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与人的记忆
李国文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幢建筑物前，手里拎着一个包，包里装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手稿，很冒昧地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想请他们过目一下，是否有采用的可能。当时，这幢五层楼给我留下蛮高大、蛮气派的印象，而且，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学书籍出版大社，那门面也相当匹配，显得挺庄重，挺堂皇的。然而，三十年后，自从那座四脚八岔，形象丑陋的过街天桥建成以后，就把心目中的这座文学殿堂团团包围住了。每次我到朝内大街166号，经过这座设计得不伦不类的过街天桥，就有一种缺氧的窒息之感。如今的这幢楼，蜇居于天桥之下，一副局局促促、窝窝囊囊、可怜兮兮、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有时也诧异，人到老年，会比他年轻时，要矮上一截，难道建筑物与人相似，有了年头以后，也会缩水吗？后来，我明白了，不是这幢楼矮了，而是它的左邻右舍都长高了。整个一条朝内大街，连当年的菜市场，也玻璃幕墙地洋气起来，发出灼眼的亮，显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灰秃秃的，矮趴趴的。按说是新中国首家文学书籍出版的老字号，却益发地暗淡，益发地寒酸。
那时，我将一大堆足有数公斤重的手稿，送到这家出版社，因为它是全国范围内出版文学书籍单位之中的佼佼者。现在，如同朝内大街上出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样，它已不是在文学出版领域独领风骚的先行者了。也许，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它马路对面的九爷府一样，数百年如一日地纹丝不变，恐怕不仅仅意味着文学完了……
为进步高兴，为发展高兴，也应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栋楼，早早晚晚即将拆迁的明天高兴。大家都说建筑物是要讲究风水的，我虽不大相信，然而又不得不信，自从那座水母章鱼式的过街天桥落成以后，就意味着这幢楼即将画上句号，果然，拆迁和重建的话题开始甚嚣尘上。
虽然，这幢五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有当代中国作家，在我以前的前辈，在我以后的后辈，都与这幢建筑物，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论理，要比那些二三流的名人故居，更具有保留的价值。然而，依我之见，这幢楼的将要拆和最终拆的必然结果，也许并不是坏事。第一，无论如何，活着的人要比死去的人更重要，未来要比现实更值得关注；第二，将来更高层更亮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或许更能代表中国文学大发展的形势。
不过，我对这幢怀着深深敬意的建筑物，还是有着难舍的眷恋之情，我还记得1980年的春天，有点冷，有点风，有点沙尘暴的一个傍晚，我从社里的发行部拿到刚从印刷厂拉回的样书，这是我平生的第一部铅字印刷，而且是人文社出版的，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书，那份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象得知。管书库的一位大姐，看我愣在那里发呆，关心地问，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接下来，我来到出版社拐弯的南小街一家小饭馆，时值下午，客人尚未上座，我选了一个避人的角落，要了一小壶酒，一小碟花生米，捧着那本带有油墨气味的新书，尽管我努力压制住自己，但眼泪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无论如何，那是我被流放二十二年以后，在蜗居里一字一笔写出来六十万字的大部头，终于成为上下两卷的印刷物，这点挂在脸上的泪水，也就不怕人见笑，随它而去了。想到二十二年前，为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改选》，而罹无妄之灾，被扼杀的文学生命，又从手里拿着的这本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复活，能不思绪万千，泪水难忍么？所以，我对这幢楼，有着特殊的感情。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我这样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来说，确实使我生出一种母校的归属感。正是三十年前从我走进这幢建筑物开始，所跨出的第一步，也就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路。
如果，有人对那堆手写稿说不；如果，怎么拎去怎么拎回来，那么，现在的我，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也只有天知道了。
二十多年，长期流放于深山老岭，劳动改造于铁路三线，不但远离社会，远离城市，同时还远离文学，远离文人。所以，当年走进这幢建筑物时，心存忐忑的我，既不认识任何人，同样，任何人也不可能认识我。然而，隔了不多久，我终于获知冬天里会有春天，而且在春天里更有润物无声的春雨。两位文学前辈对于我，对于我这部作品的特别关注，使我终生难忘。
一位是韦君宜，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位是秦兆阳，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这两位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的心中。那时正是他们意气风发的年代，也正是新时期文学发轫的年代，提携新生力量，扶持新鲜作品，这两位先生可谓不遗余力。韦君宜说：这个李国文，我50年代就注意到，你们一定要认真地，当回事地对待他的这部新作。秦兆阳说：我把我的办公室腾出来，让这个李国文就住在我们社里，来改他的这部作品。
于是，我与这幢建筑物，有了一段缘分，有了一点感情。
大多数建筑物，终究是有其寿命的限制，拆迁是肯定的。文学也是同样，绝大部分作品，总有销声匿迹的一天。然而，记忆这东西，对于当事人来讲，却是轻易不会淡忘的，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特别看重历史的原因。
2012年11月30日P21-23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文社大楼的搬迁。它是在“即将告别”的怅惘情绪下，由一群与这座大楼有关的人，为某一天必将消失的它，留下的见证和念想。
如今，这些声音依然回荡于楼里楼外——
当一个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
——冯雪峰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严文井
编辑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
——韦君宜
人文社是藏龙卧虎之地， “群贤毕至，少长成集”。多少友情、亲情、同志情、同事情、同道情、同好情，都是朝内166号大楼给我的恩赐!
