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了解中苏关系的台前幕后吗？杨奎松编著的这本《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来带你了解。本书根据大量有关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性格和处事特点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值得称道的是，本书文字流畅好读，气概挥洒自如，让人在阅读的时候更有另一种享受。相信本书一定可以让你毛泽东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毛泽东一生都同莫斯科有着不解之缘。

30岁的毛泽东入选中央局，得益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赏识；然而从莫斯科回来的政治局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到苏区一年半竟然从没想到要了解一下毛泽东有什么本领；俄国人把毛泽东视为“亚洲的铁托”，斯大林、莫洛托夫竟然当面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气愤地回忆说：“我在鼻子里笑他们，一声都不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披露惊人内幕，斯大林一夜之间威信扫地，毛泽东表示中国不能摘斯大林的像；赫鲁晓夫传话过来：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毛泽东决定转入反攻，不怕分裂，来一个“大闹天宫”；边界冲突忍无可忍，大战来临，林彪差点下令炸掉密云库……

杨奎松编著的这本《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根据大量有关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性格和处事特点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文中所及中共历史上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背景都是鲜为人知的。当这些触目惊心又“似曾相识”的历史卷展现在眼前时，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序

修订版前言

第一章 共产国际始终压制毛泽东吗？

 1、毛泽东因为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赏识”，三大即入选中央局

 2、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年代，“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3、毛泽东欢呼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称赞毛的报告出色

 4、共产国际注意到毛泽东“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开始对其另眼相看

 5、临时中央夺去毛泽东的各项权力，共产国际却要他加入政治局

 6、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的领袖，人产国际宣传毛泽东

第二章 毛泽东扳倒“左”倾中央

 1、博古，一个只有24岁的学生党员，竟一跃成了“总书记”

 2、毛泽东不满地说：我那个时候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搞得很臭

 3、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也也不行的”

 4、毛泽东讲：遵义会议成功，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王稼祥能分化出来

 5、毛泽东升为常委，但分工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第三章 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

 1、季米特洛夫在统战政策和援助红军的问题上，功不可没

 2、中共放弃苏维埃政策，工产国际担心：这是不是太急了

 3、季米特洛夫并非不满毛泽东，安排王明回国没有夺权阴谋

 4、王明推举毛泽东做“主席”，自己做“书记”，很有点一山二虎的架势

 5、毛泽东表示：“同意王明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和为贵”

 6、王明否认中央权威，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7、季米特洛夫表态：中共中央还是应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

第四章 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

 1.蒋介石扬言，把共产党合并到同民党中来乃其生死问题

 2.共产国际一纸电报，毛泽东开始断言“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3.毛泽东称：蒋介石当政之时，国共关系不可能有根本好转

 4.毛泽东警告：“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

 5.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寻求莫斯科支持他的先发制人

 6.毛泽东接受莫斯科的意见，估训‘蒋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7.皖南事变爆发，毛泽东与莫斯科政策分歧，双方关系起变化

第五章 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1.毛泽东尖锐批评“言必称希腊”，主张对俄同人的话“不可尽听”

 2.毛泽东成功“打通”博古、张闻天的“思想病”，路线错误基本确定

 3.王明一时兴起，揭穿一个秘密，毛泽东转而决定澄清党史问题

 4.王明断言，他和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看法，毛泽东的政策太“左”

 5.任弼时、王稼祥转达季米特洛夫的批评，王明从此一蹶不振

 6.先纵后收，斗争矛头发生变化，思想问题意外变成敌我问题

 7.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俄国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大大松了一口气

