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王实甫著，王春晓评注的《西厢记/中华经典名剧》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作者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王实甫著，王春晓评注的《西厢记/中华经典名剧》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本次整理以权威版本为底本，详细注释，并深入分析其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可使读者深入理解和领会元杂剧的艺术魅力。

西厢记五剧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杂剧

 楔子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第四折

西厢记五剧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杂剧

 第一折

 楔子

 第二折

 第三折

 第四折

西厢记五剧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杂剧

 楔子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第四折

西厢记五剧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杂剧

 楔子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第四折

西厢记五剧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杂剧

 楔子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第四折

红娘的到来，令场上的谐谑滑稽斗然收敛。“好个女子也呵”，是张生对红娘的正面评价：红娘的“好”在其“大家举止”、“言语的当”，面貌可爱，妆扮得宜，更难得的是“胡伶渌老”不是寻常梅香可比。“渌老”指眼睛，是宋元时习语，《楚辞》中亦有“娥眉曼碌，目腾光些”，是则其目有光华，顾盼生姿；“胡伶”，一说又作“鹘伶”，以鹘眼最是明慧，故以喻伶俐聪慧，《太平乐府》有顾君泽之词云“懵懂的怜瞌睡，鹘伶的惜惺惺”，故知“惺惺”亦是聪明之义。“胡伶渌老”四字，可谓写尽红娘容止端肃之下的千伶百俐。

张生“偷睛望”，只觉红娘“眼挫里抹张郎”，“有一种急欲求当于红之心，遂有此一种唯恐不当于红之意”(潘廷章评文)。然而，张生之见红娘与他见莺莺时的颠倒痴狂不同，纯是怜惜之意：“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怏”，“我亲自写与从良”。【脱布衫】等三曲，寥寥数笔，摹出红娘意态风姿，亦写明张生虽然多情却只钟情莺莺一人，更以丫鬟之不俗映衬出莺莺之绰约非凡。金圣叹盛赞此节说：“又用别样空灵之笔，重写阿红一遍也。抹，抹倒也，抹杀也，不以为意也。将欲写阿红不是叠被铺床人物，以明侍妾早是一位小姐矣，其小姐又当何如哉！……文之灵幻，全是一片神工鬼斧，从天心月窟雕镂出来。”(《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法本引红娘察看佛殿，张生又偏要随行，其间书生种种猖狂孟浪、揶揄笑骂，是为了解莺莺境况，更是为进一步寻求机会接近芳卿。“功夫不负有心人”，张生趁崔家道场“带得一分儿斋，追荐俺父母”，终于获得了饱看、亲近莺莺的良契。剧情至此，承启之使命似己完成，但王实甫偏能斗然豁开，别出新妙。张生急不可耐地向红娘自报家门，姓甚名谁、籍贯何处、生辰年龄、婚姻状况，更贸然发问：“敢问小姐常出来么？”红娘不待张生说完，一盆冷水兜头浇下：“先生是读书君子”、“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向日莺莺潜出闺房曾遭责问，“何况以下侍妾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一番言词日孔日孟、入礼入情，令张生瞠目结舌难对一辞。读书人鲁莽孟浪、慌不择言，小婢女淡定凛然、正色严斥，身份言行看似倒置，实则贴合人物心境，一谐一庄，反差强烈，尤令观众忍俊不禁。

红娘的当面抢白，是张生追求爱情路上遭遇的第一次正面挫折，而红娘背后，则可知更深一层的老夫人治家何等严肃。比起一个小小侍女，莺莺的母亲郑氏才是这段姻缘的最大阻碍。本指望借居寺中，小姐出来便可得见，没料想“夫人节操凛冰霜，不召呼，谁敢辄入中堂”，也难怪书生会“心怀悒怏，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但张生此时早已“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不怨自己，反怪莺娘：“不合临去也回头儿望”，“待飚下教人怎飚”？只看他一会儿忧心今生难得有情人，怕“前世烧了断头香”；一下子思及相守的可能，又恨不得将那人“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骈俪情语，写君瑞神魂颠倒却临难不惧，“一片志诚，虽死不变也如此”(金圣叹评文)。

【耍孩儿】等数曲，更是将张生的满腹心事、一腔妄想（P50-51）

诞生于元代的杂剧《西厢记》，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不朽典范，也是中外婚姻爱情文学的杰出代表，自其问世以来一直备受推崇。贾仲明(1343-1422以后)【凌波仙】吊曲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陈继儒(1558-1639)赞之为“千古第一神物”；李卓吾(1527—1602)目之为“化工之作”；金圣叹(1608-1661)将之列为“古往今来六大才子书”之一，并评之为“世间妙文”……众口交誉，至有以《春秋》名之者。今人赵景深(1902-1985)在《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中，又将《西厢记》与《红楼梦》一起誉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而《西厢记》影响之广，不囿于中国。它已被译成英、法、日等多种语言，成为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化传播的绝佳使者。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共有五本。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向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概有四种。(一)王实甫(生卒年不详)作：初见于元人钟嗣成(约1279-约1360)《录鬼簿》，为元明之际贾仲明、明初朱权(1378-1448)等人所认同，此说出现最早；(二)关汉卿(约1210-约1300)作：初见于明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三)关汉卿作王实甫续：初见于明成化七年(1471)北京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四)王实甫作关汉卿续：成书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王世贞(1526-1590)《艺苑卮言·附录一》主此说。持“关作王续”或“王作关续”论点的学者又往往认为，《西厢记》原剧完结于四本三折“长亭送别”或四本四折“草桥惊梦”，其后的部分乃是续作。明代王骥德(约1540-1623)曾驳之说：“《卮言》又谓：‘或言至“邮亭梦”止，或言至“碧云天”止。’则不知元剧体必四折，记中明列五大折，折必四套，‘碧云天’断属第四折四套之一无疑。又，实甫之记本始董解元，董词终郑恒触阶，而实甫顾阙之以待汉卿之补?所不可解耳。”《西厢记》作者为王实甫的说法出现最早，且非一人之闻见；其他说法相对晚出，又均无法提供推翻“王作说”的证据；“五剧”之说向已有之，第五本的某些情节也是承继早前的《董西厢》而来。因此，《西厢记》共计五本且作者是王实甫的说法相对可信。

