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献洲、李胜良所著的《晋察冀边区税收踏访记/税收与文化系列》是一部踏访笔记，两位作者的地域范围目标是70多年前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内容主线则是曾经普遍实施于边区并对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统一累进税，写作方法是通过遗址故地的实地踏访去考证、复原边区税收的概貌和某些细节。在作者笔下，一个个枯燥的税收问题可能象征性地化做了一个村庄、一条河流或一个皓首长者，而那一片曾经留下无数税收前辈先贤足印的土地，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献洲、李胜良所著的《晋察冀边区税收踏访记/税收与文化系列》主要内容包括：人活百岁若等闲、重识李耕圃、卸甲河谒赵子尚、仰望赵子尚、黑崖沟里访白洁、华府重镇王子村、西大疃里枣儿红、老人管我叫“老李等，带领读者回顾整个晋察冀边去的税收历史，见证地区发展的辉煌道路。

我的家乡晋察冀（曲阳篇）

我的家乡晋察冀（清苑篇）

游动的政府——晋察冀边区政府驻地迁移考

晋察冀“税人”

李成瑞税收诗缘

京师访谈李成瑞

京城再访李成瑞

受教李成瑞

邂逅滚龙沟

乐向山中谒耆耋

三访史家寨

步步趋近宋劭文

韩丁村里“滑铁卢”

李老今年九十七

人活百岁若等闲

重识李耕圃

卸甲河谒赵子尚

仰望赵子尚

黑崖沟里访白洁

华府重镇王子村

西大疃里枣儿红

老人管我叫“老李

伯琴故里途观行

觅踪淑间村

洗礼南洗冀

冀晋千里汖中行

西探射虎川

巡礼滹沱河

辗转沙河寻聂渠

走读荣臻渠

龙窝蛟潭上马串

情眷黄泥滩

北寻上马串

春雪冀中证子牙

东揽滹沱尾

停车坐爱胭脂河

“跟风”顾家台

举“纲”台峪村

悲情王快镇

韩丁寨北寄麒麟

两造麒麟院

老翁近指广安村

告别广安村

云横泰戏问滹源

溯源桥尔沟

团泊口外问三官

跋：六年驻马晋察冀

太行山脉，蜿蜒曲折，北向南来，一不小心，在某处略扭了一下腰，因而其形略呈弯曲之势，曲阳县治即建在此弯处，古人遂按“山南水北”之律，以“山曲之阳”名之。从其命名规则来看，曲阳城一定是在山边而不在山里，所以，其县治范围也与太行山诸县相同，东南部为平原，西北部是山区，山区的一部分是丘陵地带。我的家乡，一个二百户、千余人、说不上大也说不上小的村子孙家庄，即处在城北二十里的一片小山包子中。当地有谚云：旱不死的定州，涝不死的曲阳。这是说曲阳缺水，下多大的雨也不怕，而我家所处区域正是典型的曲阳“涝不死”地带。自每年清明、谷雨始，如果一直下不了透雨，人们就只能一直闲等，山坡上的草也就迟迟地发不了芽，至伏天下了雨，只能种晚谷子，而到三伏下雨，就只能种荞麦了。即使早早地播了种，小苗儿出来了，下不了雨，就只好看着那苗儿在地里蔫蔫地熬，可一旦雨水充沛，庄稼也就可着劲地长，玉米棒子可以长到一个人伸出手来那么高，就连那山坡上斜长狭窄的边角地块，谷子长得也是满满的。最喜欢的是那种“黑家(即晚上)下雨白日晴”的状态，导致的结果就是“打的粮食没处盛”了。为什么?是说这里土质差，下过雨也存不住水，隔不了一两天就干了。如果每天晚上下雨，白天放晴，那是既不耽误水分，又不耽误阳光，这两大要素一具备，庄稼不疯长才怪呢。