 8.毛泽东说，谁对谁错已经很清楚，再不认错，就有走向敌人的危险

 9.中央决议：王明的投降主义，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

 10.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斯大林在延安受到普遍爱戴

第六章 毛泽东想做亚洲的铁托？

 1.毛泽东与斯诺一见如故，却很少对利害相同的俄国人表现热情

 2.毛泽东很清楚，美国必定帮助国民党，中同不能走中间道路

 3.苏德战争爆发，美英大力施援手，毛泽东主张：要与英美好好合作

 4.毛泽东相信，应学铁托那样，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

 5.毛泽东断定是赫尔利在捣鬼，他希望去华盛顿勺罗斯福交涉

第七章 斯大林“不许革命”！？

 1.曾经四次“整我们”的斯大林也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慷慨解囊

 2.斯大林曾经计划向中国红军提供上千吨军事物资的援助

 3.“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的说法，太过简单化

 4.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

 5.毛泽东用手比画着，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6.毛泽东因斯大林来电大发雷霆后，讲了四个字：“无可奈何”

第八章 和战关头的考验

 1.毛泽东说：计算精确，不难实现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2.苏军态度不明，中央主张慎行，毛泽东坚持至少应派30个团

 3.苏方鼓动争夺热察，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信心十足

 4.苏军宣布提供全部日军装备，要中共以主人自居，放手干

 5.俄国人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毛泽东劳累过度，住进医院

 6.毛泽东阻断“和平民主新阶段”，认为走“法国道路”过于危险

 7.苏军要中共放手大打，毛泽东力争以长春为自己的首都

 8.毛泽东极机密地要求苏军援助，苏建议在关内另辟战场

第九章 米高扬密访西柏坡

 1.毛泽东弄不明白：究竟是中国革命胜利重要，还是苏联收麦子重要

 2.毛泽东急于向斯大林“请教”，斯大林提议派米高扬秘密来华

 3.斯大林劝毛泽东接过和平旗帜，毛泽东疑心苏有意搞“南北朝”

 4.莫斯科主张速占宁沪成立政府，毛泽东强调4月过江，拖半年再说

 5.毛泽东否认中共泄密的可能性，斯大林表示愿意及早撤出旅顺

 6.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援助，米高扬肯定中国革命经验

第十章 莫斯科祝寿风波

 1.斯大林在订立新约问题上出尔反尔，毛泽东顿时有了挫折感

 2.毛泽东真的曾经大发脾气，宣布他决定“在别墅里睡大觉”

 3.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的

 4.不论毛、周当时如何努力，还是没争取到中苏之间完全平等

 5.希望与苏联合股的毛泽东，回国后态度却发生了变化

第十一章 夺取台湾计划搁浅之谜

 1.毛泽东保证，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就援助朝鲜解放事业

 2.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将领一直建议清苏联帮助夺取台湾”

 3.斯大林赞同金日成统一朝鲜，但他强调必须得到中国同意

 4.毛泽东说：“如果帝国主义进行干涉，我们一定会打过去”

 5.战争爆发，美国介入，毛泽东认为这是个“极大的错误”

第十二章 中国出兵朝鲜幕后

 1.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未雨绸缪加强边防，斯大林许诺空中掩护

 2.毛泽东表示，中国能够成为朝鲜强大后盾，不怕与美军作战

 3.美军仁川登陆，斯大林赞成向中国求援，但“不要提莫斯科”

 4.斯大林出面请援，毛泽东复电：许多同志认为对此事应当谨慎

 5.毛泽东说服中共中央出兵援朝，斯大林从此改变对中共的看法

第十三章 迟到的合作

 1.斯大林通知：苏联代表准备重返联合国，以便讨论朝鲜问题

 2.斯大林认为志愿军应趁热打铁，毛泽东下令志愿军越过三八线

 3.联合国通过停火提议，毛泽东决心再打一仗，根本解决问题

 4.美军全线反击，志愿军被迫后撤，毛泽东估计战争已长期化

 5.毛泽东赞同停战，斯大林断言，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

 6.停战谈判受阻，斯大林老谋深算，反对示弱，坚持强硬路线

 7.斯大林突然去世，毛泽东痛失有力支持，停战结果不尽如人意

第十四章 马、恩、列、斯一毛？

 1.苏共“二十大”风波骤起，毛泽东拒绝摘掉斯大林的像

 2.毛泽东认定斯大林是好心犯错误，是认识上的问题

 3.毛泽东说：“对波匈，苏军可以撤出，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4.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第十五章 “东风压倒西风”？

