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他的学生的互动,是研究胡适,了解胡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是中国思想文化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胡适人生的重要风景,李又宁主编的《胡适与他的学生》通过几篇论文、回忆录、访问录,包括傅斯年与胡适,胡适与罗家伦，胡适与罗尔纲，胡适与杨联升，胡适与徐芳等人的互动,来更加深入的了解胡适,丰满其性格，充实其人生，了解其时代。这是本书的重点,非常适合胡适迷以及希望了解胡适的人的非常好的读物。

李又宁主编的《胡适与他的学生》收录了胡适与其学生徐芳、罗家伦、杨联升等人的师生互动，及这些互动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读者透过此书可追忆到那个年代的学生是怎样学习、怎样生活的，以及那个年代的大师养成经历。本书文笔锦绣，十分值得一读。

为什么研究胡适？(代序)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震傅斯年——胡适的学生和诤友

胡适与罗家伦

胡适与罗尔纲

胡适与杨联陞

胡适与徐芳

徐芳女士访问记录

后记

于实至名归之时。”这时候的胡适已开始受盛名之累，傅斯年的规劝可谓一语中的。这封信中透出的消息，使我们很惊讶胡、傅之间从师生关系向朋友关系发展的神速，这也可见胡适不摆“师尊”架子的气度。

傅斯年与胡适互勉，倦倦学业，期于白首，只是一颗平凡的赤子之心吧。诚然，近代中国社会需要英雄业绩，而皓首求知的人，大多未曾走上英雄之路，但芸芸众生毕竟铺垫着社会生活迂回曲折的道路。一点一滴的成就，固然比不上狂飙的业绩，但狂飙的力量也终究有限，它仍然需要一点一滴的铺垫，才能实现其存在的价值。英雄有时在地上，有时则在天上，曲高则和寡，而脚踏实地者，则业无巨细，终究会在人类生活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二、组织长才施于学术

胡适对傅斯年初期的留学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从傅斯年留学时的专业选择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傅斯年从胡适那里接受了实验主义之后，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刨根问底，便想翻译“哲姆士”(James)的书。然而，他没有在美国接受实验主义课程的根柢，翻译深感困难。他说：“想翻译这本实际主义，必须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想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必须先研究造成实际主义的实际方法论——就是实际逻辑。想研究实际逻辑，必须先研究机能行为两派的心理学。还不止此，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是不可不知康德以后各派哲学的得失；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效用，不可不知实际主义的伦理学——人生哲学。如此说来，一事牵动百事。”这一类对学问追本溯源的想法，对于求知欲极强的年轻学生来说，也在情理之中。但作为师长如此引导学生，则只能把学生诱入学海的迷宫。求学不能贪多务博，学海无涯，人寿几何。傅斯年的这一思想，很可能就是胡适予以助长了。胡适后来也给青年们开过一个必读书目的大书单。对此，鲁迅曾嘲笑说：“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确也如此，胡适作为实验主义大师的学生和信徒，并没有对实验主义穷本溯源地研究下去，而傅斯年却不知深浅地踏上了这条路。

傅斯年初到伦敦的时候，按照上述思路，专攻实验心理学。不过，他原有的自然科学基础大概不够用了，所以，又要加学物理、化学和数学。经过四年的学习，他在自然科学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也有深入的了解。但他在实验心理学方面并没有深人研究下去。1923年秋，傅斯年又从英国转到德国，进柏林大学哲学院研究马赫的哲学思想。但是，他在学习期间，受到影响最深的学术流派，乃是德国的兰克派史学和比较语言学。当1926年冬，学成归国时他已过而立之年，早岁所热望的美国牌实验主义，已被他搁置一边了。

1948年，他到美国，重新搜求詹姆士的著作，但不再是年轻时的那种热情了。他在书后写道：“詹姆士说可信否，乃别一事，其文词与重点之把握至足乐也。”

此后，傅斯年的学术方向转到了中国古代史的领域，在这方面，他在留学前已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然，他的学识和思路大大地开阔了，然而，几经周折的结果，也导致了他博而寡要的学术路数。后来，罗家伦为傅斯年学术成果不丰辩护说：“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这种主张里，不无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无可嘉之处。”

