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所著的《2016(G20与中国)》详细了解G20前世今生，探索2016年G20与中国关系的读物，深度解读G20，全球治理“指导委员会”，将把世界经济引向何方？

2016年，中国成为G20主席国，如何为全球发展注入全新动力？本书为什么介绍这一届极具历史性意义的峰会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所著的《2016(G20与中国)》全面论述了G20的起源与作用、议程设置、机制建设、主要使命以及目前G20体系面对的国际形势，并通过对“全球经济治理”这个根本大背景的思考，探讨“G20的全球治理工作”以及“2016年G20与中国关系”。

总论

第一章 G20的起源与作用

 第一节 G20的诞生史

 第二节 从全球经济秩序演化看G20

 第三节 G20峰会发展史：从2008年到2015年

 第四节 全球化进程中的G20

第二章 G20的议程

 第一节 G20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第二节 G20的发展议程

 第三节 G20的贸易议程

 第四节 G20的投融资议程

 第五节 G20的基础设施建设议程

第三章 G20的机制建设

 第一节 全球治理结构重组视角中的G20

 第二节 如何加强G20组织机制建设

 第三节 特别提款权改革：G20提供的新框架

 第四节 G20与联合国“2015年后”议程的合作

 第五节 G20机制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第四章 G20的使命：增长与合作

 第一节 重振全球经济的努力与若干结构性难题

 第二节 G2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新贡献

 第三节 “额外增长2%”的新目标

 第四节 全球增长与互联互通

第五章 G20面对的国际形势

 第一节 金融衍生品大爆炸及其治理之难

 第二节 国际货币进入“多元竞争”时代

 第三节 IMF改革的曲折与国际博弈

 第四节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崛起

第六章 2016年G20峰会：中国时刻

 第一节 2015年G20安塔利亚峰会：成果与目标

 第二节 接好G20的“接力棒”：安塔利亚的中国声音

 第三节 2016年中国G20主题：“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第四节 2016年中国主办G20面临的形势

 第五节 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药方”

参考文献

附录一 G20各成员国（方）基本状况

附录二 历届峰会公报

附录三 G20承诺及兑现情况

附录四 G20词典

附录五 G20与G7组织框架对比

附录六 国际智库对2016中国G20的建议

后记

然而，这一体系存在着先天不足，即以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使用，必然存在发行国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关系问题，并且金本位制也面临现实中黄金数量的制约。随着时间推移和多次危机的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全球经济现实需求之间的距离日益扩大。到了1973年春，美国由于无力支撑黄金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比价，宣布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动荡。而就在这一年10月，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东国家宣布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1973～1974年西方世界出现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胀加剧，失业剧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西方主要大国领导人急于寻找平息危机的出路。1975年11月，法国巴黎召开了有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首脑参加的峰会，1976年，加拿大也加入了这一峰会机制，形成了G7机制。在G7占据全球经济总量八成以上的历史时期，G7峰会是多国之间协调宏观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政策最重要的机制。不过，G7只是西方国家之间的机制，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崛起，世界对一个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需求日益迫切。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冲击了所有西方国家，迫使西方不得不寻求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以应对危机。2008年11月，首次G20首脑峰会召开，标志着当今世界首要经济和金融治理论坛的诞生。2016年，G20的主办国由中国担任，这将开创中国领衔全球治理议程的新历史。让我们从G20的起源、发展、演进历程开始，了解G20的方方面面，为2016年中国G20的到来做好准备。

一、G20诞生前的国际金融体系

1944年7月，44个国家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共同商讨“二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当时提出的两大国际金融治理方案分别为，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凯恩斯计划”，和美国代表团推出的∽环特(财长助理)方案”。由于美国拥有全球2／3的黄金储备(1949年美国黄金储备一度高达世界黄金储备的73.4％)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会议决定最终采取“怀特方案”，并建立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该体系的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基本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换句话说，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当时规定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变成了世界货币、国际清算和各国储备货币。

这一体系在“二战”后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美国是各国储备和贸易支付的单一货币，国际金融体系的高效与稳定运营越来越受到制约，美元本身也受到了巨大压力。1960年美国黄金储备下降到187亿美元，无法抵补210亿美元的流动债务，进而出现第一次美元危机。1968年美国黄金储备进一步下降到121亿美元，无法抵补当年331亿美元的流动债务，进而引发第二次美元危机。1971年，美国完全丧失了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导致了1973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对于这些危机，美国被迫依靠加印纸币来弥补其财政赤字，这就造成了通货膨胀和美元过剩，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变得混乱不堪。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国的单一货币和经济实力难以支撑各国储备和贸易需求，而美国出于一国利益考虑而设计和实施的相关货币政策，根本无法保证其他国家的利益，反而对他国造成了巨大伤害。

1975年，首次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最初为六国，1976年加拿大加入)标志着“富人俱乐部”的诞生及制度化。G7起初只商讨经贸协调的议题，渐渐地拓展到刺激增长措施、浮动汇率、通货膨胀、贸易自由化、能源、就业等问题，后来还开始讨论政治、安全、对一些国家实行制裁、应对武装冲突地区等。但是，G7多数政策还是从发达国家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是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或全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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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体系的“G20”时代

二十国集团（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1999年9月25日，八国集团与其他12个重要经济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成立非正式对话机制，该机制旨在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经济金融议题进行开放、有建设性的讨论、研究和合作，以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二十国集团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GDP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0%，贸易额约占全球80%，人口约占全球的7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G20正式被升级为领导人年度峰会机制，此后被明确定位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这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进入了“G20时代”。

