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兄弟过大关
从养鸡转向养鹌鹑，从鹌鹑蛋转向鹌鹑饲料，再从鹌鹑饲料转向猪饲料……以变应万变。一变再变中，良种场变成了饲料厂，饲料厂又变成饲料有限公司，再变成希望集团——“希望”终于成就了刘氏兄弟的事业。看似顺风顺水，实则险象环生。市场风云、政治气候……甚至兄弟亲情，都是一种考验。任何一个不小心，都可能扼杀“希望”。
第一道难关是1984年的“尹志国事件”，以当时的承受能力，那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当时为了完成这份两万只鸡雏的订单，由村干部做担保，兄弟四人向银行贷了一笔钱；此外，他们还向附近农民赊欠了许多种蛋。涉险过关之后，兄弟四人定下营商规则：不赊销，不欠债。
事后看来，“空头支票”其实算不上什么，不过是上当受骗，损失一点钱。吃一堑长一智，就当是初入“商海”交的学费。最难过的日子，刘永行后来回忆说，是1990年。
1990年，与正大集团正面交锋以后，希望饲料厂的销量激增到了6万吨，产值6000万元，兄弟四人资产超过2000万元。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感觉到，气候不同了。兄弟四人最开始察觉到的变化是，此前还络绎不绝的领导考察和媒体采访，忽然间变少了。然后，他们看到媒体开始讨伐“资产阶级自由化”。报纸上说，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再然后，他们听到传言，雇工7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将成为整顿的重点对象。
风声鹤唳，兄弟四人紧张起来。此时，希望饲料厂已经雇用100多个职工，自然是重点中的重点。一旦有风吹草动，刘氏兄弟注定是那只出头鸟。有员工告诉刘永行，离新津古家村不远的一个国营饲料厂，已经挂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红横幅，传言说苗头是对准这家已经在四川抢了他们生意的私营企业。年迈的母亲也听到了很多不好的消息，劝他们赶快收手，设法脱身。最可怕的后果，当时也有人替他们想好了——坐牢是小事，搞不好会被枪毙！
惶惶不可终日。兄弟四人想不通，创业七八年了，其中的艰苦不足为外人道，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呢？
终于，上级领导找上门来，不是来视察，而是来查看缴税情况。查看完了，领导很不高兴：“交税这么少，明摆着逃税嘛！”税金一直都是按要求缴的，怎么说逃税就逃税了呢？兄弟四人当时就吓坏了，立即拿起支票跑到新津县税务局，找到了局长。“我们把支票放在你们税务局，你们认为要缴多少，直接填支票好了。”税务局长当然不敢收支票，宽慰几句把他们打发走了。兄弟四人还不放心，担忧到了极点，“真的干不下去了吗”？
事实上，刘家兄弟的担忧带有普遍性，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得当时的很多私营企业主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文革”殷鉴不远，“极左”年代的记忆在这一代人身上烙印深重。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冲击，一些私营企业主如王廷江、蒋锡培等主动将工厂交给了“集体”。
从税务局出来，四兄弟连夜开了个会，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企业无偿捐赠给政府。2000万资产全部捐出——多么艰难的决定，可见当时气候多么恶劣。破财免灾，明哲保身，兄弟四人已经顾不了那么多。捐赠书上，兄弟四人都已经签好了字，第二天便送到县委书记钟光林面前，只等领导批示。他们斗胆提出了唯一的条件：企业归了政府，希望还能交给他们经营。
如果领导批了，兄弟四人的命运就可能改写。结果却是，钟光林没批。县委书记说：“国家不缺这点钱，你们创下的企业还是归你们所有，由你们经营，县里从来没想过要没收你们的财产。”县委书记提醒，做事姿态低一些总没错。有惊无险，兄弟四人总算是舒了口气。
1993年3月15日，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为无地名私营企业集团公司，在四川省注册成立。这也是全国首家企业集团公司，且是民营性质。四兄弟谁来代表希望集团呢？三个哥哥一致推举刘永好做法定代表人，不能再叫“场长”了，还以良种场场长身份出去，人家理都不理。一个总裁，三个副总经理，希望集团开始走出四川。
1992年到1995年，是刘永行和刘永好极速扩张的几年，希望集团由此获得了饲料大王的地位，形成“哪里有正大，哪里就有希望”的战略布局，也奠定了现在的东方希望集团和新希望集团的产业体系。到1995年初，希望集团饲料版块在全国已经拥有26家工厂。兄弟四人越来越有钱，这时起，对他们而言，赚钱这一关早就跨越过去，接下来，就是享受商业操作本身带来的快乐。日后提起自己的行商原则，刘永行归纳为“顺势而为”，即大到国运，小到客户和业务模块，都必须作选择。选择高概率事件，那就是选对了势，在选对了势的情况下，创业就变得容易一些。观察本书重点讲述的几位成功企业家的成长路径，确实印证了这一判断。
P53-55
感谢1984。在这个被媒体称作“企业家元年”的神奇年份里，消失多年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重新被唤回中国，从而开启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即使时隔三十多年，当我们在写作中穿越到了1984，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个大时代里的壮阔波澜，因而内心激荡。
感谢褚时健、鲁冠球、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刘永好兄弟、南存辉、潘宁、李经纬、马胜利，等等。他们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像。作为“探路者”，他们在创业历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凝聚起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言，他们不仅是企业的灵魂，也是经济增长的国王，更是时代的英雄。《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因为汇聚了他们的辛劳和智慧，从而更加充实。
