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编著的《刀锋上的行走(亲历1911-1949)》内容介绍：他们忠诚神秘，随着故事真正主人们的相继离世和惯性沉默，那个年代的故事恰如他们对上级恪守的承诺一样，正慢慢被一辈子烂在肚子里。刀光剑影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在看不见的刀锋上行走！紧张刺激、扣人心弦、催人泪下——揭秘近代天津地下党的隐蔽战争。忠诚与背叛、革命与暗杀——发掘北方辛亥革命的天津印记。

张颖编著的《刀锋上的行走(亲历1911-1949)》内容简介：成名的间谍全都是失败的间谍，只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地下工作者才是真正的成功者。假扮夫妻传递情报，白日黑夜双重身份，让他们在信仰和现实之间锤炼出一种血色浪漫。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生活环境。天津便成为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情报集散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天津更升级为中共、国民政府、苏联、日本和其他世界列强权力争夺的情报要地。数千名间谍，包括大量以搜集和贩卖情报为生的职业间谍在天津这座城市里，上演过无数传奇和史诗性的潜伏故事。

《刀锋上的行走(亲历1911-1949)》是一本历史纪实。

用新闻书写信仰(序)

一 刀锋上的行走

 潜伏者革命生涯总“差钱”

 红色夫妻 血色浪漫长相伴

 胡底“龙潭三杰”中的武打明星

 姚依林年仅岁的天津市委书记

 王士光伊甸园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

 “智取城防图”五人特工组解密

 王亚川 陈长捷警卫连长竟然是“共党”

 李天祥解放天津我画的城区图

 方纪文嵌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二 人间正道是沧桑

 张太雷首位火线牺牲的政治局委员

 陈潭秋一大代表含泪托孤

 彭真狱中绝食“治愈”肺结核

 柳直荀 “我失骄杨君失柳”勾起天津往事

 毛泽民我无愧为毛泽东的弟弟

 林枫和刘少奇一起战斗的岁月

 黄克诚毛主席点将接管天津

 刘亚楼“雷公爷”小时解放天津

 张水发 毛主席用兵为啥真如神

三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觉悟社革命情谊伴终生

 于方舟一叶方舟济沧海

 李季达王贞儒铁窗里的新婚伉俪

 马骏“马天安”威震长安街

 江浩不要偏重营救江震寰一人

 江震寰再无人让我如此倾倒

 安幸生新婚天翁婿一起就义

 郭隆真六次人狱的觉悟社女杰

 李铁夫十次上书反对王明的朝鲜革命者

 张友渔“自新院”大营救

 周铁忠“自新院”生下“狱中之花”

四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包森千里击强虏剑吼长城东

 杨十三留美博士喋血太行

 武宏威震冀东“大本事”

 手枪队潜伏在天津城的八路军

 孙敬生 天津最后一个血战卢沟桥的老兵

 刘永康抗日杀奸团刺杀周作人

五 天下为公

 孙中山痛失伟人津城一片哀伤

 梁启超如椽大笔风行全国

 唐绍仪 当县长比总理更有兴致

 张绍曾血溅彩凤班的民国总理

 孙洪伊青山何处埋忠骨

六 暗杀时代

 彭家珍一弹可抵百万师

 张榕刺杀五大臣的关东革命第一人

 黄复生令摄政王胆寒的炸弹专家

 薛成华惨遭凌迟的天津暗杀团长

 尹渔村两度暗杀震动京津

七 共和血家国情

 胡鄂公临危受命血战京畿

 白雅雨书生从戎喋血滦州

 王钟声舞台为阵地戏剧当武器

 李石曾勤工俭学第一人

 丁开嶂南有孙中山北有丁小川

 张相文直言满南北

 纪东流 长眠东北的讨袁军司令

八 《刀锋上的行走》采访手记

 潜伏者95％是熊阔海，5％是余则成

 红墙内的采访

 一次次的自我否定

 功夫不负苦心人

 不抛弃不放弃盯

 抢救正在消逝的红色记忆

“借书”起步恰同学少年

“电视剧里是借枪，我们当时是借书。”90岁高龄的天津老地下党员廖夫调侃说。

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后，包括《大公报》在内12家报刊被停业，取消旧教科书，封锁一切进步书籍进入天津。