形成这个全新的机制，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二战”结束后的70年来，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基本框架一直属于战后初期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包括七国集团（G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均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合作机制。而这些机制的突出特点就是代表着西方主要大国对全球治理的看法与行为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G7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曾达80%以上，当时的G7有能力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此后，G7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合作中如果没有像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这样的金砖国家参与的话，必将是无效的。

到20世纪末，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逐渐超过一半，并且持续上升。此时，原先的全球治理框架相对于世界经济的现实发展明显滞后了。因此，在世界经济现实发展需要的带动下，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对话的机制需求日益迫切，G20机制应运而生。

2008年，美国华盛顿召开首次G20领导人峰会，共同商议危机应对方案。2009年，美国匹兹堡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提出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框架”，为G20这一机制确立了持续推进的行动纲领。2014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行动纲领被发展为“综合增长战略”，并确定了“到2019年使G20整体GDP在现有预期轨道上再多增长2%”的目标。布里斯班峰会还建立了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库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这是为全球经济治理搭建的新的执行平台。

2015年，G20主办国土耳其提出“3I”，即包容性（Inclusiveness）、执行力（Implementation）和投资性增长（Investment for growth）作为实现增长目标的支柱，使G20的治理功能更为具体化、可操作化。

2016年，中国正式接棒G20峰会的主办权，将会议召开地点确定为美丽的旅游城市杭州，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领衔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对中国来讲，如何剖析全球经济的变局，把握增长点和风险点的方位，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目前全球治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剧增。金融改革和经济治理依然是G20最为关切的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以及各经济体之间相关性日益紧密导致的政策效果负面外溢，对全球经济稳定的影响不断凸显，G20更加有必要推动金融系统的改革和治理，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G20想要成为更加有效、负责任、有影响力的机制还需要综合考虑全球格局当中的新变化和新问题，这是G20作为真正的顶层设计平台必须要面对的。同时，落实综合增长战略、实现G20承诺的增长目标是当前全球经济政策的主题。

其次，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当今世界，各地区、各国之间的联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应当培育全球大市场，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的全球性机遇和挑战，这符合正在形成的新的全球秩序的趋势。

最后，全球创新经济增长的方式日益迫切。在全球经济走出危机之后，我们还要防止全球经济走向平庸的泥沼。G20正在为全球经济增长探索良方，创新的发展方式可以适应不同国家的国情，解决世界经济新形势下的问题。G20要为这样的发展方式提供国际上的机制保障和支持，统筹中短期和中长期经济要素的关系，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率，以期推动新的产业革命形成。同时，确保政策有效执行也是G20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G20就是在面对上述使命过程中，把接力棒交到了中国手上。应该看到，中国完全有能力、有信心与国际社会一道，走出一条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2008~2014年，中国贡献了约39%的全球新增GDP。在国际金融体系表现出“脱实向虚”的倾向之时，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对稳定，中国应对危机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我们认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共同发展，应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价值。我们希望各方都能限制金融过度的虚拟化，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同时努力推动国际新兴产业合作，积极培育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增强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使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共同繁荣。

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一度成为西方治理思想主流。“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已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西方理论界对国内治理的“无目标、多主体”主张，造成对金融衍生化发展趋势的放任，最终演化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文明冲突论”则认为，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由此带来的政策后果是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美国自身陷入中东泥潭无法自拔，而它的一些对手却发展成今日“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形态，给全球治理带来更大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都陷入困境，西方各国疲于国内事务“救急”，无力提出新的系统性的治理思想。

而中国完全有能力提出更加全面、均衡的全球治理思路。中国国内治理的“四个全面”总体思想，如果借鉴到全球治理上，就是统筹目标、手段、保障、主体四大要素，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为2016年G20的主席国，中国需要为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包括：探索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新道路，进一步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全球基础设施，创新贸易与投资方式，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发展等。这就需要在峰会的议题、组织和活动安排上都有创新。

首先，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框架。G20要在历年峰会的基础之上提出整体性的、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新的增长框架，以此应对低增长、高债务、高失业的全球难题，这既需要扎实的经济金融和国际政治理论作为基石，也需要有广泛的国际合作作为支撑。

其次，制定全球经济协调体系。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决不仅仅是各国政策的集合，而是运用全面协调的战略，融合竞争与合作，能够产生综合效力的成果。这要求G20各成员国增进互信，深入了解，集思广益，这是一个1+1大于2的方案。

最后，完善多元治理合作机制。以G20为基础发展起来的B20（G20商业峰会，Business20）、T20（G20智库峰会，Think tank20）、C20（G20公民峰会，Civil socie ty20）以及W20（G20妇女峰会Women20）等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平台。G20需要常设的秘书处，这样才能使多元合作机制为G20提供更多、更全面、更合理的政策建议，以有力地促进全球治理机制更加扎实的发展。

本书共分六章和6个附录，总体结构大致可以看作前三章是G20的“介绍”，后三章是G20的“思考”。具体来说，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G20的前世今生，第二章则从“共识”的角度介绍G20的各项主要议程，第三章介绍G20的机制建设及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后三章“思考”部分中，第四章是对“全球经济治理”这个根本大背景的思考，第五章是对“G20的全球治理工作”的思考，第六章则是对“2016年G20与中国关系”的思考。为了增加全书的参考价值，我们还特别制作了6个附录，分别是G20各国国情、历届峰会公报、G20的政策承诺与落实情况、G20的组织架构、对G20一些专门术语的解释以及国际智库对2016年中国G20峰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