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绒监狱》是一本奇特又新颖的、有关匈牙利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小书，读者可以从中一窥后斯大林时代东欧的思想和艺术处境。

关于自由与压制、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身为一位积极入世的思想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给出了细致、深入的观察和描述；身为诗人，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讲述引人入胜，对不同的语言风格驾轻就熟。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编著的《天鹅绒监狱》是一部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就。

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导读 高墙内的作家自白

前言 反抗的男爵

Ⅰ 无伤亡的审查制度

Ⅱ 艺术和自由

Ⅲ 传统的悖论

Ⅳ 审美传统

Ⅴ 艺术的解放

Ⅵ 戏仿御用风格的一章

Ⅶ 审查的文化

Ⅷ 艺术与经济

Ⅸ 审查的美学

Ⅹ 社会现实主义之真相

Ⅺ 御用艺术家

Ⅻ 字缝里的空间

ⅫⅠ 异议者的辩证法

译后记 刀与磨刀石

昔日的先驱

自然，与任何方兴未艾的文化一样，在极权社会中总可以发现一些不合时宜的角色。他们反抗普遍的价值观，或者寻求体制阴影下的一方角落，在那里，他们可以尽情抒发自己的理想。只有当国家批评惩罚他们时，他们才能得到一定的声誉。可即便是这样的惩罚都很难获得——这里只有嘉奖。反面教材的宣扬与否通常取决于当权者的决定：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若我们有机会得知这些人的名字，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控制力量太薄弱，以致没能把他们彻底消化掉。他们可以出生、生存、为我们所知，完全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两大文明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在冷战中对峙。这些反叛者是无根的，就像那些可能在黑暗时代(欧洲中世纪)存在过的不知名的“希腊人”。

这些珍稀鸟类实际上是一个被征服的文明遗漏下来的知性子嗣。这个失落的文明曾许下的关于民主、个人主义和批判性思维的诺言，尽管业已褪色，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痕。新文明里的土著们只能对那个失落的旧世界有些许耳闻。面对新文明，他们则一脸的顽固不化——这份对旧世界的忠诚导致他们背叛了自己真正的出身。他们看似异议者，然而，在去评判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对于放弃独立精神的抵制程度比其政见更为关键。他们相信这种自主权弥足珍贵，且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召。这种态度会将他们自动排除到体制外，他们站到了支撑国家社会主义的检举风潮的反面。这些美丽的孤儿什么都没有迎来，除了他们自身的灭亡。他们成为了一个垂死物种的代表，在新世界里无法繁衍，唯有迅速灭绝。

这个物种如此顽强地坚守个人的独立自主权，当然，我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当他们竭力搜索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时，他们还是谈到了“审查”。是啊，他们还能怎样呢？翻箱倒柜地在另一种文明的残骸中搜罗，他们最终从封建主义颤抖的自由中，寻到了一个乌托邦。故意同时代唱反调，是他们保持独立的唯一机会。这些维护人权的后卫，在想象中把自己变成赛场上的前锋。

无论是社会主义者与否，那些鼓吹人权自由的人们，如果自以为他们定期的充满激情的抗议，是历史到达了某一节点的标志的话，他们就都错了。在极权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下，检察官没法去认可这些返祖现象的社会学价值。我担心，自主的精神并不是这个新社会中任何机构、阶级乃至社会关系的必需品。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即可瞥见这些弃儿死亡的归途(也许只是象征性的)。就像在地势较低的滩涂上播种的农民一样，他们的罹难不能归咎于环境，只能怪他们自己。只有当两个超级大国放弃彼此根除的决心时，这些弃儿的生命才能得以保障。从前他们被冠以间谍、汉奸之名论处，后来他们被扣上了玩忽职守和精神错乱的帽子。政治审判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科听证会。这种进步的代价是对社会合法性的牺牲，然而它同时成功地营造出缓和的日常状态。

在西方文明的眼中有一小撮浪漫主义者把他们自己排除在新文化的体制外。他们对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产生的真正的文化影响，充其量不过相当于城市生活里的一盏交通灯失灵。一个电话通报到中央配电室的控制人员，修理工便被派往事故现场维修出现故障的电路。维修期间，自有警察维持交通秩序。