近代的曲阳绝对算得上是穷乡僻壤，但是，从历史来看，曲阳却是一个与同处太行山麓的灵寿、行唐一样的千年古县。资料说，约四五千年前，人们就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北部的灵山镇和西南部大沙河边上的钓鱼台，现已被官方确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秦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始置曲阳县；汉时以上曲阳之名别于巨鹿郡之下曲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上曲阳与新市县合并，取名新市县；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年)恢复上曲阳县，属定州中山郡；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因废下曲阳，改为藁城、鼓城二县，上曲阳县也就去掉了那个“上”字，而称曲阳县。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曲阳县改名石邑县，次年又改称恒阳县，隶属仍旧；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因避唐穆宗李恒讳，复将恒阳县改为曲阳县，从此曲阳县名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说，曲阳，上曲阳，石邑，恒阳，均是曲阳的旧称，而今天的曲阳县城，沿之称为“恒州镇”，城中的商家，以“恒阳”二字做招牌的也是随处可见。

然而，史籍中，提到“曲阳”“上曲阳”的地方寥寥无几，找了一些，也大多与军事相关。看来，历史中，关于战争或战事的记载人们还是有着特殊的兴趣，因而着墨较多。

《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赵召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这是最早提到“曲阳”的记录。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灌婴)从击陈稀，受诏别攻稀丞相侯敞军曲逆下，破之，座斩敞及特将五人。降曲逆、卢从、上曲阳、安国、安平。”

《旧唐书·郭子仪传》：“(十五载)六月，子仪、光弼率仆固怀恩、浑释之、陈回光等阵于嘉山，贼将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结阵而至，一战败之，斩首四万级，生擒五千人，获马五千匹，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这里说的“嘉山”位于曲阳县城东北十里，博陵即今之定州。

可以考证的曲阳历史名人也是屈指可数，其中还有一些带有含糊、猜测的成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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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晋察冀、长在晋察冀，却在50岁后才忽然对晋察冀产生了兴趣，不能不说，这是一件有些丢面子的事，或者，还带有一种漠视故乡之嫌。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就是人们往往会对身边的、唾手可得的事物采取忽略、无视甚至排斥的态度，即使是一座金山，司空见惯或不明就里的情形下，也可能不屑一顾或迟钝麻木起来。我是一个凡人，犯一个这样的错误好像也在情理之中罢。

等到想明白过来，我内心便不断地追问自己：踏访晋察冀，早干什么去了？

的确，早年的耳朵里常常灌进“晋察冀”这三个字，但总是左耳进，右耳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印象。日本人杀人、放火、抢粮食、修炮楼，固然是老人们嘴里的家常话儿，就是征粮、征兵等与税收相关的事情，还有一些与财政、税收相关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其实就在身边绕来绕去，可就是没有当个事儿。例如，我的父亲就是1942年的党员，1950年的县财政科干部，边区的财税工作还是能说出一些端倪；我到县税务局工作时的副局长、1922年出生的周贵尧，1946年就进入了当时尚属边区政府领导的县税务局，在近四十年的岁月里一直没有离开过，直到离休仍然住在县国税局的宿舍楼里；当年在县税务局工作的有一个叫李香松，留着大背头，很有派头的人，据说曾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某地税务局当过局长，那脑袋里可有掏不完的“货”，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经常给保定地区的税务干部们上上课，偶发兴趣时，还会向人们解释“课税”之“课”是什么意思；再就是我们访问过的百岁老人李耕圃，当年曾当过区财政助理员，亲身经历过测算、征收统一累进税，三十年前就经常到我们家“串门子”。时至今日，还能见到李耕圃老人，那老爷子真是心地宽广，享了高寿。但不少人已驾鹤西去，不能接受我们的访问了。李胜良曾经念叨过几次，要与我的父亲做一席谈，但最终未能如愿，我则对那位李香松前辈甚是神往——如果能够得他耳提面命一番，可不知是怎样一种情景。