为了能让“斯巴达俱乐部”读书会的成员都有书读，16岁的廖夫没少折腾。和廖夫同在省立一中的赵琪同样在为这件事儿忙碌。

廖夫经常进出书店，渐渐打通了一些人脉，于是花钱托人刻了两枚假公章，避开日军耳目，倒是真借了几本书出来。

1941年，几本外文革命书籍传人天津，廖夫和当时还就读燕京大学的高才生麦璇琨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托，承担起翻译外文书籍的任务，而这几本书，就是后来在革命史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华北前线》《亚洲的战场》和《红星照耀中国》。

翻译工作结束后，麦璇琨决定返回天津，转年考人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他的这个决定，日后竟机缘巧合地为解放天津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省立一中毕业后，赵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无疑是对在银行做高管的父亲的背叛。

1944年，赵琪被调到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担任政治交通员。之后一年里，赵琪总是独自走在从晋察冀解放区通往天津的路上。一次，他棉袍里藏着四枚金戒指，这是组织上给天津地下党特批的经费，幸而他沉得住气，一路上算是有惊无险……

时光流转，70年后，90岁的赵琪和儿子居文健住在鞍山西道学湖里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谍战剧《借枪》热播那阵儿，赵琪和居文健每天都跟着看。电视剧中出现的金城银行，正是赵琪父亲早年工作的地方。

5元钱全家凑路费参加革命

1943年，日本占领下的天津早已千疮百孔。据当局统计，全市乞丐数达8832人，仅1943年4月上半月，因饥饿而死于街头者就有239人。

正就读于天津师范学校的王世林决定放弃学业，托“八路”带他去晋察冀根据地投身革命。

这是18岁的王世林第一次出远门，没有任何行李，紧紧攥着父亲给他的5元钱路费。这5元钱凑得不容易，是全家一个月收入的六分之一。王世林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员，每月仅有30元工资，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家中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们，这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根据王世林的个人状况，组织决定让他重回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发展进步青年。

尽管王世林十分谨慎，还是免不了暴露的危险。一块带有警告意味的石头，狠狠砸中了王世林的头，他已经被学校里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小头头米少祥“盯上了”，而米少祥的哥哥米少丰正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社会部部长。两年后王世林组织恒源纱厂工人大罢工，米少丰带人来镇压，一下子就怀疑上了“潜伏”在工人中的王世林。

1945年暑假，王世林和组织商量后决定离开学校，经父亲介绍进入恒源纺织厂做了一名练习工。在那个饥荒战乱的年代，工厂的微薄薪水，除了补贴家用外，全部被王世林用来做地下党工作的经费。王世林的家(原东六经路诚实里)也被他提供给组织作为接头地点，他自己则住在工厂宿舍里。王世林一直在该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第一届劳动模范”。

退休后，王世林和赵琪两个老战友做起了邻居。王世林说，自己当年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就是受到早他几年加入革命的赵琪的影响。

上线被捕痛失亲密战友

1944年底，日军在天津的镇压愈加疯狂，由于工作目标较大，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格平建议在《华北新报》报馆当记者的刘家玺去渤海区党委学习，刘家玺考虑到天津工作尚待发展决定留下。

1945年1月26日，日本特务突然闯进天津《华北新报》报馆，逮捕了刘家玺。

“刘家玺被逮捕？”听到这一消息，孔昭慈感觉脑袋嗡的一下。

唯一的上线被捕后，孔昭慈一组四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对孔昭慈来说，刘家玺不仅是自己的上级，更是最为亲密的朋友。在刘家玺的领导下。孔昭慈又陆续发展了邢兆瑞、何继志、李世泉、冯文杰、陈春萼、戴荷生等十名同班的进步青年入党。

在刘家玺的建议下，孔昭慈以读书会的形式，组建党的地下秘密组织，并担任负责人，从此开始了为期数年的地下工作。

“刘家玺被捕第二天，他的姐姐给我报信，我立刻藏好一切进步书籍和相关材料。为了不牵连更多人，我们小组的四个人各自到亲友家暂避，并设法打听家玺的消息，继续坚持工作。”83岁的老地下党员孔昭慈回忆说。

“我那时已做好了随时被抓的心理准备，每天都等着汉奸带着日本人摸上门来，开枪把我毙了。”

这一年，孔昭慈才17岁。

刘家玺被捕后，拒绝交出自己手头的地下党名单，在狱中受尽酷刑，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2岁。