 1.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这些人利令智昏，最好是臭骂一顿

 2.赫鲁晓夫左右开弓巩固权力，毛泽东力排众议，表示支持

 3.毛泽东说：“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要为首就很难”

 4.毛泽东不拿讲稿引起误解，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第十六章 “共同舰队”事件

 1.毛泽东大发脾气：“要么给我，要么拉倒，搞‘合作社’不行”

 2.毛泽东声称：“为了最后的胜利，我们愿承担第一个打击”

 3.赫鲁晓夫摆出智者的架势，毛泽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4.两党会淡发生激烈争吵，毛泽东断定赫必将破产

第十七章 背水之战

 1.赫鲁晓夫口无遮拦，毛泽东忍无可忍，称之为半修正主义

 2.赫鲁晓夫扬言：“如果你们要斯大林，就把尸体搬到北京去”

 3.毛泽东部署莫斯科会议方针，强调“置之死地而后生”

第十八章 “九评”赫鲁晓夫

 1.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与资产阶级差不多

 2.“大跃进”动摇了毛泽东的威信，毛泽东断言中国也有修正主义

 3.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转入了反攻”，要来一个大闹天宫

第十九章 战争即将爆发？

 1.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

 2.毛泽东主张破除迷信，强调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

 3.毛泽东并不想扩大冲突，主张：到此为止，不要再打了

 4.毛泽东估计到苏联可能报复，但没有想到中苏有开战危险

 5.毛泽东担心爆发核战争，认为领导人集中在北京太危险

 6.毛泽东不相信苏方有意缓和，决定全面备战，实行大疏散

 7.战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缓和对美关系，不再热心世界革命

代跋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附录 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态度的变化(1949-1973)

参考书目及资料

许多读者可能都知道，斯大林60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颂扬这位“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他那时对斯大林的热爱，可以说溢于言表。而十年之后，当斯大林过70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去莫斯科，握到他这位“忠实朋友”厚实的双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一种充满了怨气的宣泄。他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毛泽东之所以会有抑制不住的委屈要向斯大林倾诉，当然是与俄国人有关。斯大林逝世后，有关莫斯科长期以来不信任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排挤他、打击他的经历，是毛泽东一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于是我们过去和今天几乎所有的书和文章都重复着同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的回忆以及依据这些回忆编写的各种宣传读物，而是深入到历史事实当中来了解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的话，那么，简单地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看成是莫斯科对毛泽东压制和毛泽东与莫斯科斗争的历史，就未免太过片面了。即使我们把时间界定在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到成为党的最重要领导人，也就是从1920-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恐怕也很难简单地同意那些缺乏深入考证和研究的说法，即所谓共产国际始终在压制和打击毛泽东。

1、毛泽东因为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赏识”，“三大”即入选中央局

与我们今天许多读者了解的多少有些神化了的毛泽东不同，早年的毛泽东其实与相当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们接触并且转向共产主义的时间很短促，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准备都不是很充分。因此，他们不仅对俄国革命经验充满了迷信，渴望着来自俄国的直接的援助与干涉，而且开始时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都确实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孔步亦步，孔趋亦趋”，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去执行。