有句话说，亡羊而补牢，未为晚也。我和李胜良的踏访也是如此。后悔是没有用的，虽然晚了一些时日，但凭我们的运气和执着，还可以找到一些破旧的院落，坍塌的墙壁，残缺的纸片，皓首的长者，拼凑和复原出一些初始的历史面貌来。如果100年后再有人对晋察冀产生同样的兴趣，那可就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了。于是，我们就开始干起了“修羊圈”的活儿。还别说，一旦有了思路和主题，以往遗留在脑子里的印象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李耕圃、周贵尧、东邸村、荣臻渠，那全是本人搜肠刮肚与眼下主题牵上一条线后得到的目标。当我们徜徉在曲阳乃至冀西山区的公路上、村落间时，我几乎是第一次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感受到了家乡晋察冀是如此的美好和博大——甚至爱屋及乌，连她的贫穷与落后也成了无与伦比的纯粹与古朴。  从2009年始，我们的踏访活动信马由缰，时断时续，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人物，村庄，河流，凡是直接、间接与边区统一累进税相关的要素渐次地纳入到我们的视线中来，关注点和覆盖面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并呈现出一种逐步扩大的态势。粗粗地计算下来，我们的行程超过了五千公里，相当于南北向穿行了半个中国。当年边区腹地的主要位置、分布以及交通路线也已基本达到耳熟能详的地步，比如我们可以清晨从石家庄出发，在不带任何导航和问路的情况下，经平山、灵寿县境，而抵达阜平的三官村并当天往返，而这正是边区党政军机关经常辗转游动的主要通道之一。2014年底，我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已经在3个省(市)、15个县、十数条河流和至少60个村庄留下了足迹和轮辙，有的地方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访，有的访问对象也已成为熟人，甚至成了准“亲戚”。下面便是一串长长的记录名单：

一、省份

1．河北省

2．山西省

3．北京市

二、县名

1．山西省的五台县、定襄县、盂县、繁峙县、灵丘县；

2．时属边区北岳区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曲阳县、阜平县、唐县；

3．时属察哈尔的蔚县；

4．时属边区冀中区的献县、深县、安平县。

三、河流

1．滹沱河及其支流清水河、文都河、卸甲河、郭苏河、南甸河、冶河；

2．大沙河及其支流平阳河、胭脂河、鹞子河；

3．唐河及其支流通天河、三会河；

4．郜河；

5．磁河。

四、村庄

以下村庄均隶属于上述各县，且分布于上述河流之流域。

1．平山县：夹峪村，王子村，东冶村，南滚龙沟村，寨北村，元坊村，韩丁村，小觉镇，上卸甲河村，东黄泥村，蛟潭庄村，上马串村，李家沟口村，孟家庄村；

2．阜平县：县城北街，史家寨村，家北村，凹里村、雷堡村、台峪村，王快村，城南庄镇，花山村，广安村，东城铺村，黄连峪村，龙泉关镇，顾家台村，黑崖沟村，槐树庄村，三官村，马兰村；

3．灵寿县：陈庄镇，麒麟院村，团泊口村，油盆村；

4．曲阳县：县城北关，西羊平村，东邸村，店头村，元坦村，北养马村，西相如村，黄岭洼村，尖地角村；  5．唐县：淑闾村，娘子神村，军城镇；

6．五台县：射虎川村，金刚库村，松岩口村，东冶镇，红山崖村；

7．定襄县：河边村，岭子底村；

8．盂县：梁家寨村，独自口村；

9．安平县：东黄城村；

10．深县：县城，西大疃村；

11．献县：桥头村；

12．蔚县：南洗冀村。

五、城市：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西里

本书中所收文章，便是上述“点”与“线”的行记和感悟。说实话，我写了一辈子公文，甚不擅长这种相对自由又必须带有一定才情的文体，所以，初时只有“行”而没有“记”，鲜有文笔出手的兴趣和胆量。但胜良一直秉承他“职业”的特点，每行必有一记，绝不间断，其中还出现了《那是一条英雄的河流》《一个山村的现代史》这样的佳作(先行刊稿而后收入他的《税收地理札记》中)。对于我的懒惰，他既不指责，也不鞭策，只以连绵不断的文字作饵撩拨、唤醒、激发我内心深处对于有兴之事表达的欲望和潜能。终于，我按捺不住，在2010年夏日阜平之行归来后写了《寻访史家寨》一文，区区二千字的小文居然得到了胜良的大“赞”。我知道，他点“赞”的主要原因不是文章写得多么好，而是我终于出手成文，而他也等来了这份迟到的“答卷”，正式确认我作为一个“踏访伙伴”的资格。事实上，《寻访史家寨》可能平庸到一个小学生作文的水平，甚至连一些基本的事实都没有讲清楚或存在许多错误。因此，本书中只作为《三访史家寨》的附篇录入，以证明我们初期踏访的草率、匆忙以及我笔头锈涩的程度。不过，开头虽然粗鄙，但后来却逐渐进入了角色，数年间，我的“五字文”(即题目为五个字)也达到近二十篇，其中的收尾之作《溯源桥尔沟》也再次得到了胜良的好评。2014年是我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最为多产的一年，全年成文50余篇，约l5万字，这全要拜胜良一“套”所赐啊。

