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著的《我的精神自传》既是一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更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彻，激情飞扬，充满了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的思索。黄钟大吕之声，世所少见；沧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读者不能不读的当代启示录。

《我的精神自传》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较为重要的作品，也是他较为看重的作品。钱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阅读过该书手稿的北大学者贺桂梅认为该书更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经验史。

该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的回顾与反思；第二部分：我的精神自传。

上篇 我的回顾与反思

引言 “以不切题为宗旨”

 一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二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三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四 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五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

 六 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

 七 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

 八 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

 九 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

 十 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北大传统

下篇 我的精神自传

引言

 一 历史的中间物

 二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三 幸存者

 四 学者 教师 精神界战士

 五 真的知识阶级

 六 思想者与实践者

 七 漂泊者与困守者

后记

六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

首先，知识分子和别人不同，他是读了很多书以后再来思想和说话的。和物质文化的创造者的工人、农民说话不同，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中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与传播者”而存在的（当然他还有新文化创造的作用），因此，知识分子的想、说、写从一开始就不是绝对独立自主的，他必须受到作为潜在知识积累的前人的思想、文字的制约。这就形成了一个陷阱，或者说潜在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当然不是必然）迷恋于前人发展得十分精致、完备的思想文化及语言文字的表达，从而失去了自我，似乎是自己在想、说、写，实际上发出的却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卷4，页12。我们北大的学生有机会听很多讲座，演讲的人都很雄辩，否则就上不了北大讲台。但是只要你仔细听，就会发现讲座有两种类型：有的人虽然滔滔不绝，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他其实是二道贩子，贩卖别人的思想和言辞。这就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他会成为前人或外国人的传声筒，他的脑子已被践踏了，再来践踏大家；第二种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博学，又能把很多东西消化，消化以后他能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就能启发我们的独立思考。这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同学们应当有识别力，不要被那些“二道贩子”懵住了。

第二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之间是冲突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说话他必然受到权力意志的干预和制约，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避免的。在我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避免权力意志的干预和制约。这样的或显或隐的干预和制约，就形成了知识分子言说的某些特点。鲁迅就注意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都有朦胧的特点，这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有的知识分子与权势有密切关系，甚至成为权力意志的代言人，但是他又不便于说明自己与权力的关系，说话就自然朦胧；而另一类知识分子是反抗权势的，但即使他再勇敢也不能够不怕关起来，不怕杀头啊，所以说话也得朦胧一点。鲁迅就说：我在写作时自己先要抽掉几根骨头，送到编辑部去，编辑要抽掉几根骨头，主编又要抽掉几根，抽来抽去，等到读者看到文章，已经没有多少骨头了。自己在写文章时也常常考虑有些话不能这样说而要换另一种说法，这一换就模糊、朦胧了。朦胧的言说是故意为之的，这背后有权力的制约，而这制约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知识分子不可能摆脱权力的干预、制约而达到完全自由的言说。

第三个问题是：也许有的人说自己能不顾利害。这当然是很勇敢，很可贵的。但也还会面临一个问题：你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也不行，还有其他的限制。你要经常面临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比如在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男主人公涓生就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他开始和子君谈恋爱，后来感情发生变化，已经不爱子君了，但子君还爱着他。这时涓生就面临一个难题：我告诉不告诉她呢？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不说，就是“说谎”，这是虚伪的，违背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但说出真实，告诉子君：“我不爱你了”，却等于把真实的重负卸给了对方，特别在当时的社会里，子君会承受极大的社会压力，最后她果然在孤寂中死去了，涓生也就无法摆脱内心的负疚。这就是说，无论“说”还是“不说”都要付出良心和道德的沉重代价。“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选择，是终生折磨着鲁迅和一切知识分子的人生和言说困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天都面临这样的选择的困境：说真话，还是说谎？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像鲁迅这样正视罢了。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困境，这就是我们要问的第四个问题：面对苦难，“记住”，还是“忘却”？

