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选集”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分为“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和“健在作家的作品”两辑，丛书意义在于给“新文学”定位，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洪灵菲编著的《洪灵菲选集》为丛书其中一本。

洪灵菲（1902－1934），现代作家，笔名林曼青、林阴南、李铁郎等。广东潮州人。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后投身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国民党的通缉，被迫流亡到新加坡等国。曾参与出版《我们月刊》。1930年“左联”成立时，他是七人常委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年仅32岁的洪灵菲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主要作品有《流亡》《前线》等。

《洪灵菲选集》选编了作者《流亡》这部作品，《流亡》是洪灵菲的自传体小说，他只用了一个半月就完成了这部作品。从广州的“4·15”大屠杀写起，一直写到追随起义部队进入潮汕，却扑了空，不得不再次流亡。主人公沈之菲最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坚定了革命的决心，看清了社会的丑恶与黑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要消除这种状况必须经过革命，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最后，沈之菲悄悄离开家庭，踏上了流亡的路途，“去为着人类寻找永远的光明。”

出版说明

编辑凡例

我所知道的灵菲 孟超

流亡

一个炎光照耀着的中午，T村村前的景物都躺在一种沉默的，固定的，连一片风都没有的静境中。高高的晴空，阔阔的田野，森森的树林，远远的官道，都是淡而有味的。在这样寂静的地方，真是连三两个落叶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出呢。这时，忽然起了一阵车轮辗地的声音，四架手车便在这官道上出现。第一架坐着一个年纪约莫二十六七岁的妇人，挽着髻，穿着普通的中年妇人的常服，手上提着一个盛满着“大钱王宝”和香烛的篮，像是预备着到庙里拜菩萨去似的。第二架坐着一个年纪约莫三十馀岁的妇人，佣妇一般的打扮，手上扶着一包棉被和一些杂物，态度很是坦白和易，像表示着她一生永远未尝思虑过的样子。第三架是个女学生模样的女性，年纪还轻。她的两颊如朝霞一般，唇似褪了色的玫瑰花瓣，身材很配称。服装虽不大讲究，但风貌楚楚，是个美人的样子。她的态度很像耽惊害怕，双眉只是结着。第四架是个高身材，面孔瘦削苍白，满着沉忧郁闷的气象的青年。他虽是竭力地在做弄着笑，但那种不自然的笑愈加表示出他的悲哀。他有时摇着头，打开嗓子，似乎要唱歌的样子，但终于唱不出什么声音来。他把帽戴得太低了，几乎把他的面部遮去一大截。他穿的是一件毛蓝布长衫，这使他在原有的年龄上添加一半年岁似的颓老。他的头有时四方探望，有时笔直，不敢左右视。有许多时候，他相信树林后确有埋伏着在等候捕获他的军队，他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

这四架车上的坐客不是别人，第一位便是岑大姑，第二位便是十一姑，第三位便是黄曼曼，第四位便是沈之菲。他们这时都坐着由T村走向相距七八里路远的S村去。这次的行动，也是全由大姑计划出来的。这几天因为风声愈紧，被拿去的日多，有的给他们用严刑秘密处死，有的当场给他们格杀，全城已人于一个大恐怖的局面中。听说，他们在街上捉人的方法，真是愈出愈奇。他们把这班所谓犯人的头面用黑布包起来，一个个的用粗绳缚着。像把美洲人贩卖黑奴的故事，再演一回。这班被捕的囚徒真勇敢，听说一路上，《国民革命歌》《世界革命歌》，还从他们嘶了的喉头不问断地裂出。

大姑恐怕沈之菲和黄曼曼会因此发生危险，这日她又暗地里向着他俩说：

“呢几日的声气，听话又保唔好。但的呢班老爷周围去捉人噘嗜。我的呢度近过头，怕有的咁多唔稳陈咯。我想咐，如果你的愿意，我可以孑子十一姑同你的去一个乡下去。我的有一个熟人嗓个度，但呢，自然会好好的招呼你的嘅。（这几日的消息，听说又是不好。他们这班老爷四处去拿人哩。我们这里离城太近，恐怕有许多不稳当了。我想这样，你们如若愿意，我可以和十一姑带你们到一个乡下去。我们有一个相熟的人在那儿，他自然会把你们好好地招待着啊。）……”P11－12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就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新文学选集”，文化部部长茅盾任编委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新文学选集”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

这套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共12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二辑，也12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和《赵树理选集》。

“选集”的编排、装帧、设计、印制都相当考究。健在作家选集的封面由本人题签。已故作家中，“鲁迅选集”四个字选自鲁迅生前自题的“鲁迅自选集”，其他作家的书名均由郭沫若题写。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手迹、《编辑凡例》和《序》；“已故作家”的“选集”中有的还附有《小传》，《序》也不止一篇。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另有乙种本（即普及本）。软精装本扉页和封底衬页居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刊印鲁迅头像是为了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将鲁迅头像与毛泽东头像并列刊印在一起，则寄寓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1942年以后的文艺上的“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已故作家”中，鲁迅、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蒋光慈五人“因病致死”；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七人都是“烈士”，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鲁迅和瞿秋白是“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左翼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已故作家”和“烈士作家”选集的出版，“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文学和文化所走过来的路，是壮烈的”。

“健在作家”中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身份特殊。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党员作家。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又都是我党亲密的朋友，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茅盾语）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

“健在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编选，或由作家本人委托他人代选。“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由编委会约请专人编选。《郁达夫选集》由丁易编选、《洪灵菲选集》由孟超编选，《殷夫选集》由阿英编选，《柔石选集》由魏金枝编选，《胡也频选集》由丁玲编选，《蒋光慈选集》由黄药眠编选，《闻一多选集》和《朱自清选集》均由李广田编选，《鲁彦选集》由周立波编选，《许地山选集》由杨刚编选。编委会约请的编选者多为名家，且与作者交谊深厚，对作者的创作及其为人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鲁迅选集》和《瞿秋白选集》则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规格更高。

这套丛书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新文学”定位。《编辑凡例》中说：“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做法，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意识流小说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挡在“新文学”的门槛之外了，在今天看来不免“太偏”，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大欢乐的节日”里，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编辑凡例》还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乃是这套“新文学选集”的意义和使命所在，因而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遗憾的是这套丛书未能出全。“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其出了11种，《瞿秋白选集》未能出版。瞿秋白曾经是中共的“领袖”，按当时的归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中央批准。再加上瞿秋白对“新文学”评价太低，他个别文艺论文中的见解与“左翼”话语相抵牾，出于慎重的考虑，只好延后。健在作家的选集也只出了11种，《田汉选集》未能出版。他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做了解释：

当1950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作品的底稿和印本”的“散失”，并不是理由；“惶恐”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这才是“延搁”的主因。出版的这22种选集中，《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二册，其馀20位作家都只有一册，规格和分量上的区别彰显了鲁迅和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主将”和“向导”，从而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定下规则。

鉴于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本社依开明版重印，并保留原有的风格，以飨读者。

开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