本书文章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七”“五”结构，成为本书的主要部分，其中胜良的“七字命题”一般强调每次出行的过程和全貌，并且不吝描述一些细节、花絮和掠影，是一条条的“线”，我的“五字冠名”则以某一地点为目标，尽量挖掘与主题相关的资料，是一个或若干个“点”；二是两篇《我的家乡晋察冀》，是两个边区子民后代对于家乡的印象，以求对统一累进税的主题有所诠释；三是那篇《游动的政府》，试图以一种考证的方法来尽量对边区政府的迁移勾勒出清晰的线条。题为“税收踏访”，但内容的大网却撒得很开，直接的，间接的，举凡和边区政府和统一累进税沾边儿的事，我们都会用“长焦镜头”拉到眼前，为主题服务，比如河流和水利与农业相关，农业又与粮食相关，而边区的征粮便是征税，这样就得出了河流即是税源的结论，我们的滹沱溯源和揽尾也就有了实质性的意义。有时，一个地方不一定有什么线索，但我们可以从资料中得知这里曾经驻过边区的哪个机关，发生过何种事件，只要在村头、河边站上一站，走上几步，或者找几个村民聊聊天，询问或描述一下村里的现状，也算达到目的了。如此，书中的某些内容似乎与“税”并不相干，但这正是我们自由而又畅想的著书精义。

书中图片全部为自拍作品，水平不用说，实在连自己都不敢恭维。不过，我们还是定下了一个基本的要求，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在踏访地留下一张地名标志的照片，以示一种俗气但却现实的“到此一游”之意。这个标志可能是官方制作的地名牌，也可能是一座雄伟的进村牌坊，实在没有时，就拍一张村委会的照片，或者小学校、卫生院、汽车站等，只要上面有地名字样即可。胜良说，不能只拍那个牌子，边上一定要站上个人，省得有人说我们拿一张不知什么地方的片子糊弄人。

驱车行进在踏访的路上，我们的心情是轻松而惬意的。有时，我一边开车，一边还有兴聊一聊诸如“因何(荷)而得偶(藕)，有幸(杏)不须媒(梅)”之类的闲话。路上聊着天儿，一天要开上百公里的山路，还要在村里串来串去地找人套近乎搭话茬儿，有时还会不服老地登高俯低、上蹿下跳，胜良对“一个准六十岁老汉”的能量似乎有些怀疑、不解或担心。但我心里很清楚，参与这种活动，身体是有点累，但心里却是愉悦和轻松的。只是，在具体的场景面前，我的心里不时会有一丝遗憾和沉重，那就是在访问对象已经仙逝，访问故址已成断壁残垣，甚或是变成一座红砖新房的时候，我就会不住地在心里质问自己：踏访晋察冀，早干什么去了?

2009年与老高商定共同研究晋察冀边区税收史后，老高的车、我的地图再加上我们二人随机商定的边区巡游就成为我二人新的合作形式。新的合作体制下，我们是“驴友”。

之前的两件事为这一合作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一是2009年夏天老高一家约我同游滚龙沟，那个当年晋察冀日报曾经驻过的地方，大大地引领了我们关于边区的讨论。一开始就玩上了二日游，那天晚上住在该村新落成的农家宾馆，我和老高做通夜长谈。二是我的《大任斯人》出版后，那部高擎“活着的人都是微不足道的”观念的税史人物评传中，居然有一个主角是如今还健在的李成瑞先生。恰好老高在北京高校做教授的妹妹与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老先生相熟，老高便联络了一次对李成瑞的赠书和访谈。该书写李成瑞本是连带着晋察冀边区的统一累进税的，对他的访谈也自然牵动了对晋察冀边区税收史这一近似处女地的话题。那次的访谈一定特别成功，否则我不会连续写出三篇文章，并趁热打铁地撺缀老高，一起操练这个需要对历史、地理和税收三大元素都十分“门清”才好稳健驾驭的自选课题。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老发票’：这一自谋经费的的空间里自得其乐着，而我也在“税收地理”这一自创门派自顾耕耘着。分别从各自领地向边区税收史进发，只需要行动起来即可，而不需在三大学科的任何一门从零起步。恰是在他邀请我同游滚龙沟之前，老高置办了自己的坐驾，并因而扩张了自己的行动半径。认真说来，这一件事非同小可。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车，我们的踏访又不免像我“走读”大运河一般，古典而又局促。

