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生动地记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十年浩劫造成的文化沙漠，毅然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重印中外文学名著，解救书荒；推翻“两个估计”，冲破极“左”樊篱，率先召开全国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创办《当代》、《新文学史料》等刊物，催生文学新作，沟通新文学源流；从《将军吟》、《沉重的翅膀》到《古船》，一批反映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优质原创新作陆续出版；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问世，成为中国文化出版史上的丰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自己不懈的努力，促进了整个社会文学观念的转变，推动了中国文学出版事业的发展。

本书还回顾了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之初，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的一段光荣历史。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来，中国出版业在宣传、记录、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出版成就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成就的紧密关联，在一些大社、名社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生动地记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十年浩劫造成的文化沙漠，毅然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重印中外文学名著，解救书荒；推翻“两个估计”，冲破极“左”樊篱，率先召开全国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创办《当代》、《新文学史料》等刊物，催生文学新作，沟通新文学源流；从《将军吟》、《沉重的翅膀》到《古船》，一批反映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优质原创新作陆续出版；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问世，成为中国文化出版史上的丰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自己不懈的努力，促进了整个社会文学观念的转变，推动了中国文学出版事业的发展。

本书还回顾了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之初，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的一段光荣历史。

回望来时路：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1951—1978)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废待举，人才为先

 确立出版方针：古今中外，提高为主

 值得一记的内参“黄皮书”

第一章 冰雪消融，大地回春

 书荒，书荒，大救荒

 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率先吹响文艺界废除“紧箍咒”的号角

 人才建设，组织保障：平反·引进·培训

第二章 迎着春风绽放：社办报刊陆续面世

 《当代》：光辉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

 《新文学史料》：以一刊之力，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源流

 从《文学书窗》到《文学故事报》：与低俗报刊争读者

第三章 从三十年到三年，改革开放铸就出版史上丰碑：

 1981年版《鲁迅全集》终于诞生

 总理在问：可有版本较好的《鲁迅全集》?

 冯雪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胡乔木、林默涵领导，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

 倾注全力于关键一役

第四章 当代文学：赤橙黄绿青蓝紫，万紫千红斗芳菲

 《天安门诗抄》从手抄本到正式出版·诗坛群星闪耀

 “重武器”亮相：打破樊篱频出重拳

 抢先出版巴老晚年巅峰之作

 《随想录》全本，“讲真话”力透纸背

第五章 现代文学：突破禁锢，多视角还其原貌

 发掘、整理、还原：从单一政治标准走向全方位

 《围城》：被“活埋”三十年后终于重见天日

第六章 古典文学：还清白与闯禁区同步，抓提高与重普及并举

 还俞平伯、董每勘、王仲闻诸先生以清白，出书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同步

 闯禁区，《荡寇志》、《金瓶梅词话》、《儿女英雄传》出版，开风气之先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十年“鉴赏热”之始作俑者

第七章 外国文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求发展

 回望历史：讲求科学性与系列化

 追踪当下：需要的是学识与敏锐

结束语

后记

如同久旱的大地盼甘霖，大饥荒年代的饥民企盼着食物，从十年浩劫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民极度渴望拥有精神食粮，几至饥不择食。广大读者在书店门口通宵达旦排长队，抢购中外文学名著的场面，在全国各地都能见到。于是，过去被当作“四旧”的书籍，被当作“封资修、名洋古”“批倒批臭”的出版物，又通过出版人的手，通过各种发行渠道来到如饥似渴的读者中问。

在书荒严重的1979年，为缓解“文革”造成的书荒，国家出版局要求重印一批名著，人文社集中推出中外古典名著四十九种，引起强烈反响。今天看来，为解救书荒而大量重印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人文社，并不是仅仅为读者解除了一时之急，也是从根本上为我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比如，曲波反映东北剿匪斗争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9月第一版只印五万册，1958年6月第四次印刷是近四十万册。到了解救“书荒”时期，在1978年前后，不仅人文社大量印制，而且通过租型大量重印。那时候，广西、安徽、浙江、四川、江苏、吉林等省的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都曾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租型重印。其中，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次印二十三万册，吉林人民出版社印十万册。到2008年人文版《林海雪原》的累计印数已达二百五十八万册。

至于中国古典文学，救荒的突出例子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四部古典小说名著的重印。到1978年为止，这四部古典小说已断版，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长达十几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冯其庸为总负责)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仅1982年一年便印行四十三万五千册，至2008年已累计印行三百八十多万册。当时，1973年调到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刘文忠奉命填写了重印《东周列国志》的发稿单，人文社却已顾不上印它，只好租型转让给广东人民出版社，他们在肇庆印刷厂一次就印了六十万册。市场上书荒之严重和救荒之急切，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小说，学术类著作也在“书荒期”大量印行。如李易任责编(实际主编)的《唐诗鉴赏集》在1981年11月第一次开印就是十三万五千册。1979年重印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一次就印行十五万套。1978年出版的《唐诗选》(上、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至1988年六次印刷总印数已达九十三万九干套。1980年出版的《新选唐诗三百首》(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首印十五万册，第二年第二次印刷就达到八十九万三千册。1981年出版的《唐宋词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初版就印行了九万八千册。而1981年出版的《唐人绝句精华》(刘永济选注)初版就印了三十七万册。

外围文学方面，为解决书荒问题也重印了一批名著。最突出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契诃夫小说选》(上、下)，果戈理的《死魂灵》，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高尔基的《母亲》等等，不但人文社大量重印，还大量地由外地出版社租型重印。