也许我应该就此打住，我已经坦白了所有的一切。无论审查制度存在与否，艺术和权力都不是天生的敌人。即便是在极权主义政权下，艺术依然可以蓬勃发展。难道还需要更多证据来支持官方理论中的自由吗？要紧的是，习俗和人民头脑里发生的转变是不可逆的。我们的新文化既不是由强迫劳动，也不是由诡诈的争取自由的斗争所组成；它主要依靠的是一些秘密的，以知性的怠工和有远见的屈从为表征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审查机构与人民不分彼此。诚然，艺术灵感无法摆脱规定性的约束，然而它在哪儿获得过完全的自由呢？国家社会主义的审查制度有其自身的审美，其中大部分是从那些它意欲控制的艺术家们身上习得而来。

当然，多数人宁可去相信一个诗人写了一首他不喜欢的诗，是因为遭到监禁的威胁，而不愿去接受一个更为简单的事实：艺术从不拘泥于自由。

P16-18

导读 高墙内的作家自白

卡夫卡晚年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主人公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向世人表演绝食。饥饿既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他的艺术追求。然而，尽管他想要达到饥饿的极致，却得不到世人的真正理解。几年后，那些喜欢看热闹的观众就把他淡忘了，纷纷涌向其他表演场所。饥饿艺术家最后在孤独中死去，临终前他对看管人说，他只能忍饥挨饿，没有其他办法。据说，这是卡夫卡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在病逝前一个月，作家躺在病榻上校对这篇小说的清样时，仍然禁不住流下眼泪。

这篇小说含有丰富的隐喻，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比如，伟大的艺术是一种牺牲，也不可能得到世人的真正理解。艺术家要想衣食无忧，甚至享尽荣华富贵，就应当改行做别的事情。卡夫卡生活的年代，艺术家是独立而匮乏的，常常要忍受孤独和穷困的处境。作家无法预见到，艺术家有一天也可以被国家养起来，他与社会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既不必忍受饥饿，也不需要表现饥饿，哪怕才气平庸，也会拥有众多读者，成为一名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艺术家。这种美妙情景不是梦想，它曾在苏联、东欧国家实现，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提1986年写成的政论随笔《天鹅绒监狱》中，就详尽地分析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体制。

在这种文化体制中，不存在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因为文化掌管者和创作者已经是合作的关系。既然饥饿艺术家必须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为什么他不可以把自己关进监狱里而不致忍饥挨饿？这就是哈拉兹提想要阐明的理由，尽管笼子代表的是艺术的自律，监狱高墙代表的是体制的限制。明眼的读者当然不会认为哈拉兹提是在为体制辩护，实际上，他是匈牙利一位最有独立性的作家。他出生于1945年，父母都是犹太人，尽管他自小生活在红色家庭，但他却是一个天生的异见者。20世纪70年代初，当哈拉兹提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因为思想自由而被大学开除，去工厂劳动了一年，这段经历使他写出《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一书，并以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为此，他遭到逮捕和审判，被禁止发表任何文字。此事曾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哈拉兹提也因此被视作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代表。80年代，他成为匈牙利第一份萨米亚特刊物《讲述者》的编辑兼撰稿人。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与审查制度的冲突中度过的。

哈拉兹提在《天鹅绒监狱》中想要阐明的是，“国家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他采用一种反讽的调子，从一位“御用作家的良心”角度，阐释他所说的“审查的美学”。审查制度源于权力对自由言论的控制。早在17世纪，弥尔顿就在他的名文《论出版自由》中指出，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来对善恶做出选择，如果人民选择善，却被阻止知道恶，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进行自由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审查制度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真理必然会战胜谬误。但在哈拉兹提笔下的御用作家看来，弥尔顿的言论大谬不然，审查制度完全可以带来文化繁荣。与通常人们谈论审查制度不同，此书没有对审查制度展开控诉，而是极力为审查制度寻找理由。用作者的话说：“这本书描述了审查的美学，以及艺术家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书中研究了国家用于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讨了艺术家与他们所处社会的执法者之间的合谋共犯关系。”

在西方各国，实行新闻法治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没有专门的新闻出版法，主要是普通法系的英美等国；一种是制定成文的新闻出版法，主要是成文法系的欧陆国家。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国家并不针对言论本身设立审查制度。东欧各国的体制源自苏联，这个体制建立在言论控制的基础上，因此它的理论矛盾不比它的现实矛盾更少。一方面，由于言论自由已经成为普世价值，东欧各国的宪法中全都规定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政府从来都不承认审查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的作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无所不在、令人窒息的审查制度。这个矛盾的现象集中体现了极权的本质，即让大多数人生活在谎言中而不自知，对审查制度的反抗因而成为20世纪最富有人类精神史意义的现象。

