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寿柏、张宝林主编的这本《拒绝遗忘（北京老五届在插花庙的岁月）》是“臭老九”们对“文革”经历的回顾和反思，是专门记述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书，展示的不仅仅是磨难和痛苦，还有令人动容的真、善、美，闪光的理性和智慧，以及一代知识分子面对逆境勇敢捍卫自身尊严的无畏精神。

本书可作为文学作品赏读，也可当作文史资料研究，更可看作是一个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自画像和心灵史。

鲍寿柏、张宝林主编的《拒绝遗忘（北京老五届在插花庙的岁月）》一书是一本北京八大高校68、69、70届大学生（老五届中的后三届）回忆在插花庙军垦农场之军垦生活的文集。当年的天之骄子，如今已年过花甲，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平和、理性地回溯了那一年多的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力求还原时代裹挟下个人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即便文风各异、感受有别，甚至观点不同，但都在努力为世人留下鲜活真实的民间叙事。

朱旭铭 偏航的历史

鲍寿柏 日出

张宝林 农场琐忆

米丘兰 40年后再回首

冯就宜 “大学校”的365天

黄淑珍 艰难识世情

吴敬倚 6377军垦农场那些事

蔡国有 在被“改造”的日子里

许清廉 农场轶事

傅耀良 回首在插花庙农场那一年

徐振源 重访阜阳忆当年

章 青 那年那月那地那人

董立坤 真理，正义，人类的良知是永远不灭的火光

王芸苏 和自己约会与往事干杯

李永贤 锻炼磨炼磨难

杨德兴 部队农场生活杂忆

魏幼璋 部队农场生活片断

朱听如 在6377前后的日子

李介庚 支离破碎的回忆

箫守东 难忘的年代，难忘的战友

钱汉江 我与6377部队的故事

肖方扬 我在6377部队农场这一年

金利华 对6377部队岁月的点滴回忆

周实武 有感而发忆当年

张永臣 诗三首

于 强 聚会感怀

曾石铃 六月的收获

傅耀良 蹉跎岁月个人日记摘抄

张 林 纪念学长殷爱娥

卢达甫 老五届大学生

高 峰 后记 “特种兵”再思考的意义

灰暗的天空

1970年3月17日，北京正是初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已经可以嗅到丝丝春意；车厢里几乎全是清华大学派遣的毕业生，青年人的朝气将这里剩余的一点寒意驱赶殆尽，这是人生的春天。

我抬眼看到李如法、肖蒙凯。李如法是兄弟班同学，熟透了，肖蒙凯仅仅是脸熟，于是打个招呼，坐在李如法旁边。车厢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几位讲上海话的同学，叽里呱啦地在胡吹乱侃什么。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番介绍寒暄后，陆续知道了姓名，能够回忆起的有：徐宏炳，工程物理系；郭海铭，英语师资班；何冠东、陈嘉陵、徐国泉，机械系；金利华，冶金系；朱荷生，工程化学系；应宏善、饶海渊，建筑系。还有几位女同学，那是后来才知道身份，她们有：刘素真，工程化学系；任京男，电子工程系；王竹君、胡小明，机械系。

闲谈中慢慢了解到其他系的分配情况，才知道很多同学是正常分配到插花农场，并非是“问题学生”。想起上车前系军宣队负责人的话，立刻悟出原来仅仅是我们自动控制系把农场名额给了“问题学生”，反之，说明我们系的分配方案总体比较好。于是心稍安。

列车以时速75公里前进，我心里在猜测前方农场的环境。安徽在我这个苏南人心目中，就是穷山恶水、民风刁悍的地方。最初的概念来自书本中的淮军、捻军、淮河成灾和现实中见过的安徽讨饭人、唱凤阳花鼓的艺人。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我的老家纷传安徽饿死很多人，加深了安徽穷的印象；陈登科的《风雷》使我对淮北一鳞半爪的想象停留在淮海战场、贫脊的土地、贫穷的农民、风雪、狗肉摊及羊秀英这样的女人。下午，感到阳光被云雾遮去，天空一片灰暗，列车继续不紧不慢地行驶。