1945年6月，孔昭慈从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得知刘家玺已英勇牺牲。当说起亲如兄弟的战友刘家玺的惨死，孔昭慈老人禁不住湿了眼眶。

“约法八章”被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

1948年，在营口道137号一个30平方米的屋子里，麦璇琨正把耳朵紧贴在手中的无线电收音机上，仔细地听着断断续续的广播信号。

“解放军又打了场漂亮的胜仗！”他咧着嘴角，把听到的内容转述给几个眼巴巴地望着他的弟妹们。为了接收延安广播，麦璇琨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从洋人的委托店买了个无线电收音机。

解放军进城前，时为天津市工务局工程师、25岁的麦璇琨充分利用职务之便详细地绘制了“天津市城防图”，交给地下党送给解放军，同时还自掏腰包印刷了数百张新华电台播放的城市政策“约法八章”，由地下党员、民青成员(党的外围组织)和群众骨干在全市广为散发，张贴在大街小巷。

回忆起当年的事，麦璇琨笑着说：“当时犯傻了，我把印好的都贴出去了，自己个儿没留一份。结果又上街去揭了一份回家，现在这份‘约法八章’在平津战役纪念馆里放着呢。”P3-6

无意中，听到一位老前辈说，一段时间，每到周二、周三，老人醒来最期待听到送报人上楼的声音，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很快看到“红星耀海河”的报道。

老人是位老战士，他说，感谢《每日新报》为建党90周年所做的报道，让更多的人们记住了那些曾经在天津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

作为一名媒体人。听到这些话时，我的内心温暖而自豪。

一年来。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每日新报》推出“红星耀海河”和“辛亥百年天津印记”两组大型特别策划报道。我们的记者像大海捞针一样致力于寻访、挖掘那些曾经战斗在天津的革命前辈和先烈后人。给京、津、冀、辽、鲁、川、粤、台，甚至美国、法国的采访对象和研究机构打了近千通电话。查询天津图书馆、天津档案馆、天津政协文史委和天津党史办的资料室，以及网上资料高达数百万字，那些尘封百年的往事逐一浮出水面。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面前的这些老人。个个是在天津乃至中国百年革命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英雄或烈属，他们如此普通，普通得假若他们走在大街上，和我们面对面地走过，都很难注意到他们；但他们又如此神秘——曾经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伊甸园，就位于我们经常路过的和平区沙市道45号。却鲜有人知道那就是王士光、王新夫妇携手作战、相濡以沫的“潜伏战场”。更不知道他们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夫妇的原型之一；唐山道47号，这座普通的小楼竟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在天津开办的——“原中共中央秘密地下印刷厂旧址”，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唯一的驻津单位。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壮志未酬身先死，在牺牲近半个世纪，家人才知道胡底就是自己的亲人胡百昌，才被追认为烈士家属。谁能知道他曾是国民党“中统”设在天津的特工组织“长城通讯社”社长，而真实身份却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特科高级情报员，更没有人知道他还是中国最早的武打电影明星。

倘若是和平时代，他们会与我们一样，过着幸福安稳的生活，然而战争使他们的命运产生了巨大转折，隐姓埋名，骨肉分离，矢志不渝，舍生取义。

中国革命之力量，不在武器。而在精神，就是为了大我舍弃小我的精神。因此就有了。郭隆真在艰苦、挫折、漂泊、逃亡、被捕、入狱、受刑等种种压迫下，六次入狱，都不曾摧残她，更不曾削弱她；也就有了，安幸生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期间。从来不畏艰险，先后七次被捕入狱，直至壮烈牺牲。

因此就有了，“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李淑一对柳直荀的两年夫妻情，一生长牵挂，让毛主席感慨系之挥笔写下感人至深的词章《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寄托了伟人对妻子和战友的无限深情。也就有了，陈潭秋的“求援”家书，“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革命者忠诚于自已的信仰，并且真诚地坚信革命必将胜利，这就是情感之所在，精神之所在。

新闻记录历史，新闻更在抢救历史。作为时代守望者、历史记录者的媒体人，我们认真梳理历史，让革命先烈一个个鲜活起来，他们的故事和精神境界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他们的革命言行在今天看来仍然铿锵有力。激动人心。

我们倾听亲历者诉说，遍寻后人的追思，搜索部下的回忆。通过万千资料提纯映见他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天津日报副总编辑每日新报总经理总编辑

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