具体到毛泽东来说，他恐怕也并不是我们过去一些书本上所说的那样，早早地就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早早地就开始创立共产党了。他几乎到1920年，即中国有共产主义小组之日，都还是崇尚“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的。像五四时期多数青年人一样，他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是一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新村主义的大杂烩，他崇尚过康有为、梁启超，崇尚过华盛顿，崇尚过克鲁泡特金，羡慕过武者小路……就是没有崇尚过马克思。在这里值得一提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9年7月毛泽东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民众的大联合》。他在其中特别比较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他显然认为马克思的主张太过激烈，说马克思的主张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拼命的捣蛋”；而克鲁泡特金是温和的，并不想急于见效，且从平民的了解人手，主张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工作的自愿，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明确认为中国应当学克鲁泡特金的办法，“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开始走向共产主义始于1920年，但这同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至少有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随着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统治区域逐渐伸展到它的远东地区来，毛泽东于这一年的春天已经开始“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了。但说他此后即已经是初步的共产主义者了，并开始致力于组织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似乎还有点牵强。因为，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在致力于那种点滴的“政治改良”，并非是革命的运动。

1920年，毛泽东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驱逐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只要读一读他这时写的大量文章，就知道他是真心指望通过这种改良方式的驱张运动，促成一个新湖南的诞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也就是他对俄国的看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这一年春夏的北京、上海之行。因为这个时候，恰好是苏俄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积极活动的时期，两地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正在受到俄国革命思想的熏染，开始倾向革命，毛泽东和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走得很近，自然会受到影响。但是，促使他的思想根本发生转变，开始倾向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严格说来还是驱张运动的失败。因为，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成功地赶走了张敬尧，结果又来了一个新督军赵恒惕，湖南一切照旧，这自然使性情本来就很急的毛泽东，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良办法彻底失望。从1920年底以后，他终于放弃了改良的幻想，慨然长叹曰“看透了”，进而断言：“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他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接连来信讲述有关俄国革命方式的种种益处，陈独秀的《新青年》以及《共产党》月刊也开始根据维经斯基等俄国人提供的材料，宣传引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这才促使他迅速地转向了革命。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毕竟刚刚从主张“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改良思想上转变过来，他在谈到俄国革命的暴力手段时，还远不像后来那样表现得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他在这一年的12月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P2-4

研究历史，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观事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客观事实本身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不进行具体分析，就很难做到符合客观事实。

杨奎松同志这部关于毛泽东和莫斯科关系的著作，选择的是一个人们普遍关心而过去又缺乏系统论述的重要课题。它的突出优点是：作者肯花大力气去钻研那些丰富而又庞杂的原始资料，力求把这段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在读者面前重新再现出来；同时，又勤于思考，能够在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地方，敏锐地发现问题，系统地进行剖析，提出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这就使读者感到对许多事情的了解又深入了一步，丰富了原有的认识。作者的文字也流畅好读，很有点挥洒自如的气概。凡是稍知此中甘苦的人，都可以体会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而他的辛劳没有白费，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我很为作者高兴，并且觉得这种研究精神是应该提倡的。

在读这部著作时，有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不少事情比他原来所想象的要复杂？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前似乎显得犹豫，甚至会一再改变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从事革命和建设，前人没有经历过，需要艰苦地摸索着前进。周围的环境又瞬息万变，充满着难以捉摸的未知数，还存在着不确定的变数，却要求你很快作出决断。很多在事后看来十分明白的事情，当事人可能会感到困惑和难下决心。这就像一艘大船行驶在没有航标的水域中，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波涛，不知道水面下哪里潜藏着浅滩、暗礁和漩涡，无法在事前都看得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处在这种状况下，肩负着巨大责任的决策者的难处可想而知。他们不能不提出多种可供选择的设想，经过许多次权衡利弊的反复比较，然后才能下最后的决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多谋善断”。事实上，在作出决断后，还会遇到许多事先没有料到的新情况，还会发现原有判断有不准确或不恰当的地方，因而在行动过程中作出若干调整。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说，有人能在一开始时就对周围的一切情况了如指掌，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种种重大决断，然后没有丝毫改变地加以实现，那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后人正是需要从前人那些艰难而复杂的经历中汲取智慧，多懂得一点世事，增长自己观察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书中的所有看法我都赞成。力求重现历史，本来就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当代的历史资料，既太多又嫌少。说太多，是指有关资料浩如烟海，这是古代历史不能相比的，即使是最勤奋的研究者也只可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说嫌少，是指有些重要历史环节却没有足够的文字资料留存下来，留下的也不能说全然可靠（例如俄国档案中有关中共主张的记载，少数地方因经过翻译和转述，可能同原意有出入）。作者的分析，有时就只能借助于推断。这种推断，有准确的，也可能有不够准确的。作者为了尽量少讲或不去重述前人已经说清楚了的问题，常常着重强调事情还有它的另外一面，这是很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但这对有些不熟悉事情全部情节的读者也可能留下片面的印象。但不管怎样，这些都可以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为了弄清一些复杂的问题，有时像努力攀登高峰的探险者那样，需要经过长期而顽强的探索，在前进中即便存在这样那样的误差，也总比只在原地踏步要好。