——屠岸
这幢五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李国文
不管新旧，它始终都代表着中国出版界的高质量、高素养，它始终都是我们心中的庄严而崇高的文学殿堂。
——谢 冕
每想起人文大楼总有种特别的感觉：温暖、智慧、从容。相信文坛不会忘记这幢大楼，它将永远矗立在当代文学史上。
——蒋子龙
写在前面
陈彦瑾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文社大楼的搬迁。大概三年前，就时有“要搬了”的消息传出，两年前的2013年3月，则听到了妥妥的“要搬了”的消息。于是，和很多同事一样，生起了一种浓浓的“即将告别”的怅惘。那时就想，如果大楼消失，所有与楼有关的记忆——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将何处安放？当推土机的巨铲将大楼铲成一片废墟，所有曾在这楼里工作、生活乃至度过大半生的人们，将从何处寻找慰藉？当若干年后新楼崛起，人们熟知的“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门牌会安放在哪里？我们这些曾在老楼待过的人，又该如何向刚到出版社工作的年轻人讲述出版社的过去？……作为编辑，很自然地，我想到了出书，想请同事们来写写这座被称为“文化地标”的大楼，写写楼里的人，楼里的事，楼里的工作与生活，为即将消失的它留个见证和念想。这一想法得到了社领导和许多离退休及在职同事的支持，于是，2013年4月11日，我通过社办和老干部处在社内发布了《征稿启事》，并到一些部门向一些同事郑重约稿。当时觉得时间紧迫，截稿时间定于2013年5月15日，未想直到两年半后的今天，书稿才初步成型，而“要搬了”的消息，依然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这座大楼的上空。也许是搬而未搬的次数多了，当初那种急迫的心也渐渐松懈了，这本书便在一种不紧不慢的心境下，走到了它命定要诞生的日子。虽然楼依旧在，当年脑海里映现的推土机将大楼推成废墟的画面也并没有发生，但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而将在人文社建社六十五周年纪念日出版，或许正是这本书的命吧。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不同于社史、纪念集如本社所编《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也不同于个人专著如本社编辑王培元著《永远的朝内166号》、作家冯骥才著《凌汛》。它既有史又有怀念也有回忆，而且图文并茂，乍一看，可能和人们想象中的它不一样。因此，管士光社长看完书稿后，特别嘱咐我写一篇类似“前言”的东西，以作必要的交代和说明。
如前所说，编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就不是为了对历史作研究、筛选和评判，而仅仅是想定格一些回忆，留住一些记忆，为即将消失的大楼留个见证和念想。所以，《征稿启事》为任何一个想留下念想的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书写自由：
一座楼，一群人，一种文化；一本书，一件事，一个回忆；一桌一椅一墙一角，一种感悟心得体会，皆可入题。只要是自己认为最有必要或最值得留住的记忆，都可以写。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他人；可以是宏大叙事，也可以是个人叙事；可以写公共史，也可以写个人史。文体不限，形式不拘一格。可以理性，也可以感性；可以庄重，也可以活泼。字数不限，可长可短。可以长篇大论，也可以点滴碎片。欢迎随文提供相关图片，书影、书信、发稿单、退稿信、签名、墨宝、合影、办公室工作现场照等，皆可……
如此不设限的原因，是想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尽可能多留住一些记忆，也尽可能让记忆丰满、自然，甚至芜杂都不怕，因为一座楼的生动和人一样，不是来自抽象的概念、标准化的评判，而是来自毛茸茸的细节。正是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甚至看似矛盾的细节聚拢在一起，才构成一座楼和一家社的鲜活和生动。
