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大约二千三百年前，孟尝君田文路过赵国，赵人久仰大名，空巷出而围观，都笑着说：“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田文听了大怒，那班随从的食客立刻下车，“破砍磔杀数百人，遂灭一县而去”。笑，竟惹出一场大屠杀。可见，在专制时代，即使只是笑一笑，也是要万分小心的，尤其在权势者面前。若夫阿Q，谁有意无意触及他的癞疮疤，则骂一句娘，吐一口唾沫，或者竟只是怒目而视而已。为什么呢？因为阿Q并没有阔到封邑列郡、食客三千，除了破袄里数不清的吸血的虱子。话说回来，当其时也，赵国的愚民要不那么笑嚷嚷地评头品足，而是隆重地夹道欢迎（送），并且推出代表顿首致颂，恭维那个委实其貌不扬的贵客魁梧奇伟，龙姿凤质——而把他们的讥笑埋在骨子里。这样，那“眇小丈夫”一定高兴得不得了，说不定大家反而会得到一笔犒赏。当然那颂词必是很好的讽刺文章，那情节写成戏剧，必是很好的讽刺的喜剧，画成图画，必是很好的讽刺的漫画。可惜赵国的大众却过分老实，不懂得（或者一时忘记了）讽刺的艺术，而使孟尝君几乎成为完全的胜利者，真是“王者一怒，流血千里”，心里怀着极大的满足，躺在华丽的马车上，由奴才们簇拥着扬长而去；死人不会拦路鸣冤，活人不敢弯弓报怨，也不见冯欢之流出来提点意见。只有三百年后的司马迁用深冷的笔法记下这个悲剧，永远使人们知道这个徒有虚名的人物，尽管搭过许多架子，说过许多大话，从外貌到精神上，确实不过是个“眇小丈夫”，“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千百年后，人们也永远知道，帮闲和帮凶们有怎样一种心肝，怎样一副嘴脸，怎样一些行径。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十分佩服司马迁，只那么几笔，就把大仁大义的孟尝君和麇集在他门下的英雄豪杰的灵魂，全给勾勒出来了。由此也可见，笑毕竟是杀戮不了的，由笑而产生的讽刺的艺术，也是杀戮不了的，如果它们的生命是真实。
然而，在专制到极端的时候，不但开怀的笑和直截了当的老实话，讽刺和讽刺的艺术也是被禁止的。以讽刺为特色的漫画，就被“四人帮”禁锢了十年之久。他们在艺苑里践踏和砍伐了许多花草，漫画就是被摧残得比较彻底的一种。原因何在呢？想来一是它总略带点夸张，把隐微的东西给放大了，让人们看得明白，这法子使鬼魅害怕；二是它总带着讥刺的笑，不免使假装正经的人们疑心而且恼火；三是摧残者们本来就是一些漫画式的暴发户、伪君子、假革命，例如骑着一张白卷上青天的小丑张铁生，那不就是一幅绝妙的活现的漫画吗？简直用不到再加一点点夸张；四是漫画不会拍马，做文章拍马的有，作诗演戏拍马的也有，却从不见漫画点头哈腰。正因为这样，江青爱拍照却不爱漫画，虽然漫画比照片更能替她写真；他们和漫画无缘，也从不搞什么革命的漫画样板。
然而讽刺的艺术、讽刺的漫画，可以被砍伐，却不会断根，正像生活中的笑、夸张和讽刺不会绝种一样，漫画又破土而出了，只是它好像滋长蔓延得迟，同其他复苏的花草比较起来，要冷清得多，没有那种严冬过后竞发争放的热闹气氛，春风何事不入漫画园？这可是园丁的过失了。
我们的敌人都是值得轻蔑的，同它作斗争并不总是需要庄皇的檄文，有时候，几笔漫画，就可以叫它当场出彩。我们新生活中那些落后的、愚昧的、阴暗的东西，也都是应该扫除的，同它作斗争，也并不总是需要长篇说教，有时候几笔漫画，就可以使人们会心一笑，脸上发热，有所警悟。
人民需要漫画，战斗需要漫画，现在漫画家却似乎并不勤奋。试看，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一个画画儿的却躲在树荫下，把画笔当枕头，呼呼大睡，笔尖长出蘑菇来了，小鸟正在他乱蓬蓬的艺术家的头发上做巢……
1978年8月P5－7
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不灭。——朱铁志
比之其他文学样式，杂文更是时代的镜子。鉴昔知今，曹丕说得好，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周修睦
有一个长时期，除了“检查交代”，什么也不能写。那时虽在社会最底层，却常有颇似伟大的称谓“社会基础”：做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做蒋介石匪帮或苏修等等的“社会基础”，更多的是做国内阶级斗争中相继垮台的大人物的“社会基础”。刘少奇、林彪等等，都曾经是我辈的“忠实代理人”。“代理人”？也许是，也许不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代理人绝对不“忠实”，因为他们在台上时候，没有一星半点减轻我辈苦难的英明措施，只是在垮台以后，才从“亲密战友”意外地成为敌人的忠实代理人。那时期，确实是个开政治玩笑的大时代。