作者要我为本书写几句话。这些，可以说是我对本书的一点读后感。

金冲及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曾长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围，接受同一个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曾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为共产党人，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自然也绝难例外。中国革命刚一胜利，毛泽东就主动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并迅速与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曾几何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竟反目为仇，双方关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双方国家关系一度竟处于紧张的战争边缘。同为共产党，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号称同志加兄弟，并且是战友加盟友，为什么竟会走到反目为仇，剑拔弩张的地步？这里面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喜欢强调两党间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中外许多学者则喜欢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但单纯从意识形态，或单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似乎都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看法的改变过程是渐进的和曲折的，而导致他改变对苏联看法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概括起来说，那么也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释。第一，是历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以下仅就这四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关于历史上的恩怨

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中国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俄”。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的共产党人。”当1935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展。当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话。由此不难想象，当1947-1949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正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一份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因此，毛泽东才能在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下，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后成了得到莫斯科正式支持的中共领袖。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后来那样的地位。

当然。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了解得很少。他长期感受到的，是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那些断断续续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里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1938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集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越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证实自己的正确，他就越是认为，莫斯科在对待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太多的错误。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迅速强调了独立自主。20世纪40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做法，双方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早在抗战开始之际就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策略原则，强调自我保护。后来，因为这一观点不能得到党内和军内多数领导人的理解与拥护，再加上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一度致力于巩固与发展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随着1939年以后中共在敌后大规模独立发展局面的出现，国共之间围绕地盘和政权问题的摩擦与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开始高度重视与国民党的斗争问题。1939年秋天欧洲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重新树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旗帜，为他在思想上否定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强调斗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表现出相当高度的政治热情。想不到，一年以后，德国威胁再度迫近苏联，共产国际重又强调统一战线，极力主张国共缓和。这种把苏联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的做法，使毛泽东难以理解。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即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围绕着1941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伏击一事而发生的争论，是毛泽东有生以来与莫斯科之间第一次直接发生重大意见分歧。他的确早就估计到国民党要有所动作，并一再提议对此做出反应，但莫斯科就是不相信。事变后他再度主张进行反击，又接连遭到拒绝。面对千辛万苦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这支近万人的部队被国民党一举消灭，莫斯科方面甚至不愿做出任何毛泽东所期望的反应，毛泽东自然深受刺激。联系到抗战初期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他明显地意识到，莫斯科并非像他那样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想法，促使他下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拒绝在军事上采取莫斯科所建议的针对日军的战略牵制行动，清楚地显示出他与莫斯科的分歧所在。

……

结论

毛泽东与苏联党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上的积怨，也有个人性格上的冲突，更有民族利益上的对立，所有这些矛盾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在双方之间造成了隔阂，特别是促成了毛泽东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与苏联日渐疏远。这些矛盾冲突，在不同的时期，也分别起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双方关系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或冲突，都不曾，也不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双方关系本质的看法。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不满是哪些呢？归纳毛泽东的历次谈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斯大林始终不信任他，先是在中共党内扶助支持留苏学生王明等人，长期压制他，打击他，以后他仗打胜了，又怀疑他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另一个铁托。

