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读二战中神秘的东方战场，从1937年到1944年，美国记者福尔曼等多次到中国，针对抗日战争进行广泛采访。《索赔(亲历中国慰安妇及被强掳赴日劳工诉讼)》作者康健和刘荣军从这批鲜为国人所知的照片中，选取震撼场面，为读者解析抗战中真实的中国，还原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的真实历史，作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

《索赔(亲历中国慰安妇及被强掳赴日劳工诉讼)》系康健律师参与对日索赔近二十年诉讼历程的口述纪实。

全书分为上下篇，分别记述了康健律师从最初参与对日索赔案件的起因，对原“慰安妇”受害者和被强掳赴日劳工的实地调查、取证，记录了部分原“慰安妇”受害者和劳工当年受害的事实；通过作者亲历的多次赴日诉讼的过程与细节，以及与日本政府、有关日本公司在法庭内外斗争的经过，讲述了对日索赔案件中的种种艰辛；直至在中国法院向日本有关公司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介绍了日本律师、日本民间支援团体、中国人民以及世界进步团体在帮助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驳斥了日本政府和日本有关公司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为战争受害者索回正义与尊严。

上篇 原“慰安妇”受害者索赔诉讼

 1 一个回应，走上索赔之路

 2 山西“慰安妇”调查

 3 海南“慰安妇”调查

 4 中国“慰安妇”诉讼概况

 5 与受害者第一次到日本出庭

 6 数件“慰安妇”诉讼

 7 “侵害女性的国际战犯法庭”审判

 8 她们需要关怀

 9 事实不容篡改

 10 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

下篇 掳日劳工索赔诉讼

 1 劳工索赔案的介入

 2 被强掳赴日劳工的概况

 3 劳工调查

 4 出庭

 5 与日本公司的交涉

 6 与日本国会议员的沟通

 7 八十人赴日本

 8 诉讼中的成败

 9 已有的和解是苦涩的和解

 10 在中国国内起诉

索赔中的朋友们

未尽之言

一个回应，走上索赔之路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国方面的会议牵头单位之一是全国妇联。为了更好地参加大会，全国妇联在会前几次召集参会的代表做会前的准备。根据会议分工，参会的律师主要是在会上谈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在会议开始前的一次准备会上，我们做了分工，我的发言主要是谈在离婚后对妇女财产权益的保护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执业律师有我和黄丹涵两位，另外还有我们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周纳新以及重庆律师协会的一位女性会长。我们四位是律师界的正式代表，其他也有旁听的律师，但不发言。在全国妇联召开的准备会议上特别强调了一条纪律：会议期间可能有人要提出“慰安妇”问题（在当时，认为“慰安妇”是军妓），对此要求不做表态，不介入。在这个准备会上，我是第一次听说了“慰安妇”这个词，从此这个词也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在此之后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为中国大陆“慰安妇”和被强掳赴日中国劳工的对日索赔倾注了大量心血。

9月份，世妇会正式召开。我们作为NGO（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了大会，当时NGO的主会场是在怀柔。世界各国的妇女代表都来了，在会场上发表各自的见解，气氛非常活跃。希拉里也参加了会议，她谈到了妇女权益的保护，但没有涉及“慰安妇”的问题。当然，会场中也贴出了韩国“慰安妇”问题的宣传资料，但由于事前不予介入的要求，我对这些也就没有更多的关注。

会议期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了一个中日两国女律师代表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在全国律协办公地点附近举行的。会议由全国律协秘书长吴明德、国际部的宋芮作为召集人。中方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位女律师，周纳新会长也参加了；记得日本女律师参会的大概也是有五六位，与我方参会人员数量基本对等。翻译由中国法学会派人担任。会议确定的议题是在婚姻家庭中对女性权益的保护，我们的发言都是围绕着这个议题进行的。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在快结束的时候，参会的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突然提出了会议议题之外的话题，她说：日本有一些律师想帮着中国的“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但是作为外国律师在中国做有关调查十分不便，希望中国律师给予支持。她的话题一提出，中方代表相互看了一下，接着就是几十秒的停顿，这短暂的几十秒却使人感觉时间很长，没有任何人发言。我们都在认真遵守事先提出的工作纪律，一时不知怎样来回应日本律师的期望。停顿中我也在思考,当时只是感觉到：对于一个法律问题，所有人都不回应是不合适的，最起码是不礼貌的。我就硬着头皮说：作为一个诉讼案件，我们中方律师给予协助不是不可以。我当时回应她主要考虑的是基本的道理和礼貌。日本律师听了后相互看了看，表情上都非常高兴。会后在送别日本律师时，大森典子律师特意到我面前，一边握手一边不断地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以为她是客气，也就礼节性地做了回应。会后,我也向全国律协吴秘书长询问，刚才在会上这样表态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没关系，说了也就说了。这次会议结束后没两天，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也结束了。我和大森典子律师也没有再见面，也没有联系。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一个多月后，大森律师按照我们交换名片上的信息给我发了个传真，大概意思是想专程到北京来和我商谈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看了传真，我感觉日本律师对这件事是认真的。我向北京律师协会会长周纳新做了汇报。周会长表态说，先谈一谈吧，接触一下也可以。这样，我就给大森典子律师做了回复，约她在10月底左右到北京谈。

在这期间，我查找了一些关于“慰安妇”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查看，我初步感觉到所谓的“慰安妇”不是像我们参加世妇会时认知的军妓那样简单，二战中日军占领国中的“慰安妇”都是被日军强迫的受害者。这也是我对“慰安妇”的最初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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