大家还记得在中学的时候读过的《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吧，其实未必都读懂了：这篇文章重点不是在讲刘和珍怎样的勇敢，军阀怎么镇压，而是讲鲁迅自己内心的困惑。文章一开始，学生问：“先生，你写了记念文章没有？”鲁迅说：“没有。”“你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那就写吧。可是要写了，鲁迅又想：“写了又有什么用？”所以又想不写。但不写也不行啊。日子过去了，人们会忘记了。鲁迅说：“忘却的救世主快要降临了吧，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是写了半天，又犹豫起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写了只不过徒然增加别人谈话的资料而已……整篇文章就是这“写”还是“不写”，“说”还是“不说”的矛盾。这背后就是一个“记念”还是“忘却”的困惑。所以后来鲁迅还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也是让鲁迅困惑终生的。其实，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你经历了让你痛苦万分的事情，或者面对一个个的苦难，你是忘却还是记着它？你竭力忘却它，这就意味着回避，当然有问题，但你时刻记着，让那么沉重的记忆和现实压着你的心，你能承受吗？这就是两难选择。这里所说的记念和忘记的矛盾，和前面说的说真话与说谎的矛盾，都是人言说时所面对的根本性的困境，这样言说就很难进入真正的自由状态。

就算你摆脱了这些困境，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你又会面临第五个方面的问题：有人听你说话吗？鲁迅说，要点火是需要火种的，拨动琴弦要有弦啊。没有火种再播也无用；没有弦再拨也不行。有些人既聋且哑，面对这样的人，你说给谁听呀？即使有人反对，也是一种反应，最可怕的是说了没人听，毫无反应，即无反对，也无赞同。这才是巨大的悲哀和寂寞啊！

我经常想这几年是我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因为我讲话有人反对，也有人听，即启功先生说的：“有人喜欢有人骂”，这样自己才觉得说话有意义，最可怕的是到哪一天没人听我讲话了。记得有一个台湾的学者对我说：“钱先生……我们是讲了话没人听。”这样的“没人听”的无对象的虚空，或许是更为可怕的。P136－139

感谢北京三联书店的朋友，要为我编选“作品系列”，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对自己的研究与著述，作一番回顾与总结。

尽管我从1962年第一个早晨写《鲁迅研究札记》，就开始了业余研究，但将学术研究作为专业，却是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和严家炎先生为起端的。记得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是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的《鲁迅与进化论》；从那时算起，我已经笔耕三十三年了。粗略统计，出版了六十四本书，编了五十一本（套）书，写的字数大概有一千三四百万。写的内容也很广，我自己曾经归为十个系列，即“周氏兄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研究”、“中国当代民间思想史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研究”、“志愿者文化与地方文化研究”、“思想、文化、教育、学术随笔”、“时事、政治评论”、“学术叙录及删余文”。我曾经说过，我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勤奋，整天关在书房里写东西，写作的速度超过了读者阅读的速度，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给朋友赠书，怕他们没有时间看。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为自己写作的，我整个的生命都融人其中，并因此收获丰富的痛苦与欢乐。

这一次将一大堆著作归在一起，却意外地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的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关注、研究的中心，始终是人，人的心灵与精神，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所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存世界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意义与人性的困惑。而且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这些关注与追求，其实都是文学观照世界的方式。我因此把自己的研究，概括为“用文学的方法研究、书写历史”。

多年来，特别是退休以后，我更是自觉地走出书斋，关注中小学教育、农村教育，地方文化与民间运动，关注的也依然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我和他们的交往也是具体的、琐细的，本身就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同时，我又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眼光、思维和方法，去观察、思考、研究他们，在我的笔下，这些普通的乡人、教师、青年……都被历史化、文学化、典型化了。因此，也可以说，我是“用历史与文学的方法研究、书写现实”的。