王实甫(生卒年不详)，名德信(一说名信德)，实甫是其字。大都(今北京)人，一说河北定兴人。《录鬼簿》曾将王实甫与关汉卿、白朴(1226-约1306)、马致远(约1250-约1321至1324间)等同列为“前辈以死名公才人”。一般认为，王实甫为元代前期作家，创作活动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元明之际的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曾评价王实甫日：“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据此则王实甫与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官妓、杂剧演员往来密切，他本人或为身份不高的下层文人，文采风流广受赞誉，所创制的《西厢记》杂剧更是被公认为元代戏剧的冠首之作。王实甫一生至少创作过十四种杂剧(据钟嗣成《录鬼簿》著录》)，今存者除《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外，尚有《四丞相高会丽春堂》、《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两部全本及《韩彩云丝竹芙蓉亭》、《苏小卿月夜贩茶船》两部残剧。比较而言，《西厢记》的水平最高，也最广为人知，无疑是王实甫杂剧的代表作品。

《西厢记》故事最早见于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文中的张生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无行文人，他骗取了崔莺莺的爱情又抛弃了她另娶高门。宋代秦观(1049-1100)、毛滂(1056-约1124)都有《调笑转踏》，用十首一诗一曲的形式歌咏十位美人，秦作第七首、毛作第六首均为咏莺莺，秦观只写到西厢幽会，毛滂则写到分离寄恨。同为宋人的赵令畴(1061-1134)以莺莺故事为蓝本，改编创作了可以演唱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极大地推动了故事的传播。金代董解元(生卒年不详)《西厢记诸宫调》的出现，使“西厢’’故事有了新的突破：矛盾冲突的性质变成了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为多情才子，莺莺具有了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张生私奔团圆作结。及至元代，经过王实甫的天才创造，才“令前无作者，后掩来哲，遂擅千古绝调。自王公贵人，逮闺秀里孺，世无不知有所谓《西厢记》者”。

《西厢记》描写了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宗法卫道者，同以崔莺莺、张珙、红娘为代表的礼教叛逆者之间的冲突，旗帜鲜明地高擎起“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恋理想。王实甫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峰回路转的结构安排，绮丽当行的语言艺术，也为它赢得了历代读者的褒赏。王骥德说：“《西厢》妙处，不当以字句求之。其联络顾盼，斐亹映发，如长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王思任(1575-1646)《合评北西厢序》云：“其描摹崔、张情事，绝处逢生，无中造有。本一俚语，经之即韵：本一常境，经之即奇；本一冷情，经之即热。人人靡不脍炙之而尸祝之，良由词与事各擅其奇，故传之世者永久不绝。”晚明著名文人袁宏道(1568-1610)则以为：“唐诗外即宋词、元曲绝今古。而双文一剧(《西厢记》)尤推胜国冠军。”《西厢记》是登峰造极的北曲压卷之作，更是一座辉煌的艺术殿堂，只要一走进去就会流连忘返，其魅力是穿越时空而历久弥新的。

《西厢记》的刊本众多，今存明代刊本八十种左右，清代刊本、钞本一百馀种。本书所录原文以《凌漾初鉴定西厢记》暖红室刻本为底本，以明弘治间(1488-1505)《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北京岳氏刻本、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刘龙田刻本、《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等明刊本及《毛西河论定西厢记》等清刊本参校。本书注释据张燕瑾师校注本《西厢记》而有所删改，其征引的出处，除上述诸本外又有《徐士范重刻元本西厢记释义字音》、《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明万历间(1573-1620)王世贞、李卓吾合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起凤馆刻本、陈继儒《陈眉公批评西厢记释义字音》、《闵遇五六幻西厢记五剧笺疑》、凌漾初(1580-1644)《西厢记五本解证》、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及王季思(1906-1996)校注本《西厢记》等。注释为求简洁，径书某日，不再另注书名。

本书每折(楔子)之末又附骥有点评，分别从思想、情节、语言、体制、表演等多方面对各该折(楔子)的主要特色有所讨论，以与读者共赏奇文之妙趣。《西厢记》杂剧中的个别内容，或因流传、版本等原因，向有歧说，有的亦曾引发广泛讨论。其中的某些著名“公案”，点评部分亦有简略述评，以便读者了解相关情况、做出判断。点评中或引他家之言论，出处不在前段所叙者，则别注其书名、篇名。《西厢记》研究方家众多，为作点评者更是在前珠玉不知凡几。初出茅庐，舛误浅妄之处再所不免，尚祈读者诸君容谅斧正。

王春晓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