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巨轮在“千岛国”——印度尼西亚曲曲弯弯的海域里缓慢地行驶着，它从三宝陇港到了雅加达港……在离开这个国家之后，轮船驶入无边的太平洋时，顿时感觉到它的速度飞快了起来。海鸥低空翱翔，从伫立在甲板上扎红绸发结的姑娘身边掠过，18岁的陈基娘，轻轻地吐了一口气：哦，飞吧，飞吧！向北，向北！快快飞向那北斗升起的地方……
1954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海轮经过几天几夜的航行，终于在一个清晨抵达香港。旅客们纷纷上岸。黑洞洞一片模糊的楼房，它的顶上挂着英国的米字旗。听说，深圳桥的那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了。一帮拿着棍棒的巡捕，像赶什么似的（啊，姑娘想起来了：这不是在赶“猪猡”吗？）把他们赶过了哨卡。过了那座桥，刚刚天亮，一眼就看见了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陈基娘双脚并拢，肃然立正，深深地弯腰90度，连连鞠了3个躬。祖国亲人解放军拉住了她的手说：“欢迎，欢迎！你们辛苦了……”话还没有说完，陈基娘已是热泪满面，呜呜地哭了起来……
“笨猪！”这句口头禅，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似乎是对黄皮肤的华人特有的一种称呼。陈基娘的心灵里，从小被刻上的一个耻辱的烙印，至今没有磨灭：在异国他乡经常像“猪猡”一样被赶来赶去。父亲为了养活一家七八口人，经商卖杂货，从文池兰搬到日惹，从日惹又到三宝陇，从三宝陇又搬家……陈基娘当然就跟着到东到西。
她永远忘不了目睹的一幕惨景：就在木拉比活火山口附近的山林里，一群野孩子窜到树林里去玩耍，她第一个发现被刺刀挑开肚皮的叔叔和阿姨的尸体横躺着。基娘疯一样地逃奔回家，一头扑在外祖母的怀里。世上发生的一切，那瞬间被柔和温暖的怀抱所隔绝，但凶残的触角像射线一样，从不间断地向幼小的心灵刺来，简直无法阻挡。
为什么？为什么？在日惹上初中的姑娘，渐渐感觉到因为没有生活在祖国母亲真正的怀抱之中而缺乏安全感。
姑娘倔强起来了：她参加了进步华侨青年组织。学生会主席被当局逮捕了，她和大家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抗议游行；又跟同学们搞募捐活动，欢送一批批华侨回归祖国。她已经不是一个野孩子了。
她知道祖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搞生产、闹建设、男女平等……她瞒着父母偷偷地加入了“回国同学会”，立下了回国的誓愿。
父亲是出于爱护女儿（因为她参加的活动，难免有被抓去坐牢的危险），还是舍不得骨肉分离？老人知道这事后，坚决阻拦。“中国人多，也不稀罕你们回去！”“留下来可让你上大学，只要经常见面就行了。”“要么就别上大学了。你大姐以前也闹着要回国参加抗日，我就采用这办法，干脆不上学，还可以帮家忙。” 陈基娘说理也不行，撒娇也无用，终于采用了不吃饭的办法，对付严厉、可怜的老父亲。她绝食了。绝食到第三天，基娘不能起床，父亲勉强答应了女儿的要求，但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等冬天再回国；第二，从现在起在家不去上学，不准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不许与同学来往。聪明的姑娘识破了父亲的“缓兵之计”，自己也提出了条件：白天在家帮忙，晚上请老师来补课。于是，她利用补课机会联系老师和同学，又通过一位老师巧妙地向父亲活动，不久又重新上了学。
陈基娘加快了回国日程的安排。在华侨同学的帮助下，买了一张票价最低廉的底层地铺船票，登上了开往香港的海轮。
姑娘真的要远走高飞了。无奈的父亲、母亲拖着小弟慌慌忙忙赶到三宝陇码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的亲人给姑娘送了一笔“嫁妆”：衣服、杂物、自行车、照相机等；父亲还专为她付钱，换了一张床位票；当母亲抖抖索索的手，将一条黄澄澄的金项链，塞到女儿手里时，陈基娘也有点心酸了……
这位华侨姑娘很快从祖国的南方大门广州，到了即将东流入海的长江之滨南京，被保送进了南京师院附中，当高三插班生。毕业后，她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在一片“社会主义好”的欢歌声中，来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对于心田里似乎早已熟识，但在现实中却是完全陌生的祖国生活，陈基娘每时每刻、一举一动，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吃饭用筷子不习惯，解手用“手纸”不习惯，不能天天洗澡不习惯。有一次，还是去参观游览哩，往返大约只走了10来里路，就觉得脚步不协调，脚掌还起了泡。难怪她不习惯，姑娘在海外，一里地也要骑自行车，远路是有包车的。
陈基娘毕竟已经生活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之中，周围有个强大的集体温暖着她的心，而自身发出的无比力量的源泉，来自她心中已经竖立起来的缀有五颗星星的红旗。
这位华侨姑娘被动听的政治报告吸引住了。那些足以使人激动得掉眼泪的“忆苦思甜”，还有悲壮的革命战斗故事，使她对神圣、庄严的祖国更加热爱、万般神往。最初，陈基娘在操场上听大报告，最怕有小蚂蚁爬到身上来，坐立不安，有时还惊叫起来。现在，开这种大会，和同学们一样都盘腿坐在草地上，一坐就是三四个钟头。这个在印尼中爪哇岛长大，围着水稻田里那几个人也不能抱合的大榕树，嘻嘻哈哈“捉迷藏”的野小孩，现在变得这样的恬静、善思、有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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