现在，他们——这些留存于历史长河中的生命，这些挣扎于现实生活里的生命，都通过我的系列著作，奔涌而来。他们中间，有历史大人物，也有民间底层社会的普通人，都具有同样的地位与分量，一起构成了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一部20世纪的中国精神史，中国“人史”。我所有的研究，所写的上千万的文字，因此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且都渗透了我自己的个体生命史。  为了能展现这样的属于我自己的研究图景，本系列作品的编选，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的五部代表性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我的精神自传》，以展示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风貌。第二部分是重新编选的文集，计有：《世纪心路——现代作家篇》、《爝火不息——民间思想者篇》、《大地风雷——历史事件篇》、《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篇》、《情系教育——教师与青年篇》。这本身也形成了一个结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陈独秀开始，到曾经的精神流浪汉、某当代大学博士生王翔结束，我大概写了将近一百位“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为便于读者理解我的研究与书写背景，每一卷的开头都有“前言”，主要讲述我和本卷书写对象的关系，借此呈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生命纠结，同时召唤读者的生命投人，以形成所描述的历史、现实人物与作者、读者的新的生命共同体。——这设计本身，就相当的诱人，但却有待读者的检验。

2013年3月

我于2002年8月退休，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中，除了从更大范围从事社会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关注和参与中学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青年志愿者运动外，主要的兴趣和精力还在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鲁迅九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钱理群讲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三本书或是学术普及著作，或为学术演讲，都还是“业余研究”，我的真正学术主业，花大力气写的主要是两本书。另一本就是刚收笔的这部《我的精神自传》，它纠缠我的时间更长：书的上篇《我的回顾与反思》是2002年3月至6月，在北大讲“最后一门课”的讲稿，因此有“北大演讲录之三”的副题——“之一”是1997年下半年讲的《话说周氏兄弟》，“之二”是2001年上半年讲的《与鲁迅相遇》；书的下篇《我的精神自传》，是2005年应一位杂志主编之约而写，最初只准备写一篇文章就算交卷，不料越写越长，越写越认真，竟有了书的规模；2006年、2007年，又在朋友的催促下，将学生录音、整理的《我的回顾与反思》的讲稿正式成文，作了一些补充与发挥，还补写了几篇文章，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

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它首先是我的自传。本来，传记写作就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传》自然是写传记的自觉尝试，而《与鲁迅相遇》、《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其实也都可以看作是鲁迅、曹禺的精神史、生命史的书写。最近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还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对于钱理群一代人而言，最适用也最好操作的，就是传记学批评方法和心灵史模式。”这大概有点道理，我自己也说过，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探讨隐藏在大量的文学现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以显示一个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涌动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学术研究具有广义的传记性，是一种“生命史”的研究与写作。而不同于以往的著作，这回我写的是自己的传记，自己的生命史。而写“自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传统，胡适就是自传写作的鼓动者、倡导者，他还有过“四十岁写儿童时代，五十岁写留学时代到壮年时代，六十岁写中年时代”的浪漫设想。那么，我在望七之年写自传，也是情理之中的。

不过，我要写的自传，却并不符合胡适的要求。他在《四十自述》自序里，曾表示“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那么，他期待的是写“琐碎生活”的实录体的自传。而我所写的主要不是自己的人生经历、日常生活，而偏重于精神历程、学术生涯，不是用实录的方法，而偏于自我解剖、自我分析。我的自传，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学术的一次清理、反省和反思，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学术著作的一个自我解读。

为什么要作自我解读？这又和我的学术研究的两个特点有关。

我的研究是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创造的欲求的。也就是说，我总是直面“内在于现实、历史和自我”的“问题”，到我的专业——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去作“历史”的追溯，并努力从中提升出某些“思想”的命题，以达到“现实一历史一思想”的互动、交融。而作为这些自觉追求的成果和体现的学术著作，它的外在表现形态主要是一种历史的叙述，而问题意识是隐含其后的，其所提出的思想命题也大都点到即是，而且是分散的。这就需要通过“回顾”，既说明每一部著作背后的问题意识，及不同阶段的著作之间的问题的关联，又将其中的思想命题贯穿起来，形成思想的一定程度的系统性。“回顾”的另一面，还有“反思”，即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受到现实制约的学者、知识分子，在面对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在有自己的时代的“发现”的同时，又会有所“遮蔽”，从而产生自身和时代的新问题。这就需要经过“反思”，弄清自己的在特定时空下的学术研究，“发现了什么，可能又遮蔽了什么？”并且“将这些发现与遮蔽，放到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实践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又暴露了怎样的问题？置于当下现实中，又有怎样的意义？”这样的反思本身就具有精神的价值，并且能够成为新的思考与研究的新的起点。——这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我的回顾与反思》所要做的工作。