大约晚上12点，列车停在了蚌埠车站。记得我们一行17位学生下车后被一位年轻军人接走，由于取消了军衔，不知道他的军阶，从四个口袋的军装判断应该是干事或参谋之类干部。军人很有礼貌，好像先询问哪位是应宏善（后来知道应是中共党员），就和应宏善交谈了什么，随后带领我们到了一个旅馆，安排休息。那是我第一次住旅馆，有几分好奇，注意打量了一下环境。记得那是一所正规的旅馆，至少是三层楼建筑，楼梯宽敞，木扶手整齐，楼道灯光柔和，可惜没有房间和床铺的印象了。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比较好的旅馆。由于旅馆名字和路名没有记住，后来几次到蚌埠找它，都无法找到。

18日一早，大约6点30分，那位军人就催促我们起床，匆匆盥洗后又匆匆赶到旅馆内部餐厅吃早饭，早饭是稀饭、馒头加咸菜。部队紧张的生活节奏开始体现，有的同学早饭才吃一半，军人已经催促准备登车了。我吃饭比较快，较早餐毕，走了出来，习惯地观察了一番天气。那天是多云，看不到早晨的霞光，整个天空灰蒙蒙一片，无法根据阳光判断方向；早春二月的蚌埠，清晨依然有寒意；阵阵微风吹来，寒气竟有些透骨。一辆解放牌带拖挂车的卡车停在一边，我估计这就是我们的车了。同学们陆续到齐，军人果然指挥我们登上那辆卡车。近到车前，一阵猪粪臭味扑鼻而来，有的女同学开始用手掩鼻。仔细一看，车斗地板上还有未铲净的猪屎，侧板边躺着拦网，原来是肉联厂拉生猪的专用卡车。当时，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管它脏不脏、臭不臭，纷纷翻到车上。车上好像有一些草、木头之类的东西，想必是供我们坐的，大家各自清理地方，设法坐下。只是现在回忆不起我们的行李有没有随行，依稀记得行李另有车辆拉到农场，否则清理行李上的猪粪和臭味应该是不小的工程。

8点左右，卡车开动了。天色没有放晴的意思，依然蒙蒙一片灰暗，迎面的寒风犹如小刀刮过，钻进衣服。那时我们流行一种中式棉袄，我估计那是海派裁缝依照清代马褂式样所设计，如果配上马蹄袖，前后心贴上“兵”“勇”，活脱脱清朝兵丁或戈什哈形象。我穿的就是这种棉袄。我一向不喜欢戴帽，因此没有帽子；也没有手套，将手笼在袖中，在风中挨着。好在年轻体健，感觉无所谓。同行的女同学已然穿上棉猴，戴上口罩，好像还在嚷冷。因为冷，我们挤在一起，渐渐开始寒暄、自我介绍情况。相同的命运使大家立刻有了亲切感。

卡车沿蚌埠—蒙城一阜阳公路行驶，渐渐驶入淮北平原。灰暗的天空下面，田野一望无垠，十分平坦；路边稀稀拉拉闪过一些村落，土坯墙、茅草顶，给人荒凉贫穷的印象。公路两边的白杨树已经可以看到细细的芽尖，由于透视原理，路边的白杨树在前方公路视野尽头相交，与公路形成一个灰暗的三角形箭头。公路上时不时地有毛驴车、板车和独轮小推车出现，拉车或推车人光脊梁穿一件黑棉袄，腰间胡乱系一根布带或绳子。后来了解，这里的农民十分贫穷，一件棉袄冬天用过后，把棉絮扒掉就是春秋天的衣服，夏天就基本光脊梁了。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很多板车上绑有竹竿，绷上布，这时板车成为风帆车，车能借助风力前进。还有一种景象，板车呈推行状，驾车人脸朝后坐在车后，用脚一下一下地蹬地，车子一翘一翘地前进，看上去有点滑稽，大概能省力气，但我一直没有理论分析计算过。车上有秸秆、草席及盆碗等物，见不到像样的物品。这幅由灰暗的天空、灰暗的公路、灰暗的白杨树、板车、穿黑棉袄的人构成的灰暗图像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