“文革”之前，出版社是不用管发行的，书出来后整体批发给新华书店就是了。而救荒时期仅靠新华书店这单一渠道来救荒可远远不够，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调集人马成立了自己的发行科。他们的领头人就是发行科科长范保华。如今，这位满头白发的七十四岁老人回想当年解救书荒的情景还有说不完的话。

那时，因陋就简地在后楼的底层开了个对外售书的窗口。何止是门庭若市呀，排队买书的人流从售书处穿过篮球场，一直经出版社正门排到了大门外。人们哪儿是一本一本地买书，诸如中国的四部古典名著，外国的《悲惨世界》、《基度山伯爵》、《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简直就是一摞一摞地往家里搬哪。范保华他们忙得午饭都要12点半以后才能吃，下午下班也要推后半小时至一小时。就是这样，往往也难以满足要求。范保华还记得，古编室的王思宇和刘文忠都为买书的事和她吵过。刘文忠有一回还半开玩笑地对她说：“范保华，你知道大家给你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吗？”“叫什么呀？不会太难听吧？”“好听着呢——‘书霸’！”范保华只好报以大笑，然后回应说：“怪谁呀，你们多编点好书，多印点好书，满足了读者的要求，我还霸什么霸！”

回望那段时光，人文社一位资深编辑不胜感慨：“那真是出版人的‘流金岁月’！——尽管并没有人为此而多拿一分钱的奖金。”P30-33

终于接受了编撰《名社三十年书系》之一种，《光荣与梦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复苏编)一书的写作任务，心情只有“感恩与惶恐”可以形容。

我曾经接受《作品》的约稿，写下了《回眸编辑生涯三十秋》一文(载该刊2008年第10期)。我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党的十一屑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开创了一个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如果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和持续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的编辑人生将黯然失色；而有了这三十年，我可以不必过于自谦地说，我确实为自己的编辑人生感到自豪。”

在此之前，我又接受《文学界》“当代著名编辑家专辑”责任编辑陈启文的专访，按该刊的编辑设想，提供了散文《神奇的葬礼》、《尼加拉在召唤》，自述《美丽的选择》，印象《何谓益友》(陈忠实)，加上访谈《道是无晴却有晴》组成了这个专辑中关于我的大约两万言的文字(载《文学界》2008年第9期)。我知道，如同同一个专辑中的崔道怡来自《人民文学》，张守仁来自《十月》，章仲锷来自《中国作家》一样，我是作为《当代》的代表被选上的。

提到这两件事是为了说明：我的感恩之情首先是对这个时代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而言的——没有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哪里会有我的什么成绩可言？！1959年9月，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即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直到199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当代》主编的位置上退休，又被返聘到2003年年底。人文社和《当代》是我终身服务的单位。也许最终我在物质上还说不上富有，但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宣称：我在精神上是富足的，我没有虚度人生。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的同事们说过：“我们每一个人大都是一般的人才，但人文社、《当代》杂志可以被视为当代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巨人’之一，伺候好这个‘文学巨人’，应当是我们光荣的责任。”我想，《光荣与梦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复苏编)这本书，其实就是关于人文社这个中国当代文坛“巨人”这一段光荣历史的忠实记录，因而作为本书的编撰者，我对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和人文社的感恩之情不言而喻。

自然，说到感恩，也是对我的许多同事来说的，不仅仅是指他们(不止一代的人文人)几十年的奉献和创造的业绩，也是指他们为编撰这本书所做出的贡献。在社务会的统一安排下，在此书写作前期，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同志们都认真做了发言，提供了许多资料。我又在会后收集了许多同事的文章和有关材料，这些对完成本书的写作必不可少。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我是无从下笔的。

至于惶恐的心情，那也不难理解。我自己和别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没有“金刚钻”，你凭什么揽这个“瓷器活”？是的，确实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也确实再三地推辞过。但是，这毕竟是应该有人出来承担的事，也是值得有人为它费神耗力的事，而我，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人，是真心实意地热爱社会主义文学出版事业和人文社的人，那么，该出手时就出手吧，我也就勉为其难地接下了这件难做的活——这难，不仅仅指书写之难，也包括可能要应对各种责难之难，以及在涉及到自己时把握分寸之难，等等，不一而足。

既然明知有难却不得不上，我当然也得给自己确定一些基本的要求。

简言之，就是要尽量做到真实，准确，科学。真实，就是说真话，不要伪饰、虚假的东西；准确，就是对人对事不偏颇，有好说好，有错，有不足也不回避，即大家常说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科学，当然是指科学的、历史的眼光，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大事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呢，何况是出版，尤其是文学出版。  具体地说，在编撰的过程中，我要求自己言必有据，因而我是比较重视原始资料的，比如审稿意见，策划报告，会议记录，工作简报等等，凡能说明历史真相的，(我牢记着严文井老社长的话：“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些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见《严文井纪念集·我仍在路上》)我都比较看重，甚至不惮烦地加以征引，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社档案资料工作做得不好，也使我更加珍惜能说明真情、真相的原始资料。

遗憾的是，当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即将走过三三十年辉煌征程时，我对人文社这三十年历程的捕述才刚刚进行到前十余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人文社历史只有留待下一步完成了。

本书的编撰尽管不无粗疏，但相关社领导仍认真阅读并予以部分修正，使它比初稿更精练完美了一些；但挂一漏万之处难免，我将虔诚地听取各方面读者的批评指正。

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话了，就到这里诚惶诚恐地打住吧。

何启治

2008年11月8日晚七时

于工体路东中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