因为并没有设定什么时间表，我们的边区行旅散漫而又随兴。一般以他为主设定方向和行程。这一是因为他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上很忙，能够抽出点时间来用于边区踏访并不容易。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夫人老杨的兴趣更加广泛，举凡游泳、骑行、唱歌、摄影、登山，俱有一帮群友相互推搡簇拥着天南地北地招呼。好多场合下，老高必须倾力相陪。而我的周末也同样排得满满，因为我同时对红色区域税收史、满洲发祥史、运河发育史、古代文明史等多个领域发生着深厚的兴趣。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寻到可望顺利成行的交集，就不免需要依托运气和信念。可即使是这样，从2010年开始，每年这样的结伴外出，也会有五六次以上。

最初的“子课题”是“寻访税务老兵”。李成瑞当年曾任边区财政处税务科科长，对他的拜访为我们这一“口述史”思路亮明了方向。在这之后，我们先后访到了93岁的杨文锋、97岁的李耕圃、92岁的孟成容、88岁的周桂尧、86岁的白洁、85岁的庞桂良等许多人。一个时期内，我成了闻“80前”则喜的老人控。用老高的话说：李胜良目高于顶，低于80岁的人他根本不搭理。

而税务老兵也并不能只限于健在的。比如对所谓的边区三子，我们就寻到了其中两人(赵子尚和尚子锦)的故里。之后很自然地转向对边区旧址的挖掘。20l0年8月间第一次成功的“探险”便是对史家寨黄土梁地区的钩沉。那也是我们的“行记”元年——之前对税务老兵的访问大多采取录音的形式，此番史家寨之行后老高写出了《寻访史家寨》一文，从此开启了我们以“行记加图片”方式记录我们寻访成果的基本套路。后来，逐步形成了更为规范的格式：我写整个行程的大略，通常是一篇不少一万字、尽可能讲究细节和次序的“流水账”；而老高则就其中最为贴近税收史的一个侧面，写出他的专题报告。我的行记大多是七个字的题目，如《伯琴故里途观行》《冀晋千里泶中行》《停车坐爱胭脂河》等；他的则基本上是五个字的题目，如《巡礼滹沱河》《情眷黄泥滩》《初探射虎川》。有一个阶段他的俗务太多、文路还未打开，出去几次他能写出一篇就不错了。后来他的文兴暴涨，灵感泉涌，时而“发作”一次出行写出两篇文章的热情。阜平之行更见奇效，他一口气为自己拟出了《三访史家寨》《“跟风”顾家台》《举“纲”台峪村》《悲情王快镇》等四个题目。

我们的探访范围也自然而然地扩张着。曾经有一个阶段，我对边区内的一条条河渠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先后写出了《那是一条英雄的河流》《盘山泶腾彭真渠》的专栏文章。从此，“河渠篇”又成为我们这个系列中已经有的“人物篇”“村庄篇”“旧址篇”“历史篇”之后的第五极。

也是在老高的主导下，我们开始了对边区行政委员会旧址的寻访。五六年下来，已经先后走过了阜平城厢中学、山西五台县射虎川台麓寺、平山县蛟潭庄乡上马串、灵寿县陈庄镇麒麟院、平山县顾家台、平山县史家寨(包括庙儿台、洼里、家北、太平庄等一个大的范围)、平山县花山村等多处。

我们的计划也在不断地调整着。最初的拟议，是写出一部《晋察冀边区税收史》，后来我们发现，这部书中的一个亮点，乃是统一累进税，因为其他的东西，不仅原创性不足，且也没有太多的实质性内容。于是，我们的纲领又转而为创作一部《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史》，为了写这样一个东西，我甚至拟出了长达二十几章的提纲，并将其中一些章节落到实处：2012年12月，趁着参加一次中国财税史研讨会的功夫，我将《铁壁合围下的税制创新》作为参会题目，写出了二万多字的一个简本。后来，此文在《财政史研究》上发表。当时老高就提及，还缺少一个“统一累进税大事记”作为补充。后来，我延续为每一个税种建立年谱的计划，准备开写《统一累进税年谱》。