中午我们在蒙城的一个路边小店打尖，土墙茅屋，柴火土灶，谈不上卫生条件。老板是胖胖的中年女人，与陈登科笔下的羊秀英大相径庭，也没有看到狗肉。那天吃的是包子加面皮汤，包子多少粮票钞票已忘，馅倒记得是山芋粉丝为主，由于饥不择食的原因，味道尚可；印象深刻的是面皮汤，二两粮票一毛八分钱一大海碗，上面漂着一层白花花的肥膘肉，十分腻人，饶是我们这些男同学也消受不起。我偷眼注意女同学，她们都在悄悄往外扒拉肥肉。后来知道蒙城有一肉联厂，大概这些是处理的猪肉边角料。利用饭后休息，男同学们就近走走，我突然发现这里养猪很有特色：是用绳子拴住猪脖子随便系在一棵树上，猪们就在一个个以树干为圆心，绳长为最大半径的区域内活动，于是地上形成一个个稀泥圆面，令人联想起制陶工人手下制成的泥胎陶罐底。我猜测这种猪一定是瘦肉型，于是多年来我一直据此认为淮北的猪肉好吃。

下午3点许，卡车驶下一条土路，再行约莫两公里，停在一个营区，农场终于到了。营区比我想象的要好，学生们住3排砖瓦房，看见有供电线，估计有电灯，还看到篮球场、拖拉机、收割机、马匹等。后来知道，这是团部驻地，条件比较好，82、81分队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

有先到的战友迎上来，一些解放军战士在张望，这些战士很多是娃娃脸，非常年轻。在安顿妥宿舍后，我初步了解到：来农场的大部分是北大的学生，清华的学生仅30多人；这里是学生营84分队，男女混编，女生为主，另有82分队在东边（以宿舍朝南定位）几里外，81分队在50里外的胡集。

一年的农场生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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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兵”的晚岁思考

◎张宝林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30多年了，“文革”研究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关于它的起源、沿革、核心人物、历史事件、悬疑、影响，以及经验教训，世界上早有许多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甚至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十分遗感的是，目前世界上“文革”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机构并不在中国本土。在我们这片国土上，“文革”研究尽管已不再是空白，但似乎并未完全解禁。这块全民族的心病，依然折磨着我们的灵魂。

其实，早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五年，即1981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论及“文化大革命”，其主要结论是：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虽然早已结束了，但它的“遗毒”还在，正像一个病灶未除的巨大疽痈，虽然表面已经平复，终究还是隐患。现在有一些人怀念“文革”，竞把解决当前社会尖锐矛盾的法宝押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上。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惕吗？这些年，国内出版的党史、军史、国史汗牛充栋，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一部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专门论述“文革”教训的专著，就连反映“文革”的小说、电影、戏剧，也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仅有的那一二十部，也大多是早些年的作品。

对于“文革”的深度反思，绝不仅仅是政治家、史学家、理论工作者们应做的事，也是每一个公民应做的事，对于亲身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来说，尤其负有一份神圣的责任。我们相信这种全民族痛苦而真诚的反思和自省，大大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救赎和国家振兴。

我们这群“文革”中期毕业于北京八大院校，后来被命运抛到安徽一个叫插花庙农场的400多名大学生，正是被裹挟着参与了“文革”全过程的人，而且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还处在“文革”的“风暴眼”中。我们有过认真反省和重新检视那段历史的冲动和思考，但我们缺少一个契机，一个由头，现在，这个契机和由头来了。