感谢张维迎教授和周其仁教授。早在《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这个选题确立之初，张维迎教授便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无论是从价值观还是从方法论上，张教授都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和支持。周其仁教授的研究成果也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启发，并且支撑起了本书的核心章节《产权与控制权》。
感谢马立诚、凌志军、吴晓波、马国川、张小平、周德文、周桦、郑作时、袁丽丽，等等优秀的财经作家。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认真阅读了他们的作品，汲取到许多营养。在参考文献中，我们逐一列出了书目和作者，一并致谢。
最后，感谢湖南中烟（集团）。作为亚布力论坛多年的合作和支持单位，湖南中烟始终保持着对思想产品足够的兴趣和充分的尊重，并且在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传递价值，成就你我”——这不仅是其核心品牌“芙蓉王”所传达的理念，也是当下企业界和企业家们所提倡和弘扬的精神。
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我们曾经提出过三个问题：一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中国是如何孕育和成长的？二是既然市场是企业家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产权又是企业家成长的关键，那么产权与“企业家才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携手回到当下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三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观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实践企业公民？
我们希望能找到答案。如果因为我们学识浅薄而未能完成任务，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条寻求答案的路径。
我的人生是饱满的
万科、深圳和我的“转型”
到2014年，万科正好是成立30年，我们也正在规划第四个十年。规划第三个十年的时候，大概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规划第四个十年花的时间长一些，从2013年8月一直到2014年12月28日，几乎难产，为什么呢？显然和现在面对的局面有关系，国家的转型、企业的转型——如何转型？第三个十年规划的时候，我们目标是1000亿元，结果到2014年，万科现金回款达到2000亿元，远远超过规划。未来十年，总得有一个数字性的描述，我们的描述是1万亿元。这不是一个指标，这是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万科很重要的“转型”就是：如何从过去“盖了就卖”的快速周转，逐步变成物业持有。预计未来十年之后，万科一半的经营规模是持有的物业，而不是销售。
万科在“转型”，万科所在的深圳这个城市也在“转型”。我认为，深圳的转型会对中国其他城市有示范意义，就像当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借鉴意义。第一，深圳是移民城市，比较年轻，平均年龄比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和其他二线城市都年轻，年轻就有活力；第二，移民城市不安分，要往前走；第三，深圳相对而言是“小政府大社会”，千人的公务员比例在中国这么多城市里是最低的，更不用说其他条件了，比如说民营企业的著名品牌有40％在深圳。当然，深圳也发生过危机，但深圳人没有真正抛弃深圳。
如果深圳需要王石扮演一个角色，原来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责我将继续承担下去，将来深圳让我当“垃圾分类形象大使”“厕所清洁形象大使”等等，我都乐意干，没有问题。
这几年我们会把万科大学办出来，当然不会是通俗意义上的“万科大学”，而是陆续从几个方面开始建设。比如，建立研究中心，工程结构、环保生态会成立一个学院；又如，面对未来的互联网和机器人，也成立一个学院，我们研究的这代机器人将来一定包含清洁、老年人的照顾；再如，21世纪的生物工程，中国的土地27％是沙漠和戈壁，地并不大物也不博，将来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转化，到戈壁和沙漠上从事对人类有贡献的现代农业。
把“匮乏”当成优点
对于中国持续的高增长，我们突然发现按西方的那套逻辑解释不通，是不是西方文化精神之外真的有一个东亚文明？具体到东方的工商管理，如果有好的经验的话，应该非常值得去总结。西方也在困惑，我们也在困惑，当然西方已经开始到东方寻找源泉和资源，我们现在不能把自身的优势切割、断掉。
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吸收和有效利用是当务之急。具体到我，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不多，所以我把“匮乏”当成优点——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的，我就采取“拿来主义”。最近我先是到了哈佛，在哈佛听中国传统文化课，在这里我再怎么学习别人，也不可能成为西方人。当然，我更多的是比较，比较优点，比较缺点，后来发现，即使你不喜欢自己的文化，你也得了解它，对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你怎么进行比较和汲取？