我们二人自掏腰包、自行调研、自主开发、自辟成果的这一行动，后来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所长、我们的老朋友朱文通先生知悉，表现出莫大的惊讶和兴趣。听闻他与对晋察冀边区史颇有研究的谢忠厚、魏宏运都相熟，我便请他牵线求一幅题签，书名确定为《统一累进税十年史》。老朱很是厉害，不久就联系了他的老师、九十岁高龄的魏宏运先生，为我们赐予了一份相当认真的墨宝。魏老爷子在华北解放区研究方面具有泰山北斗的地位，他的题字让我们二人颇受鼓舞。出版社后来将书名确定为《晋察冀边区税收踏访记》，这是后话。

大抵与这一鼓舞相关，2013年、2014年我们的踏访频率大大加快。分别在腊月十二和正月初六，老高的“途观”载着我的厚重地图册，以及我们对边区旧迹永难满足的好奇，又出发了。而且，我们的行动更加彻底。既然已经对滹沱河产生了强大的兴趣，老高决定对这一河流进行拉网式排查：我们先是沿着东冶平原到平山滩地的河岸巡行一通，并对着特定的河段深入调查，就这样也不能满足老高的内心需要，又确立了远上走读河源和河尾的计划。说来也是有趣，他的《东揽滹沱尾》和我的《那是一条英雄的河流》，分别在博客上获得了高达一万多的点击率。真不知还有哪些人对这条河有如此的兴趣。

到2013年，我们开始考虑着给自己再增加一股压力。我提议，为免《统一累进税十年史》这样刁钻冷僻的课题寻不到有兴趣的出版社，我们可以相对轻松的方式进行一些尝试：借鉴近年来相对走热的旅游风，我们可以将我们对“晋察冀”这一政治地理区位的考察，用相对合乎潮流和时髦的方式进行改装。而我们对晋察冀边区的研究，则以其中较为喜闻乐见的篇章夹带其间。那就是，以一部名为《踏访晋察冀》的文化散文专题，作为我们的第一期工程。老高表示同意，又为这本书选定了主题脉络，并初步与出版社进行了接触。

每一次的出行，都是一次研讨会。在最近一次的外出中，我又提出了将这本书设置为一个包括了五十章、每章冠以一个章回体标题的系列探访纪实。老高的意见也开始出现变化，就是原来设计的“人物篇”“村庄篇”“河渠篇”“史实篇”等的设计，有可能比重显得不是那么平衡。后来达成的阶段性一致，就是修改润色原来已有的既成“行记”，补写有关章节，核实相应的史实资料和口碑所得，继续未尽事宜的调研，争取在2014年底，拿出一份相对成型的稿本。以50篇文章、每篇4000字以上篇幅而计，配以足量的图片，这将是一部不少于三十万字的税收历史文化专书，如王开的那本《马背上的江山》一般。

晋察冀是一个既定的政治地理概念，范围最小的时候是在1937年底，只包括了河北西部、山西东北部、察哈尔南部的一个不大的山岳地带(后来称为北岳区)，范围最大的时候是在1945年，已经跨越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中间阶段的1942年前后，则包括了当时的三大版块：晋察冀(北岳区)、冀中、冀热辽。事实上，尽管对这些政治单元都有涉足，我们的侧重点仍然是放在了北岳和冀中。这是因为，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发起的统一累进税，较为彻底地施行的地区，只有这两个。

有学术主题的考察，仍然不失为“踏访”。即如带有明确文化目的的山乡寻觅，依旧算作旅游一般。无论多么地离群索居遗世独立，我们毕竟不是“终南隐士”“化外之人”。在这样看似主题沉重的穿梭中，恰因为可以让我们的心神暂时投向七十多年前的那些古人和旧事，而非当前红尘中的诸多不靠谱和不着调，从而带给了我们太多的快乐。如老高夫人老杨所说：你们两个混到了一起，就是对着一堆破洞子旧房子烂橛子纸牌子糟老头子酸老婆子，居然也能拍手称快会心大笑，真是无可救药了。人同此心，我想，我们的快乐，也必能感染你几分的。

从2009年启动的晋察冀边区踏访，如今已历六年。我期待着，我们的阶段性成果可以在今年出炉。到那个时候，我也会打油一首诗，诗的首句就是：六年驻马晋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