浊的种种形状，伤了青年们的心，这种觉醒的悲哀，成了近代文艺的要素。佛劳贝尔的《波瓦利夫人》，莫泊桑的《一生》，就都是描写这种觉醒的悲哀的路径的。这都是只读书不读人的悲剧。《波瓦利夫人》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一天到晚读浪漫的恋爱小说，把恋爱看作神圣，看作人生惟一的幸福，惟一的美丽的梦。因为她热情地对于恋爱的追求，所以迫不及待的嫁给一个俗不可耐的医生了。结婚以后，使她真实地认识了恋爱、人生与社会，她往日的美丽的梦，到这时候全醒了。她醒了以后的悲哀，是极其苦痛的。她流着泪地说：”恋爱的滋味，结婚的幸福，就是这样的吗？那我真是被那几本书骗了。”这几句话，是波瓦利夫人一生悲剧构成的原因。
做一个人，尤其是做一个文人，一方面要读书，同时更要读人。懂得书本不懂得人生的人，在社会上会处处碰壁，一筹莫展。那些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衮衮诸公，大半是不靠书本的。一个描写社会人生的作家，你如果只凭书本的知识，定要失败的。你不去深深地研究人生体验人生，永远不懂得人生是什么一回事。你描写出来的，多半是一个虚空的理想的世界。一个长躺在沙发椅上读书，靠着窗外的浮云落叶来引动自己的诗兴的文士们，能写出左拉、伦敦、高尔基他们那样的小说来吗？
其次，我想读书与读人，也可以解作比起读人的文章来，是较重读人的行径的。在今日的中国，做好一篇文章的人很多，做好一个人的人却不大多的。一些人在文章里，说什么意识说什么思想，说什么什么，文章做得极好极动人，读者看了，以为这位作者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其实，这只是文章上的煽动，他的行径完全是两样的。骂人颓废，自己更颓废；骂人浪漫，自己更浪漫；骂人赌钱，自己更赌钱；骂人不讲新生活，自己躺在床上抽大烟。然而，他们在文章里，确实是说得有条有理，娓娓动人。不久，他们便做了先知，做了易卜生所说的“社会的栋梁”了，青年们也就永远地受了骗。
我想，做好一篇文章容易，做好一个人是难的。比起做文来，还是做人要紧。一个伟大的人格对于人类的感化，我觉得要在一篇文章之下。有许多一生不写一个字的人，他的精神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那完全是靠他的人格。如孔子、基督一类的人，并不是以文章传世的事，是谁也知道的吧。
人有品，文章也是有品的。我始终相信，人品与文品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无品的人，可以做出有品的文章来，我觉得总是一件难能的事。法国波封（Buffon）所说的“文体是人”（Le style cest I'homme），亨特教授（W.Hunt）所说的“人是文体”（The man is the Style），也都是说明人品与文品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再如法国美学者果地哀（Paul Gaultier）所说的“艺术的作品，依了那样式来教示我们的，第一是作者的人格”这句话，更是明显了。
在今日的中国，一些人都重视文章，把做人这件事体忽略了，这个是危险的。言论与行动，完全成了两件事，这如何可以呢？言论与行动一致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才是可敬的人。他就不会写文章不会作诗，这不也是毫无关系的事吗？
周作人先生在《志摩纪念》里，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人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什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过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不可得而知了……
伟大的说诳者呀！真实一点罢。
一月十三日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之月出版）
P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