我的研究还追求“自我生命和学术的一体性”：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也是对自我的发现；随着学术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获得不断深化、升华，以至新生。因此，我说过，在我这里，“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本书第二部分《我的精神自传》，所要揭示的，就是在一定的生命历程中的学术著作的背后，我的自我存在的追寻，我的自我“精神命名”。

这样，我就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给读者了。这或许有助于你们读“懂”我的著作，有助于我们一起来解剖这个叫作“钱理群”的人，他的思想与学术，同时，也反思我们自己，创造我们自己。然而我又担心，这会形成新的遮蔽，因为任何学术著作的实际内涵都是小于或大于作者自己的主观追求与预设的，在这个意义上，根据作者的自述去读其书，是危险的，不仅有可能被误导，也会妨碍作为具有自身主体性的读者的独立理解与发挥。而这样的独立理解与发挥，才是阅读的意义所在。

我的“野心”很大：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

我曾经和友人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其实我自己最为倾心的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我的写作策略，是“拎起中间，带动两头”：因此，首先选择了“1948年”，考察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心路历程，写了《1948：天地玄黄》。接着就着手考察1949年以后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旅。我没有按一般的思路，把目光投向上层知识分子，而关注被遗忘的，作为民间思想者存在的青年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相关的写作。同时又无法摆脱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80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诱惑。但又深知其难：一是缺乏距离，难以把握；二是身处其中，难于应对非学术的干扰。这就想到以自己的研究为个案，两个难题都好解决。记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由于“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很有很多困难，甚至像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纵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视点”，来考察时代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可能是既具体有征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这就是所谓“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览全局”。而我之所以“毛遂自荐”地选择自己的研究作“审视点”，是因为我属于“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在这段历史中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而我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也正是这一时期的“显学”，它和现实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潮，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样，我所面对的问题，对问题的思考、处理方式，以及产生的问题（遮蔽、失误，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而且这都是自己所亲历，并渗透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就容易如一位学者所说，“回到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以重新获得具体感”，而达到“复杂化”的理解。12］——这样，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赋予了某种“典型现象”的意义。因此，我的研究的研究，就超越了一般的自传的写作方式，而有更多的分析、审思，以及背后的“时代思想、文化、学术问题”的追问与反思。

和我所有的学术著作一样，本书的写作，也有研究方法及学术叙述学上的自觉追求和设计。除了以上所说，以自己的学术作个案来审视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思想、学术，是王瑶先生所倡导，我长期坚持的“典型现象”研究方法的新的尝试以外，我还设想过，请一批比我年轻的朋友，也即另一个时代的学者，对我的这些“回顾与反思”，以及所涉及的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问题作评点，包括批评和质疑，以形成多个视点，形成一种包含了思想交锋（不仅和我，也在评点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这就将大大扩展本书的思考，并使本书的叙述进一步复杂化。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设想。我和一些年轻的朋友最初都为之兴奋不已。但操作起来却很困难，主要是这些年轻朋友都太忙了，我也不好意思用自己的著作去太多地打搅他们。最后，只有北大的贺桂梅君对《我的回顾与反思》中的第一讲《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作了详尽评点，我的贵州老友篮子君对《我的精神自传》作了部分点评，但我已经获益匪浅，现一一照录于相关部分的注释中，以形成局部对话，务请读者留意。我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作这样的尝试。

不知道有没有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还有兴趣提起笔来，评点一番？

2007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