2.抗战时武器给了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了，可以推进中国革命了，斯大林竟又强迫他去与蒋介石谈判，“不许革命”；以后仗打起来了，斯大林始终怀疑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3.斯大林总是盛气凌人，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样子，处处凌驾于他人之上，大摆老子党的架子，在他访苏时有意冷落他、教训他，让他憋了一肚子的气。他始终不喜欢斯大林的书和文章，也是为此。

4.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要中国为苏联建橡胶园，将东北、新疆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许第三国染指，建合股公司，要控股权等。

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上述怨言可以看出，他的感受过程大致是：斯大林先是不信任他、压制他，不支持他；然后又不许他革命，仗打起来不相信他能胜利，仗打胜了又怀疑他是民族主义者，冷落他，摆架子；最后是不能真正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能平等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在这几个方面，毛泽东讲得最多，感受最深，也是最不满的，其实主要是前三项，即压制他，不许革命和冷落他。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有怨言，不喜欢，最后却还要尽力地维护斯大林？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利害之争。换言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方面或国家利益方面的。毛泽东的不满集中表现在：他认为斯大林早就应该支持他、信任他、帮助他来实现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想，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他。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斯大林开始频繁地与毛泽东互通信息，交换意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观迅速好转了。照他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从此终于相信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地改善了。

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来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事情发展的方向正好相反。如前所述，赫鲁晓夫上台后尽力与毛泽东搞好关系，在民族利益方面尽可能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趋势。当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则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对赫鲁晓夫抱以不信任的态度。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导致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都曾大发脾气。显然，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分歧。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在把意识形态视同生命的毛泽东看来，是最不可原谅的。

当然，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与他的个性、切身的利益，特别是其现实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终极目标的永恒性及其手段、方式和过程的灵活性，则是以毛泽东个人的判断和解释为标准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令人颇感困惑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初，当毛泽东强调中国的武装斗争经验的时候，他几乎是全力推动和支持周边国家的革命党走武装革命的道路；1954年以后，当他赞同与周边国家政府和平共处的时候，又转而劝说周边国家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把那些在停止武装斗争后难以在其国内生存的分子大批地接到中国来定居，甚至硬性解散了华侨当中的共产党组织，以换取周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友好与同情。当50年代末以后他又重新开始强调反帝反修，鼓吹世界革命的时候，他显然又毫无顾忌地推动周边乃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党起来实行武装斗争，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外交利益。但到了70年代初，当他下决心要利用美国来牵制苏联的时候，他又转而实行对美缓和，进而劝说与美国处于全面对抗中的兄弟党采取同样步骤，为此他又不惜得罪那些跟着中国一起激烈反帝反修的左派共产党人。注意到毛泽东的这种种政策变动及其对内对外所带来的连锁性的影响，我们亦不难联想到，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种种恩怨，固然是这样或那样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但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强人政治的体制以及在此体制下膨胀无度的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作用，显然也是极其关键的。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国家、社会乃至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直接间接受到这种“恩怨”的影响，搞清这种“恩怨”的来龙去脉，不仅会使国家、社会对过去与未来“更明白”，也会使我们个人活得“更明白”。

——《南方周末》1999年6月25日

特别吸引我的则是对毛泽东性格及由性格所导致的行为方式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的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对这段历史获得了一种实而不“虚”感觉。

——《中华读书报》1999年

毛泽东与莫斯科有过长达四十年的密切关系，这些关系过去长期属于机密，人们只能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毛泽东自己的一些说法中了解这些关系。但这些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回忆、说法。使得本来就扑朔迷离的历史事实本身，变得更加面目不清。近些年来，国内大量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档案先后公开。作者从这些新披露的资料和大量收集到的历史资料入手，对过去所发生过的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读者能从这些研究中了解到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事情发生的时间、经过及其结果，从而解开一重重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澄清一件件面目不清的种种传说。

——香港《大公报》1999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