傅斯年回国后，即应中山大学主持校务的朱家骅之聘，出任文科主任，1927年5月，文科改为文史科，傅斯年任文史科主任兼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他凭借博学和组织长才，在学术领域里，着手开拓性的工作。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欧美各种学术流派在中国广为传播，但中国仍然缺乏必要的近代学术组织机构，各种学术活动散漫无序，十分落后。胡适以其提倡白话文和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名重一时，赢得了一批追随者。但胡适长于自己著述，缺乏组织才干。据蒋梦麟的记述，傅斯年在一次演说中，曾将自己和胡适作了对比，“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傅斯年正是以其卓越的组织才干，弥补了胡适的不足。傅斯年逝世之后，胡适高度赞扬他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当然，这时候的傅斯年，在学术思想上已经成熟，不再是胡适的一个简单的追随者了。胡适始终致力于传播一种“简式”实验主义，他曾说：“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他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傅斯年在英、德留学七年之后，当然对这种“简式”实验主义不再感兴趣。他要按照自己接受的学术流派，来作出自己的独断。他强调说，“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P32-34）

为什么研究胡适？(代序)

李又宁

时潮和国难的冲击下，地裂山移，种种空隙、空间、空洞逐渐出现，“空”有多种意义，其中包涵“变”和“通”。因为有了“空”才可能搭起新舞台，才有种种新戏，不断上演，如新文化，新文学，新教育，新科技。在许多戏中，胡适是编导、策划兼主角。他的朋友和学生们纷纷上场，各显身手，并与坚持祖制者较量交锋，唇枪笔剑，不但热闹非凡，而且成名后各立山头，开辟了许多机会之路与就业之道。试看看，20世纪中国的许多领域，都与胡适有或多或少的渊源，也可以说，他是一位祖师爷，在新世纪中，似应居于“老”字辈。

我喜欢买书，到处买书。20世纪80年代，我多次到中国大陆，也到处逛书店，所购无多。1989年春夏，我在北大校外畅春园住了几个月，做点历史研究，看了几个著名的图书馆。我发现，但并不惊奇，有关胡适的专著，只有“批判”之类，渐渐地起了一个研究计划的意念。众所周知，胡适是留美的，在美国有不少关于他的史料，可以想法子去搜集，所以邀集了十余位学者专家，如余英时、张朋园、周明之、周质平，于1990年4月6日，借第42届亚洲学会年会，在芝加哥普尔梅饭店（Hotel Palmer)正式宣布“胡适研究国际学会”(简称胡适研究会)的成立。会址在纽约。余先生是会长，张先生及二位周先生都是副会长，区区聊充理事长兼董事长。同时，胡适研究会经申请成为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一个分会(affiliate member)，并在同年的年会中，举办了两场相连的小组讨论，题为“胡适与他的朋友”，张朋园、周明之、周质平和我各提出论文一篇，余英时及Michael Gasster分任两组评论人，听讲者近百人，可见题目甚为引人。这是胡适研究会的首次学术活动，也是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试验。

人物研究的新试验

一个人是社会和历史中的一个点，无论大小，总还是点。有影响力的人物，能从自身的点与别人的点连系起来而成为线，再由线的交织构成面，面的组合可构成体。点、线、面、体间的关系，可以是无形的，如感情和思想；也可以是有形的，如社团和组织。无形可演为有形，有形可化为无形；无形和有形，可以并存，也可以并失。胡适和他的许多交游，包括朋友和论敌，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其间的点、线、面、体之中的多样关系及多种演变，错综复杂，都是社会的一部分，都是时代的一部分，都是饶有趣味而且富有意义的历史题目，从中不但可发掘多样的个人史料，而且可发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时代的多样关系。普通的人的生命发展及日常生活，离不了团体、社会与时代，历史人物更是如此。把个人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及时代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寻找多样的关系，是不是会使历史研究的内涵更加丰富呢？更增加变化呢？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胡适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缩影。在研究他的过程中，我们同时研究与他相关的许多缩影，是不是一举多得呢？而且，所得的不是不相联的一些单独个人的资料，而是相联的人与人之间的多种环节，多种横切面。如果研究的只是一个人，所重的多是直线的发展，就不容易看到此人周围的种种环节及此人发展过程的种种横切面，也可以说，不易见到此人周围的小环境和大环境。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不妨试用这里所提的方法来弥补。