我们这个群体是1970年形成的，那一年的初春，北京大学250多名63、64、65级学生，清华大学30多名64、65级学生，从蚌埠火车站集体列队，向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独立一师的阜阳插花庙6377部队农场进发。8月，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体育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语言学院等6所大学的100多名毕业生，也陆续加入这支队伍。这批当年被贱称为“臭老九”的“旧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组成了一支特殊的6377部队学生营，既是被迫又是自觉地进行着艰苦的磨炼和改造，先来的一年，后来的一年半，然后再分配到全省各地工作，开始他们踏人社会的长征。

自此之后，我们与以下关键词——插花庙，学生营，81、82、84分队，融汇成了一支特殊环境下的“特种部队”，我们便是这支“特种部队”的一批非工、非农、非兵、非学的“特种兵”。通过我们这些活生生的标本，世人或许可以触摸到当年一个持续发烧40度、病情延续10年之久的庞大病躯的脉搏，从而做出恰当的病症分析和病因判断。

2010年，我们这些“特种兵”的部分战友40年后相聚合肥，几位同学不约而同地提出编辑一本回忆文集的设想。这个倡议立即得到更多战友的赞同。

回忆文章怎么写？

……

“6377农场”其实就是一只很好的小白鼠，通过对它的剖析，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更好地看清那场亘古未有、不可思议、荒诞之极的“文化大革命”的真面目。

“革命”一词，典出《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的是公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是顺应天意，符合民心的事情。这里的“革”即改变，“命”即天命。古代的君主叫作“天子”，是受命于“天”的，所以改朝易姓，把天赋予的权力从这个君王转移到另一个君王，是改变“天命”的行为，这是神权政治观对“革命”的解释。古希腊时代，一些哲学家也把“革命”看成是推动社会变革，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历史过程。从古至今，人们说到“革命”，大多把它和“暴力”“正义”联系在一起——“革命”就是用暴力手段实现公平正义。

现代意义的“革命”，是从日语来的，经过改造、演进，已少了暴力的因素，多了变革的含义。比如，日本人把明治维新也称为“革命”，而明治维新基本是政治变革，而非暴力革命。

无论站在东方或西方的立场，用古意或今意解释，“文革”都和“革命”沾不上边，原因很简单，这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见前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封建主义、蒙昧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我们曾长期陷入蒙昧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史无前例的“文革”固然是蒙昧主义的样板，但在此之前，我们做过的蠢事还少吗？“反右”的“阳谋”，把55万知识精英打成异类，发配到北大荒、夹边沟那样的荒蛮之地一去20年；紧接着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砍树烧山、吃大锅饭，种万亩田，最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饿毙干百万人的惨剧；一年后，彭老总为民请命，在翔实的调研之后，说了真话，去马上被打成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革职流放。

蒙昧主义是万恶之源。蒙昧主义非彻底打倒不可。

揽锕正衣冠，读史可知兴替。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初衷。我们愿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拂去这面镜鉴上的浮尘，让它映照灿烂的时代辉煌。

“文革”十年，我们这代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已在西西弗斯式的“无用功”中虚掷了。我们唯望这样的荒唐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特种兵”再思考的意义

◎高峰

一册近30万字的回忆文集经过一年的征集、整理，再次汇集到这个创意的实施者手中，他们就是同在无锡工作的“无锡三侠”，北大的朱听如、徐振源和清华的傅耀良。

收到文稿，我深为“无锡三侠”的热心、认真、细致所感动。他们侠义心肠，由征稿开始，到核实数据，寻根求源，乃至历史文件的搜集考证，文稿的编排和命名，都是孜孜讫讫，全身心地投入。甚至，还要承受一些误解和非议——虽然做这件事完全出于公益和一种良知。更不用说，他们在时间、精力和智力方面的无私付出。我们得以读到这本特别的集体回忆录，要感谢这几位有心人——这些和我们一起共患难的好战友。

