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编著的《让思想飞--我所认识的耆老》以作者在从事编辑工作过程中，与学界、思想界的多位耆老的交往以及在交往中形成的对后者的认识为依据，从思想和学术高度，对各位老先生——周有光、萧克、孙冶方、季羡林、杜润生、于光远、周汝昌等的生平和轶事进行了回顾和评说，使得一个个在学界和思想界有广泛影响的人物跃然纸上，成为所处时代横断面上的绣像。本书既可看作是关于诸位老先生的趣闻轶事，也可当作当代思想史的资料来阅读。

徐庆全编著的《让思想飞--我所认识的耆老》记述的人物：周有光、萧克、季羡林、杜润生、于光远、胡绩伟、杜导正、朱厚泽、高华等，他们认同“民主”和“科学”，他们的命运都比较坎坷，虽屡遭劫难，但百折不挠，致力追求民主法治。他们都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他们独立思考，探索真理，对他们所处年代深刻反思，推动中国社会的启蒙。

仁者、智者周有光(1906-)

文人将军萧克(1907-2008)

孙冶方：一生坚持学术尊严(1908-1983)

附：我的外公孙冶方——武克钢访谈录

戴“三顶桂冠”的季羡林(1911-2009)

“三多三少”杜润生(1913-)

附：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一访杜润生

“温情”温济泽(1914-1999)

我所了解的于光远(1915-2013)

报人老胡(1916-2012)

此心不与年俱老——记胡绳晚年(1918-2000)

坎坷辉煌——冲锋陷阵者吴江(1918-2012)

周汝昌：“安安静静地走”(1918-2012)

李普：从记者到思想者(1918-2010)

“清园先生”王元化(1920-2008)

杜导正“人生三境界”(1923-)

“三宽部长”朱厚泽(1931-2010)

一本书的高华(1954-2011)

仁者、智者周有光

2013年1月12日，为庆祝周有光老茶寿的“新启蒙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参与操办这件事的马国川兄早就发出了邀请，但因为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交流时间冲突，错失这一盛会。 看国川传来的会议记录稿，那么多学者与会恭贺，发言那样精彩，陡然想到了赵朴初恭贺日本高僧大西良庆茶寿的诗句：“茶话又欣同，深感多情百八翁，一席坐春风。”想必参与这次盛会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了。

作为周老晚晚辈的人，我有幸和周老有过一次谈话，此后数次见过、也聆听过他的讲话。他的著作《拾贝集》等也赠送给我，读他的作品也算比较多。既然错失老人家的茶寿，撰写本文为老人家庆寿，就理所应当。周老一生的两个阶段

据记录稿，在“百八”华诞上，周有光因为下楼不便而“缺席”。公子小平先生带来了周老的一段视频。视频中他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用一句玩笑话来解释自己的长寿。

按照孔夫子的话来解释是：“仁者寿”——“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周老年过百八，除了腿有小疾、耳朵有点聋之外，仍然心神健旺，说周老是“仁者”，当无异议。

不过，从夫子的话还可以看出另一层意思。夫子讨论的问题是“知者”(智者)和“仁者”的表象特征。他显然认为，智者的寿命不如仁者。在据说也是夫子语录的《孔子家语》中，夫子也谈到过这一问题。面对着哀公“智者寿，仁者寿？”短短的发问，一向惜字如金的夫子竟然回答了那么一大段，且答非所问，大讲“病杀、刑杀、兵杀”三种死于非命的情形，却回避了答案。为何回避？窃以为夫子仍然坚持“仁者”要“寿”于“智者”的观点。

如此说来，夫子对仁者和智者显然有自己的看法。何为“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何为“智”？夫子没有成文的解释，只有“动”和“乐”两个字描述。“动”者，“乐”者，是发乎心的举动，自然与“克己”相悖。又显然，夫子是重“仁者”而轻“智者”也。

由夫子的“仁者”和“智者”的划分，我自然就想到了周老。

周有光是百八翁，生命历程长长的。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大到国家的大历史，小到个人的小历史，总喜欢分出个阶段来。周老这百年的历史如何分？周老在百岁之后有说法。他在《拾贝集》里说自己是“两头真”：“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老也说：“我们这一代人，人家叫作‘两头真’，年轻的时候真心跟共产党走，到年老的时候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看法就改变了，苏联解体之后看法更改变了。所以到了老年，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这是两头真。”  周老这样说，就有学者附和，譬如，闵良臣在《我们有周有光》文中就如此说；在周老百八寿诞上，刘志琴也提到这一点。

何为“两头真”？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我的同事杨继绳。他说：“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很显然，百岁后的周老，也接受了这种说法，评论周老的学者也同样接受了这种说法。

我知道，杨继绳发明的这个概念，是受李普一生的经历启发的。所谓“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就大致给“一头”框定了范围：即青年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并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人。而周老这“一头”的历史，显然不在这个框定范围之内。读周老的《百岁口述》，我们看不到周老当年对中共有像现今被称之为“两头真”的人物，譬如李普、胡绳、李慎之等人的这前“一头”。当然，后“一头”——“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周老和他们是一致的。但是缺了前“一头”，就不能称之为“两头真”，周老用这个概念来论及自己，显然就不那么合适；论者随声附和，更是对这个概念的误读。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贬低周老的历史；也不是说，周老后“一头”真前“一头”就不真。他前一头也是真的，虽然他既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你不能说他活得就不真。只是这个“真”和“两头真”的那个“真”的含义不同而已。P2-5

十五岁，在充满着英雄崇拜的年龄，萧克戎马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满足了我对英雄夸张的想象，他的名字也随之镌刻脑海。

二十岁，因为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课本，所以从旧书摊上看到他的《枣下论丛》和《帝国主义与政治》，很廉价，就买下。想读，读不下去；但因为花了钱，不读觉得亏，就硬着头皮读下去。尽管囫囵吞枣，但胡绳的名字是牢牢记住了的。

二十二岁，赶上“清除精神污染”，批一个叫做于光远的人“一切向钱看”的观点，觉得这个人挺逗——他不能“污染”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只有饭票没有钱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向钱看”的一族。后来看他的热闹，觉得他在“人体特异功能”这件事和钱学森叫板，很好玩。再后来，买到他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倒是对他肃然起敬了。

二十三岁，考研究生欣逢免考政治科目，赶上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儿头一遭——至今也就这一遭，因为感念，记住了朱厚泽这个名字。

以后的岁月中，我居然能够很幸运地和他们相遇；并且同时又遇上了杜导正、杜润生、李普、王元化……

在遇上他们的时候，我把他们视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又一个片段，他们也充分满足了我对于历史的好奇心。

若干年后的今天，我才发现，他们其实是1980年代以来思想发展谱系中的一个一个索引；书写他们的思想轨迹，实际上是为梳理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史提纲挈领。

既然如此，那就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