中国的史学，反映了中国的哲学、文化和社会，一向强调人在集体中的社会和政治任务，而不以个人有其内在的、自己的价值为重。人的社会任务和政治地位，常是史传类集群分的尺度，男性如帝、王、将、相、臣、吏，女性如后、妃、母、妻。其中再加上一些道德的区分，如忠臣、孝子、贤淑、贞洁等等。各种史传，不论是中央或地方编的，多以群分或类集；传主有群性，而没有个性。给人的印象是：呆板、木讷，缺少鲜明的素质。

20世纪的中国传记，有很显著的多方面的进步，内容丰富多了，叙述详细多了，并且还有种种的分析。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为数不少。但是，20世纪也有它的问题。崇尚革命，革命史是史学的重点，革命人物成为敬礼的对象。人物一旦进入革命史，就带有革命性，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几无不表现其革命性。革命性有数类，各类之中有共同点。带有某一类的革命性，历史人物的类性非常醒目，好似穿了一套制服，挂着烈士或英杰的徽章，四周有重重的光圈，看上去也颇相似。当然，还有反革命、党派、流派、宗派、主义、阶级等等。每一项之间可以组合。每一项之下又有类别。名目繁多，令人眼花。还有“成分”说、“出身”论等等。不管被派定属于哪一种类型，都必须在历史中表现其特定的类性或“成分”，好似穿着特定的制服、戴着特定的帽子、挂着特定的标志、做特定的事、说特定的话。除了名字和头衔不同之外，其他也差不多，难以分辨。这些新式的制服和帽子，虽与传统的衣冠有异，所起的作用略同，却都把每个人的个性和特色掩盖了，抹杀了。又因为新式的名堂比老式的要庞杂，变化也快速，令人应接且不暇，还有什么时问去分辨呢？又有什么空间去表现自我呢？

像胡适先生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面很广，层很深，环节很多；关于他的看法很多，争论也很多；因此不易研究，更不容易研究得面面俱到、层层均详、事事皆周。他周围的许许多多人，各人有各人的层面，各人有各人的才学和性格；他与这许多人的交往经过、知识和感情上的交流、学术及思想上的异同等等，都很值得详细研究，而又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与他有关系的种种社团，各有各的宗旨，各有各的成员，各有各的演变；他与它们的合与分，为什么？怎么样？也都很值得深入研究、仔细分析，而又非一二学者专家所能殚精竭虑、巨细靡遗，或在每一项的分析上都做到绝对的客观。

学术研究的艰辛和困难，我们了解；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我们尊重；历史之前人人平等，我们深信。不是空言自由、平等、独立，而是具体的实践，在历史研究中实践。怎样从胡适的交游的角度来看他，来看他(她)们共同的世界，是本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博采诸家的专长、广纳多种的看法。所邀请的作者，很多并不专研胡适，而是对他的某一两位交游有独到的研究。这样，胡适有他的发言权、有他的辩护人；与他相交者也各有发言权，各有辩护人。多人对话、交流、沟通，总比一人独白要民主一些、要开放一些、要公平一些、要现代化一些。

现代化意味着个人化，每个人做他(她)自己，有自己的精神和生活空间。这本论集及相关的集子，希望能提供一点空间，让历史人物及史学工作者开讲演会、谈话会，各展其才、各显身手。用台湾时髦的话说，让大家作秀，是卡拉OK式的各抒情怀，你唱我唱他(她)也唱。谁的秀作得好，谁的歌唱得棒，请各人自己打分数。庄子如在场，他会说：不用打分数，分数没法打。《庄子》，我还没读透，所以仍然喜欢咬文嚼字，把这种聚会称之为历史的多元化，又因常常离不开英文，免不了自译一下：pluralization of history。

这里所说的多元，不仅是人数，同时意味着每个人有其个性，有其特性。

由于这种想法，承蒙海内外学者专家的支持，从1990年底推出了胡适研究系列，即《胡适与他的朋友》(6册)、《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2册)、《胡适与他的家族与家乡》(1册)、《胡适与国民党》(1册)、《胡适与民主人士》(1册)、《胡适与他的学生》(2册)。这些书都是纽约天外出版社以正体字出版的。现今的《胡适与他的学生》(1册)，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出版，内容与天外版的有同有异。在筹划中的尚有《胡适与他的论敌》。