正因为这样一个出发点，决定了这本书不是经严格过滤和剪裁后的整齐划一、盖棺论定，而是以“尽可能保留记忆”为原则，将征集到的稿件悉数收入，并按内容大致归为四类：写楼与生活的归为“忆大楼”，写人与事的归为“忆人事”，写编辑出版的归为“忆出版”，写社史和个人史的归为“忆岁月”。排序方面，没有按作者级别、职务高低或姓氏笔画对全书统一排序，而是基本上一个大类一个标准：“忆大楼”按写作者的年龄，“忆人事”按所回忆的人的生辰，“忆出版”按所回忆出版工作时间的先后，“忆岁月”按所回忆出版社历史阶段的先后。图文之间结合也不是特别紧密，而是在征集到的图片资料的基础上，以保留资料和丰富版面为原则，大体照应，笼统编排……总之，这本书将大楼里的人和事平等视之，将所有人的记忆平等视之，文章分类、排序和图文编排都是勉强为之，不可能百分百精确，难免有模糊和疏漏的地方，望读者体谅。另外，征稿以“自愿”为原则，所以，有些或许人们认为不能没有的作者、不能没有的人、不能不提的书和事，却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而有些则收了两篇……也请读者理解。对于稿件内容，除过长文章不得不删节和除明显错漏外，都尽量保持了原貌。同时，为了丰富视角、弥补征稿的不足，又从《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和一些报刊中选取了一些文章；并从人文社四十、五十、六十周年社庆纪念册及《永远的朝内166号》中选取了一些图片，以补图片征集的不足。征稿过程中，种种因缘也促成了一些社外作家、评论家的友情支援，如蒋子龙、谢冕、丁帆诸先生特别为本书赐稿，至为感谢！
感谢这本书的所有作者，以及所有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人。负责老干部工作的谢施基，主动帮我向离退休同事约稿、收稿，征集照片；外文部的张福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大量资料和照片全部拿来供本书选用；何启治、刘会军、王培元、岳洪治、魏新民、李丹妮、王晓、宋强、廉萍等同事，也都不但写稿还提供资料和照片；王毅、刘静、张玉娥也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照片；张福生、王瑞琴从始至终给我很多鼓励；于敏去年调入编辑部后也成了本书编辑，她给了我很多建议，又专门向一些同事约了稿；而本书的书名，则是刘稚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很想求完美，想尽可能消灭所有错漏，让这本书令所有人都满意，但最终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因自己的执着导致的拖延，却让太多的人等了太久！更让我歉疚的是，为本书写了《能不忆“选刊”》的刘茵，去年已离世，这也让我意识到：这本书不仅仅在打捞记忆，打捞记忆的同时也是在打捞留住记忆的人。所以，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它也必须借六十五周年社庆之机而匆匆面世了。
两年半的时光里，这座老楼又发生了很多事，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退休了，一些人换岗位了，一些人编了很多好书……这座大楼的生活还在建构，关于大楼的记忆还在不断生成。而这本书所打捞的记忆，定格在了2015年以前。
那么，就让这本不那么完美的书，在2016年3月28日，为走过六十五个春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献上一份大寿薄礼吧！
2015年11月18日
屠岸等编著的《朝内166号记忆(插图本)》这是为纪念永远的“166号”而出的一本怀念文集。在人文社旧址166号即将拆建之际，几代人文人，饱含深情，回忆自己撒播了青春和汗水的这方天地。有老景儿，有老人儿，有老事儿。既有堪当文化出版史料的“大时刻”，也有发生在这栋大楼里不为人知的过往，一个时代的文化出版事业，一代出版人的喜怒哀乐，雪泥鸿爪，都在这本书里。
屠岸等编著的《朝内166号记忆(插图本)》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的搬迁。它是在“即将告别”的怅惘情绪下，由一群与这座大楼有关的人，为某一天必将消失的它，留下的见证和念想。
六十六篇回忆录，三百多幅珍贵老照片、老书影，定格时代与文学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