6377部队学生“特种兵”战友40年再聚首，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特别的情结——纠集着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人生的情结。它既模糊又清晰，既困惑又理性。对于那段历史，肯定每个人都会回忆、思考、叩问、探究；答案也许林林总总，各自不同。但这些各自东西、分别了几十年、进入到人生喜欢忆旧阶段的人，居然都愿意不远千里从天南地北来到合肥，旧地重游，把酒临风，激昂慷慨，尽诉衷肠。除却人之念旧常情外，一定有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深深感觉得到的强力纽带，把这些人紧紧连接在一起。

这是一条什么纽带，凝聚力、吸引力如此之大？哦，那是被刻意忘却又无法忘却的时光记忆，那是被强行埋没却无法扼杀的不屈魂灵，那是可杀而不可辱的书生意气。那里面牢牢裹挟着中国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使命感、知己情，那是当下社会最缺失的人文理念、道德反省、文化自觉和终极关怀，是一个特殊年代连接一整代特殊人群的非物质的、超物质的精神。

几十年难得一见，短短三天的“还乡”聚首，这些当年在农场其实也是各自分散的个人和小群体，竟然如同一家人，不分生疏，不分身份与地位，不管大会小会抑或三五成群，述说与讨论的都是当年今日与今日当年那不可分割的、变化莫测的、因缘际会的，然而似乎又都有定数的时空隧道、大干世界、冷暖人间。如果你稍加留意去聆听他们的话题，你会慨叹，你会唏嘘，你会狂笑，你也会伤悲；你再稍微深入一点了解他们的话题，你会忧虑，你会激愤，你会流泪，你更会沉思。

6377“特种兵”的重聚首，是一声响亮的集结号。它吹醒了我们那一代知识人对社会的再思考，对人生的再思考，对生命的再思考，对中国的再思考。

这本文集，实际上是三天聚会没说完的那些话的继续和深入，是那声集结号的巨大回响，它向历史、向社会、向世人提出了沉重的“十万个为什么”，也在向历史、向社会、向世人叩问“怎么办”。

我们从文集中，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种种荒诞、无知、无耻，看到了人性的扭曲、泯灭、丑恶；我们也看到了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人性的真实、良善、美好，看到了人的良知、理性，看到生命的顽强、光辉。

有位战友把“文革”前入学、“文革”中被清理出校门的五届大学生的生活和历史称为历史断层，意指被历史刻意遗忘和忽略的一代知识人群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发展的化石——这批人已经成为历史的悲剧人物，无人问津。然而，我们从文集中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这一切，难道仅仅是那五代或那三代大学生构成的断层吗？细思量，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这批“当事人”自然是历史的悲剧人物，可最大的悲剧，远远不是我们这三代或五代大学生，也不单是这个知识人群，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历史、整体文化和整体文明的大倒退。这种大倒退，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隐忧——哪怕是在看似盛世太平的今日，仍然如此。如果能从我们这批活化石的断层切片中透视出这个隐忧的根由，那对解除社会的贻害，无疑是一个巨大贡献。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文集的意义。

6377“特种兵”是历史沧海中的一粟，是知秋的一片树叶，是可见太阳的一滴水。请大家仔细读一读人生经历迥异的作者们发自心灵深处的倾诉吧，定会读瞳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各界领导和朋友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安徽省委宣传部原老领导何永炎部长，在百忙中多次亲自过问、帮助联系本书的出版工作，并与海天出版社副总编辑于志斌同志一起亲自审定书名——《拒绝遗忘》。永炎同志是资深领导，也是思想活跃、聪慧睿智的学者和长兄，他对本书所倾注的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尹昌龙同志是北大校友、知名学者，他对此书的鼎力支持体现了深深的校友之情。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于志斌同志，他与孙艳等同事在编辑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敬业精神，使得此书的出版问世得以成为可能。

有话能说是我们追求的大自由。虽然我们这本文集，说的不是什么大话题，但能以现代人的身份，随心说说往事，品味一下人生，思考一下问题与主义，倒也真是一种美好的自由与陕乐，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价值的永远的追求，能不珍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