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研究良知？
本书的主题是：良知——即有利于社会的无私行为——是一种非常真实、非常普遍、非常强大、也非常重要的现象。我们是一个比我们常常自认为的要好得多的物种。当人们从报纸上读到有关达尔富尔的大规模强奸、亚丁湾海盗，或是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有关抢劫的报道时，人们很容易怀疑这一点。但是16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在报纸上报道呢？因为这些事是新闻，而之所以是新闻，是因为它们罕见。强奸、海盗和抢劫在人类的互动中是例外，而非规范。
这种想法应该让我们感到宽慰。很多人感到，犯罪猖獗、政治腐败、战争、饥荒和屠杀非常令人忧虑。(我们认为这些想法本身就证明，我们具有利他的倾向，否则，只要那些糟糕的事没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会为他人担忧呢？)相信人们能干出自私和恶毒的事使人沮丧；反之，我们也能从良知的想法中得到安慰。人们确实能做恶毒的事，但是他们也能够，并且常常出人意料地，去做好事。
然而，除了在遇到麻烦时提供精神慰藉之外，这种“大多数人都具有良知”的想法还有着巨大的实际重要性。不断涌现的科学证据已经开始准确清楚地表明，人们会做出有利于社会行为的原因和时机。我们已经开始理解鼓励人们“听从其良知”的那些情况，以及相反的引发不利于社会的行为或反社会行为的那些情况。这意味着，我们不必总依赖简单的物质奖励和惩罚来鼓励有利于社会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凭借良知的力量。那是人们所能期望的最廉价且最有效的警戒力量。
任何研究法律、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显然都会愿意了解这种可能性。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毕竟就是要鼓励有利于社会的无私行为：劝说人们缴纳他们宁愿不交的税，履行他们宁可违约的合同，说服人们遵守他们有意无视的交通规则。因此，法律和良知巧妙地纠缠在了一起。虽然很多专家把法律只看作是一个物质刺激和惩罚的体系，但是科学证据告诉我们，法律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法律可以给出奖励和惩罚，但法律也可以做更多的事。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律激发(或泯灭)良知力量的途径，我们就不仅能深入了解法律，而且更能有效地运用法律。
但良知的现象并不只对法律专家才重要。正如良知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遵守法律规定一样，它也有助于说明人们遵守其他规定的原因，比如：雇主对员工的规定、家长对孩子的规定、大中小学对学生的规定。它还有助于说明人们为什么会坚守像“办事要排队而不是加塞儿插队”、“把垃圾投入垃圾桶而不是随手丢弃在公共街道上”这样一些难于用于法律手段执行的、支持着公共生活的伦理规则和文化习惯(“社会规范”)的原因。
因此，不管是从学术角度(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和管理专家)来说，还是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教师、家长、狱警、宗教领袖、民间组织者和企业高管)来看，良知现象都应该是研究和关心人类生存状况的人们感兴趣的问题。21世纪的美国人仍然欣赏明显合作守法的文化。即使是在大型城市中，大多数人也都遵守法律，信守承诺，缴纳税款，对陌生人彬彬有礼，从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行为是多么无私。违反法律、贪污、暴利和欺骗是例外，而不是规矩。
但是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合作的、合乎伦理的文化正在遭到围攻，我们集体的良知正在衰退。新闻里充满了事实证据：大银行和大公司里似乎有无穷无尽的金融丑闻；政治腐败广泛存在；美国这个国家最有名望的一些大学里引人注目的研究造假和学术抄袭事件。社会学家萝伯特·普特南在其畅销的研究著作《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瓦解与复兴》中，拿出了坚实的数据来记录这种社会的病态感。普特南论证了，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参与政治、社区活动和慈善博爱善举的比例下跌得有多么厉害。普特南宣告说，甚至更让人忧心的是，美国人认为，人们彼此之间已经不那么诚实和值得信任了。我们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疏远了我们的社区，公司、大学和市政府的丑闻和洋相弄得我们疲惫不堪，我们正在渐渐失去集体的道德归属感。我们的行为越来越像是自私的消费者，而不像是有良知的公民。
这样的前景应该让我们忧心如焚。人类在征服自然界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人类仍然不免毁灭于一颗任性的彗星。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最紧迫的政策问题，包括恐怖主义、犯罪、金融丑闻、疾病流行和环境退化，追根寻源，都可以归结为人类的行为。正如卡通人物波戈出了名的评论所说：我们遇到了一个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P1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