“物不得其平则鸣”，然而人不得其平却只能默不作声。有人形容“沉默得像一棵树”，但活着的树风雨来时枝叶仍沙沙作声，而我却是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枯树，什么声息也没有。
天色微明，才又开始舞文弄墨，最初写的就是《从（国际歌）和（东方红）说起》。其实，该先写自己的“从枯树说起”。但是我毫不迟疑地不写沉默的枯树，而写《国际歌》和《东方红》。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这也许可算是中国杂文作者的宿命吧。
十几年前，我在《再思集》的前记上说，看着自己过去写下的文字，仿佛一片片留着或深或浅时令变迁痕迹的落叶，而且无法涂抹。现在我想，又何必涂抹呢？在时令变迁的痕迹里，也许可以读出点什么来：在可以说话的时候，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可以怎样说，不可以怎样说。我们不屑写应景文章，但也不可以随意写煞风景的文章。在执笔的时候，想着怎样把文章写好，更想着怎样才能让它过五关，不被捉到曹营去杀头。我们常常要拔几根孔雀羽毛插在自己的乌鸦尾巴上。
不久以前，读过一篇报道，某老先生在座谈会上谈过去在单位里怎样像童养媳过日子。他没有得到普遍的同情，在座一位青年同志喝问道：你为什么不跳槽？不炒领导鱿鱼？我编这个集子，有时就想到这睁圆眼睛的喝问。
编选这个集子，先做两点说明：（一）手头资料有的没有注明写作日期，有的没有注明原发表报刊的名字，现在我凭记忆补上。但年迈神衰，记忆难免有误，敬请读者原谅。（二）编选进来的文章，除极个别的文字改动，一仍旧貌。
本集中编进了《永远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一文。文章写得并不好，散漫芜杂；所谈种种，现时看来也“卑之无甚高论”，但在当时确实有春雷惊蛰的气势，影响甚大。选中它和其他类似文章，是因为看上它们的一点史料价值。比之其他文学样式，杂文更是时代的镜子。鉴昔知今，曹丕说得好，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
周修睦
2015年12月21日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
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
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自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
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 “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从国际歌和东方红说起（周修睦杂文自选集）（精）》是作者周修睦，针对社会中的一些问题所作的杂文随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评说，引发读者对这些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或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内省，从而希望整个社会及民众有所改善。
周修睦编著的《从国际歌和东方红说起（周修睦杂文自选集）（精）》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知识性相统一，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的精品图书。本书包含了《及时说出真理的人》、《“不求无过，但求有功”不宜提倡》、《理论文章也要有个性》、《批评家的道德》、《说真话的自由》、《一个小小的考证：帝王自称》等经典的杂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