……

契斯曾剖析过这种失败的感觉：“自我审查意味着要用他人的眼光来阅读自己的文字，这使你成为自己的法官。你变得比任何人更严格、更怀疑，因为你作为作者，知道审查员不能发现的东西——你那些最隐秘的、没有说出来的思想，你感觉你仍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你把你自身所不具有的想象的审查能力赋予阅读，把文字所不具有的意义赋予文字。你追查你的思想到了荒谬的程度，达到令人眩晕的结果，在那里一切都是颠覆性的，甚至接近它都是危险的、毁灭性的。”审查和自我审查不仅导致精神奴役，而且还毁掉了民族千百年发展起来的语言。许多词汇的内涵被扭曲，观念被描述成一个事实。俄国学者雷达里赫将这种现象称为语词的“功能性虚构”，捷克学者巴洛赫拉斯基则把这称作“瓦解经验的语言”。对此，马内阿同样深有体会，尽管他的小说最终得以出版，但他仍然感到作品被自己用来对付审查和自我审查的那些伎俩糟蹋了，通篇文字混乱晦涩，表达拐弯抹角，与自己的真实思想相距甚远。

这种体制内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真正的读者也不会对此长期保持沉默。马尔科夫回忆道，当他那一次与学生座谈时，谈到每个人都应当对社会负有责任。一个学生马上问道：“那你如何使你的信念和你的特权相协调？外面停着昂贵的西方小汽车，这看上去难道不矛盾吗？”所有人都在等着他回答。马尔科夫沉默了，他知道学生的质疑是对的，他每月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们父母一年半的工资。学生们纷纷发言，批评当代作品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们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如果说这是在反映生活，那么作家或者不懂得生活，或者是在撒谎。最后，马尔科夫问学生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家，他们异口同声提到从前那些著名的名字。这些老一代作家大都穷困潦倒，但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他们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了时代。

那些坚持艺术自律的艺术家终究会发现，国家艺术家与艺术独立是水火不容的。许多东欧艺术家都有与马尔科夫一样的感受，他们并非都忘记了艺术的真谛和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创作了大量毫无价值的作品后，留给他们的只是无尽的忏悔。马内阿最终选择移居国外，当罗马尼亚发生巨变后，一位作家朋友写信给他，不无悲哀地说：“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留传于世？它们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这些文学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些插曲，未来的人们会觉得毫无意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

我和知远的第一次见面，是因为这本《天鹅绒监狱》。大约是2011年暑假，我牛津的同窗好友方曌介绍我翻译一本书。在玉渊潭的香格里拉饭店大堂，我头一回见到白衣飘飘的许君，半分钟前我刚将一个黑衬衣的男人错认为他；此后经年，不论寒暑，几乎每回见他都是一水儿白衬衫，袖口挽得高高的，像一个恒定的少年，风度不羁的奥林匹克思想竞赛中的佼佼者。他抖抖手中这本The Vevelt Prison，跟我讲起他与哈拉兹蒂在欧洲短暂的会面。我信手翻了几页，就被书中有力的文字一拳击中；况且，那本烫金装帧、梵蒂冈红布裹面的小书正散发着一圈迷人的光泽——它被一位异议者从古老的剑桥图书馆里“顺”了出来，因而染上了股王法之外的侠盗之气。不久，我又以古老的借阅方式把它从知远手里“顺”了过来。

几乎是倏的一下，我惊叹又不无妒嫉地迷上了书里独特的“双簧体”。作者哈拉兹蒂大概找到了一种最自由的口气，这种口气使他的表达即便是在最不自由的环境中都能存活。他一会儿是一副异议者的愤青面孔，一会儿又摆出御用文人的良心。“审查制度”被他正过来，反过去，层层剖析，像一个无底洞般无限深挖。这让人联想起川剧中的绝活儿变脸——你明见他是包公，下一秒却换了霸王，你刚轻信，他又变出尉迟、八宝；你想该到头了，他却还能跟着愚弄你十八个回合。可不是吗，在一个连“梦”都戴上了面具的年代，想要摘清面具，这需要非凡的技艺。翻到后面，我简直觉得“审查制度”像一个拥有完整肌体、复杂人格的婴儿般，被作者重新生出来了一遍。

