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纪以前，德国人已经遍布那不勒斯、罗马和威尼斯，到处是德国的王公贵族、富商豪绅、朝圣者、艺术家和游客。然而，当时的意大利并没有像日后那样被动，离开意大利的民众是来访游客的四倍；来到德国的意大利人和远赴意大利的德国人一样多。三十年战争令神圣罗马帝国民生凋敝，意大利从中获益匪浅，意大利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遍及巴伐利亚、黑森、萨克森、图林根和奥地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音乐和歌剧院留下的足迹。
在慕尼黑，有卡瓦利、伯纳贝、斯特凡尼；在德累斯顿，有邦滕皮和帕拉维奇诺；在维也纳，有切斯蒂、德拉吉、齐亚尼、博农奇尼、卡尔达拉和波塔；维瓦尔第是黑森一达姆施塔特的乐队指挥，托雷利任职于勃兰登堡一安斯波。
成千上万的歌剧作家、布景画家、女高音歌唱家、女低音歌唱家和阉人歌手，众多的小提琴家和羽管键琴乐师，鲁特琴乐手、长笛手、吉他手和各种器乐演奏家，纷纷跟随这些音乐领袖来到德国。他们远赴德国的巨大动力就是歌剧，这是文艺复兴衰落时期的杰出作品；德累斯顿成为意大利艺术的宣传中心，此地的意大利剧院始建于1662年，整整一个世纪都在欧洲享有盛誉，直到音乐家哈塞离开这里为止。
萨克森的古城莱比锡，也没有摆脱这波日渐蔓延的浪潮。1693年，歌剧院在这座城市落地生根，莱比锡成为德国艺术的中心城市；创始人毫不掩饰为德累斯顿歌剧院开辟领地的意愿，几年后，他们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歌剧音乐不再满足于剧院的舞台，而是迈进了神圣的教堂，最终成为德国人思想的慰藉。光华灿烂的悲怆旋律很快取代了古典音乐大师庄重严肃的乐曲；人群为聆听这激动人心的吟诵争相涌人；圣托马斯大教堂的歌手和学生，纷纷摒弃自己的职责，涌向其他的乐派，让德意志民族传统最后的捍卫者陷入了空虚迷茫。
当时，担任莱比锡圣托马斯大教堂乐长的是德国作曲家约翰·库瑙。库瑙富有魅力，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代表了那个艺术界英雄辈出的时代，马特松评价道：“他精通神学、法律、修辞学、诗歌、数学、语言和音乐。”他是一名成功的辩护律师，通晓希腊语；他具有雄辩的口才，潜心研究希腊和希伯来的哲学思想，翻译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作品，本人也有著作问世，在科学和文学领域均有涉猎。音乐理论家雅各布．阿德龙曾经这样说，“他不知道库瑙究竟是对音乐的贡献大，还是对科学的贡献大”。身为音乐家，库瑙无可辩驳地成为德国古典艺术的支柱。席伯认为，库瑙和凯泽、泰勒曼、亨德尔一样，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四位德国作曲家之一。的确，库瑙的音乐拥有深刻的情感、优美的形式，把雄浑有力和明朗轻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他的名字即使在今天依然家喻户晓——如果世人对艺术产生真挚的兴趣，就免不了追逐时尚潮流。库瑙是现代奏鸣曲的创始人，他谱写的键盘组曲依然是优雅活泼的典范，时而渲染出幻想曲的色彩。他创作过叙事诗风格的标题音乐《圣经奏鸣曲》，以及康塔塔、宗教音乐和世俗乐曲。他是巴赫在莱比锡圣托马斯大教堂的前任乐长，实际上，库瑙谱写的耶稣受难曲，不仅使他成为巴赫的先行者，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巴赫无可置疑的典范。
这就是他呈现给公众的主要音乐作品。人们会对他平静安详、温和优雅的风格和慷慨大方的个性有所了解。库瑙请求人们原谅，他在优美迷人的奏鸣曲里(《水果键盘奏鸣曲》)诠释了美妙的灵魂；他表示，自己运用了“大自然赋予的自由，等绿树枝头垂下硕果，自然赐予每棵树的果实相差无几……我谱写出这些乐章并没有花太久的时问：创作对我而言，就像在某些国家，天气热得不同寻常，万物生长的速度极快，撒下种子后一个月就能收割庄稼。我创作这七首奏鸣曲时，怀着急切的心情，并没有把每天谱写的其他作品抛到脑后，我从星期一开始写作这部奏鸣曲，到下个星期一就已经大功告成。我提到的这种情形，人们不会在其中发现非凡罕见的特质。实际上，我们不会总渴望精美绝伦的东西。正如我们平常吃到田野中普通的水果，高兴的心情和品尝到奇珍异果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奇珍异果价格昂贵，来自千山万水的远方。我知道，音乐爱好者中有些美食家，只肯品尝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佳肴——最重要的是，他们身家豪富，能够呼吸这些国家的芬芳香气；而我的果实允许人们随意采摘，那些口味不同的人只能去别处寻觅。至于那些评论家，他们不会白费力气，而那些愚蠢无知的恶人则对此无能为力，犹如冰冷的露水休想冻坏成熟的果实”。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