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爸爸的七个孩子里面，我是最受宠的，但是，在我13岁的时候，他还是把我驱逐了，27年拒绝跟我说话，甚至在我22岁时，我的祖母去世，也不准我回到我们位于纽约佩里斯堡克里森特大街的家（不过，他没法制止我远远地站在圣斯蒂芬教堂参加葬礼的人群外面，以及过后在教堂墓地的丧葬时，我在远处站着，哭泣）。只有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得了肺气肿，身体虚弱，怒气已消，我才获准不时地回去帮帮妈妈。因为现在妈妈需要我。但是在我俩之间从来没有如此过。
爸爸去世的时候，只有73岁，但是，他看上去老多了，很沧桑。他一直透支自己，工作（水暖工，管道安装工），酗酒，抽烟，脾气暴躁。他把所有工作时光都投入到工会活动中。与雇主们，还有其他工会成员和组织者们长期不和。每一次选举，爸爸都有几个星期躁动不安。那些人中的一个在幕后参与进来了。“发动佩里斯堡劳工选举。”他是一位强健的男士，带着一种自尊却又急躁、多疑、好斗的气息。爸爸是当地的人物，知名人士。他曾是一位业余拳击手，重量级拳击运动员，曾在美军服役（1950－52），还在市中心的一家健身房工作过，车库里有一个击打吊包和一个举重包，与我的兄弟们在那里练习拳击，他们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跑得飞快，跑到他的正对面，他的“射程”以外。那时候，我在城市另一头跟亲戚们一起住，我管那叫驱逐，我从远处了解我的父亲：在街上瞥他几眼，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然后情形变了，工会里，年轻人成长起来，爸爸和他的朋友们失去了权力。爸爸病了，病情一波接着一波。准许我回到克里森特大街的家的时候，爸爸进了晚期病人安养中心，他已经成了一位老人，瘦到了50镑，脸上布满皱纹，就像拿叉子在馅饼皮上压出来的一样。我紧紧地盯着他。这是我的父亲吗？我认识这张脸，曾经皮肤红润，相貌英俊，现在满脸干瘪，嘴古怪地塌陷下去。甚至是他强悍的双眼也变小了，在眼窝中焦虑地转动，好像他在思考：它还和我在一起吗？
约翰·德勒莫拉，过去一直鄙视别人和他自己身上的弱点，现在要靠通过鼻子上的小片来吸氧了。当我颤抖的手里抱着一束康乃馨，走到他床边的时候，他从侧面看着我。
“爸爸？我是丽丽·罗斯……”
安养中心的护士把我领到一边，说，如果你和你父亲之间有某种怨恨，现在是化解的时候了，再晚就太迟了，我马上说，“那是我父亲的责任，我想。”一切都是他的责任。该死的，要是在我不觉得抱歉的时候，能说出抱歉来，就好了。
我觉得，爸爸理解我。有时候。他还是紧绷着，好像害怕我可能碰到他，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僵硬地微微点头，不过我能感觉到，在我离开房间的时候，他在盯着我，盯着我的背后，我一直认为，他想喊我回去，用往日那调侃的声音说——嗨，红卷毛，来吧！我们和好吧。
红卷毛。27年，我没有听到从任何人口中叫出这个名字。
我在等待。我确信这个时刻会到来。
我们是玛利安那，雷克，埃米莉，雷昂，玛里奥，小约翰尼，还有丽丽·罗丝。爸爸会嫌恶地瞪着我们，一边用根银牙签剔着牙。“主啊！看着像一个排。”不过，他为我们骄傲，他也爱我们，大部分时间如此。
我们住在一个巨大的木结构房子里，爸爸确保它总是修理、油漆一新，前后的草坪修得整整齐齐，人行道在冬天铲得干干净净。我们的房子在克里森特大街的尽头，尼亚加拉河上。它从河堤落下，陡峭，令人头晕目眩。两岸的峭壁是裸露的页岩，看上去总是潮湿而尖利。越过大街的尽头，是无人地带，长满灌木、蓟还有漆树，在秋季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年轻孩子们在那里玩耍。在那里玩是危险的，如果你迷路了的话。从我们的房子看过去，河里的风景非常美，我想。一条你每天看见的河流，从你自己的房子窗前流过，你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直到有一天，它不属于你。我被送走的时候，哭得很厉害。
但是，这条河进入了我的梦乡。它宽阔，像鱼鳞一样闪闪发光，不停地起伏，就像在它的皮肤底下，有一个焦躁不安的生物。数英里以外，雷鸣般的大瀑布像恶梦一样。一直都有风，冬天，空气能在几秒钟之内把你的眼皮冻到一起。12月的早晨，你醒来，会看到已经冻结的河面，变成了黑色的冰。
在那座房子里，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没有人可以把它拿走。
从佩里斯堡日报上剪下的这份剪报，我一直留着，直到它干得在我的手指间变成碎片。在两英寸高的照片下面，是一张讣告。照片上，是一个羞涩地微笑着的黑人男孩，他的两颗突出的门牙中间有个大缝。
杰德罗·弗艾勒，17岁，佩里斯堡贝赛德街居民。佩里斯堡中学篮球代表队。浸礼会教堂教友会唱诗班。1973年4月11日，因头部致伤，死于佩里斯堡总医院。4月9日凌晨，他在二号线步行时遇袭，凶手身份至今未明。身后留下了他的母亲埃塞尔，姐妹路易斯和艾达，兄弟泰龙、米德雷克、荷曼。悼念仪式周一在浸礼会教堂举行。
人们一直问我是否认识杰德罗·弗艾勒。不！我也不认识他家的任何人。只是在他死后，我才慢慢知道他。只是在他死后，我们才在一些人头脑里被联系在一起。杰德罗·弗艾勒，丽丽·罗斯·德勒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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