想象一下，一个颇为年轻英俊的作者，坐在一间四白落地的屋子里放任思维和辩才。他的房间随着他思维的极限运动，时而是寒冷彻骨的冰窑，时而是覆满白羽的温巢。在那里，他创造出了一个深具诱惑的隐喻——天鹅绒监狱!致命的温柔杀死了每颗细胞的反抗之心。“旧的审查制度逐步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模式——更隐性且更危险……审查制度不再是文化的行刑场，而是艺术家天然的家园。”艺术与权力缠绵在一起，孕育出新的审美。这不禁让人恶作剧地串联到《白夜行》中勾结作案的男女——“虾虎鱼永远在枪虾身边”。再没有比合谋共犯更坚不可摧同生共气的“爱情”。

这是哈拉兹蒂盘剥严酷现实的淘气逻辑。

作者的游戏给译者造下了迷局。他们像一对不和谐的夫妻，总要通过“语种”的拌嘴来达成理解。《天鹅绒监狱》实在是我译过的最饶舌的文字。2013年的整个春节，我埋首最后的核对，打磨字句如剥花生米，须得是卖力瞌开粗砺的外壳，直至捉到里头白滑圆润的胎，再逗引其转世投生到新的语言中来。译书的过程中，我谨记鲁迅先生翻译《死魂灵》时强调的“异域风情”，我希望这本匈牙利的文论译介过来也带有些异域色彩。可这几乎无法实现。这本书的故乡与此刻黏得太紧，几乎是无缝重合，连时空的鸿沟都可勾销。书中写的是70年代后期的匈牙利，但它给人的感觉如此相似，犹如孪生。

不用说，这本书与现实有着切肤的关联，好比刀与磨刀石的关系——紧张、锋利、深刻相知，在痛彻中相互擦亮。书中论及之处剔骨削肉。为防应景，我尽量让翻译过来的文字带些古意，要有点格格不入，可待发掘的气质。在那些百般寂闷的译书的长夜，时不时地，沈福宗的故事会窜进我的脑海。四百年前，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收到了第一份来自中国的手稿。1604年的英国还没人识得中文。直至又过了八九十年，一个名叫沈福宗的中国人游历欧洲才翻译出这份手稿。当时的牛津怎么也想不到，这部手稿日后会成为整个欧洲研究东方学的重要文献基础。这是时间造下的戏法，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出于对时间戏法的膜拜，我们不知道自己此刻的忙碌是何等徒劳；又抑或，会在未来焕发何等蹊跷的光彩。哈拉兹蒂写作这部书时是否想到过辐射远方，现无从得知。如今，这本书是现世猛药，却同样不妨碍它作为基础文献存在的意义。事实上，译者写这篇后记的时候，这部书的出版与其未来的命运一样，仍属未知。

刀与磨刀石，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敌人。他们的互动，体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彼此消灭。三年间，热爱这本书的人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期间，孙郁、林贤治、四川诗人李加建、台湾八旗出版社李延贺等诸位师长的鼓励给了我力量。我们坚信这部书对当代是有意义的。卡内蒂说过，“一个人多么爱，并且一个人多么徒劳地爱，这是本质的事情。”几乎是不打不相识，2013年岁末，得知上海三辉图书拥有此书中文版权，而之前签约的译者翻译不顺，希望能使用我的译稿，在三辉图书与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努力推动下，这份译稿终于有望出版。得知好消息时，我和徐小斌老师正在日本店吃寿司，我俩的双手越过三文鱼激动得紧紧相握。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朱丽娟博士和天津诗人雷玉华指出了译文中的多处纰漏，避免了贻笑大方。翻译是没有终点的工作，遗憾如落叶，扫了还会掉新的。译文不足之处，恳请同仁不吝指正。文章最后还想记一笔“一审校对”：作为中文系的老戏骨，我尚未退休的老爸每每戴上老花镜子，以最老派的编辑眼光，纠出我文中的错别字和用语不规范。在此顿首，感谢全家人对我侍从文学的无限支持。

别看这薄薄的一本书，它将会被众多美国研究生在他们严肃的论文中引述；它将会出现在社会学教授推荐的经典阅读清单上；它将成为中欧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欧的文化宝库里不能没有它。

——乔治·康纳德（George Konrád），匈牙利作家

一部奇特又新颖的、关于后斯大林时代东欧艺术家处境的著作。

——尼尔·阿舍森（Neal Ascherson），英国作家

当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日臻完美时，制度化的审查却变得过时了。哈拉兹蒂以令人不安的智慧分析了这一悖论。

——李克曼（Simon Leys），比利时汉学家、作家

这本尖锐的著作能使人多些明智，少些沮丧。一本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苏珊·桑塔格，美国作家

关于极权主义美学的一份绝妙的报告。

——《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