名师与名牌

组织邀请各地的学者专家研究胡适的同时，我自己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为什么胡适会有众多的学生？相形之下，为什么中国其他的学者，或是外国的学者，没有这么多的学生？

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首先，时代需要变异，变异需要有领导。胡适能想能说能写能讲能教，是中国第一学府的第一名牌教授。尽管时代求变，但尊师敬道的传统深植人心。数千年来，对华夏士子而言，名师是一生最好的名牌，比穿什么戴什么都重要。作为新时代的导师，胡适门下的学徒数量，不但西方所未有，杜威哪能及！连孔老夫子恐怕都会自叹不如。但是，他也可能在叹息中有些许安慰，毕竟遗风犹存之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历史上的名师甚多。但是，有几人能对他们的当代社会及文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又有几人的徒子徒孙广布多种行业，甚至于跨洋过海，流芳域外？！

胡适与他的学生，能产生广大深远的影响，必定有多种的因素，其中之一应当是：他们多是留学美国的。170年来的留美史是值得深度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胡适研究系列开展之后，努力提倡华族留美史的研究，因为我更深切地体会：胡适不是个体，也不只是一群人的一个代表；从他的生命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华族历史的一些走向，甚至人类历史的某些走向。

青少年时代，我就被灌输了一些现成的学说，例如：华族素来“安土重迁”，对外界不感兴趣。到美国后，又吞下了一些汉学家的理论，以为中国人有仇外的积习(xenophobia)，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战乱是个实例。等到我自己开始教书，在讲堂里如法炮制一套。渐渐地，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因为如此说法，有些文化和历史现象无法解释。经过了一番怀疑和思考，其间常以胡适留美史、中华民族境内移民史、华族移民海外史为实例，我得出一个结论，前人多以偏概全，以部分论整体；事实上，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多种多样，思想和行为都不可一概而论。“安土重迁”者，固然不乏其人；喜好海阔天空者，也大有人在。否则哪有庄子之说，哪有“空灵”之论，哪有丝绸、瓷器、香料、茶叶之路，哪有古代航海史，哪有中西交通史，哪有当今的留学潮、移民热！空间之美，华夏知识分子早就发现，早就心向往之，只是碍于现实，只能当作一种理想、一种梦想。海禁开放以后，国人因祸得福，能够到海外去打工、去发财，去留学、去求知。其中的心酸和屈辱，只有亲历者知道，却不愿张扬。为什么？为的是面子，为的是生存。胡适和无数留美者，都经历过种种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但在他们的文章中是不易看到的。绝大多数默默地接受了，因为留美意味着多种空间的享用，如理想的空间、精神的空间、知识的空间、感情的空间和行为的空间。而且，他(她)们的身体里，流淌着“水文化”。水的特质是低调、谦虚、灵活、博采、包容、忍耐、融合、奉献、净化。集结起来，就是：正面思维、乐观努力、积极生存、顺势而进。因此，从历史上看来，华夏民族是由小而大。19世界中叶以后，历经战乱，九死一生。然而，由于传统的“水文化”，我族不断向海外发展，在世界各地发展前所未有的空间，美国是其一。美国是大国，它所提供的空间也是广大的，而且有优质的各种资源，天然的与人文的。胡适和他的学生，帮助当代及后世去发现和开发这种种的空间，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值得今人去回想和纪念的。

2015年5月14日

重写完成于纽约市

这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简体字的书籍，回溯与此书有关的许多人与事，心中涌起很多的感想和感恩。

我与南京有缘，她是我最初与这个世界见面的地方，我感谢父母亲把我带到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小名来自她的旧名，而且这个“宁”字的涵义为我所喜：朝夕相望，久而弥笃。现在此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小名略显“清瘦”，很合时潮。

虽在海外数十春秋，大陆毕竟是我的故乡，此书也可算是我为大陆读者准备的见面礼。礼虽轻，却来之不易，是作者们的心血凝聚，是南大出版社，特别是杨主任金荣博士的许多辛劳的成果，我诚恳地奉上衷心的感谢和感恩。

李又宁

2015年6月2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