离开哈佛，我去了剑桥，将来还要去以色列留学。也许到2018年为止。这一圈走下来，也许越往下走越不确定，但总是不甘心，总是在探索。至少西方的方法论给了我很好的训练，让我有了更好的思维方式，至少会更清晰一些，能不能最后有一个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我会参加更多的公益活动，以促进深圳的转型，筹备万科大学，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到70岁之前应该是很饱满的。谁知道70岁时还在不在呢？如果在的话，我此前在一些公开场合也表示过，会去做农业。离开剑桥去以色列学习，实际上有一个预期，我不仅仅要学习研究犹太宗教和希伯来文化，还有一项重要的学习任务是：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戈壁滩和沙漠上搞高科技农业的？比如现在我们在阿拉善搞的滴灌技术，虽然不是在种庄稼，但已经给下一步的农业埋下了伏笔。
参与公共事务是一种能力表示
一谈到公共事务，就很容易去讲企业家的责任、态度，太容易唱高调。从社会心理学这个层面来讲，人是利己的。利他，或者对自己有好处，或者对自己的家庭有好处，或者对自己的集团有好处，甚至可能对自己的种群有好处，这是前提。企业家天经地义就要盈利，利他是一种能力表示，参与公共事务也是一种能力表示。打个比方，首富是比尔·盖茨，他捐款了，“二富”一看，我也捐，这就是能力的表示。
阿拉伯半岛上有一种鸟，叫阿拉伯眉。鸟也有社会阶层，第一把手命名为阿尔法，第二把手是贝塔。阿尔法找到一条幼虫，它可以自己吃，但是它没有这么做。它走到贝塔那儿，把虫子给了贝塔，贝塔已经是一鸟之下万鸟之上了，但是做出嗷嗷待哺、卑躬屈膝的样子，把虫子吃了。之后，阿尔法就趾高气扬地拍着翅膀飞走了，你可以看到什么行为表示，是不是利他？我有这种能力，我不但能养活自己，我还能照顾你。这和人类的行为是一样的，利他是表示自己的能力，没有那么高尚，这是一种能力的较量，在这个社会，怎么表示你的能力？你不但要让自己生活得很好，能养活自己，你还要有余力帮助社会上的其他人。
我没有隐忧，都是公开的，雾霾都成这个样子了，还用隐？食品安全、水污染、土壤污染，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觉得不满的地方，我若不满，人家怎么活？我现在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为什么我要做奉献呢？我不是被逼迫的，我可以不这样做，因为我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说了不吸烟就是不吸烟，说了不喝酒就是不喝酒，而且不但自己不喝酒，也希望万科的人少喝酒。所以万科提倡的长跑运动，一下子在全国蔚然成风，很多人把功劳归功于我，其实我不长跑，要归功应该归在郁亮身上。郁亮不但登上了珠峰，而且一个月之后就跑马拉松，这已经超过我了，青出于蓝胜于蓝。我还有什么不满的？我没有。
“原罪”与“匠人精神”
我不认同企业家原罪的问题。现在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工商界的社会地位。要说有原罪，按基督教文化，每个人都有原罪。为什么单说企业家有原罪？
“原罪”是什么？如果说企业家的野蛮生长就是原罪，我不认同。我不认为我有原罪，而且我认为自己不是孤案。我觉得我们赚钱，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赚钱就像军队保卫国家，就像农民让庄稼丰收，工人让产品质量合格，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赚钱就是不法的，就是唯利是图的，就是奸商？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问题。如果在这样的语境下谈原罪，中国企业家怎么健康成长？
士农工商这个“商”，它到底有没有原罪？它的原罪是什么？如果说官商勾结是原罪的话，至少我没有勾结。中国传统的官商勾结，最典型的如山东的袁紫兰，这个家族富裕了200多年，从明末到整个清朝年间，家里出了一百多个政府官员，20多人是考的，其余是捐官，这是官商勾结最典型的例子，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局限性，商人向来要仰仗当官的。
中国商人有其局限性，但是，中国的商业一直是很发达的。中国商人的优点是什么？这两年我和褚时健接触比较多，他犯了错误，甚至触犯了刑法，被关进了监狱，出来后75岁再创业，创造了奇迹。他的作为、他的能力、他的表现，俨然国际级企业家，我看不出他有原罪，我觉得他身上显现的是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匠人精神”。这就是中国儒家、佛家、道家综合的传统：对得起自己，对得住别人。
《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由陈海、金凌云编著。
乔治·奥威尔的《1984》描绘了极权主义的恐怖，而真实中国的1984，却呈现了商业力量的初兴，一切看上去生机勃勃。1984年被中国媒体称为“企业家元年”。这一年，柳传志在中关村的一间传达室里创办公司，张瑞敏改造青岛日用电器厂，李经纬推出“东方魔水”健力宝，王石在深圳成立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们后来均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而1984年，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中国如何孕育和成长？产权与“企业家才能”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企业和企业家价值观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实践企业公民？
198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柳传志、鲁冠球、张瑞敏、王石、刘永好兄弟等一批企业家，纷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创办各自的企业，开启了中国的“企业家元年”，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像。陈海、金凌云编著的《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通过对1984年这一企业家元年的还原，弘扬了党中央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