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劳马著的《劳马六短篇(精)》是当代作家马俊杰的短篇小说集。本书精选马俊杰的六部短篇小说，包括《上火》、《无法澄清的谣传》、《非常采访》、《烦》、《乡村哲理故事》、《嗓音》。这几篇作品，多具有喜剧精神以及鲜明的讽刺性，作者通过其独具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和锐利的观察生活的视角，还有独特的言说方式，给读者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和陌生的阅读体验。

由劳马著的《劳马六短篇(精)》精选劳马六篇短微小说，包括《上火》《无法澄清的谣传》《非常采访》《烦》《嗓音》《乡村哲理故事》。小说主人公涉及校园知识分子、知青、官场人物和农民等各行各业，语言冷峻幽默，时而针砭，时而讽刺，时而善意玩笑。同时，哲学出身的劳马还惯用思辨的视角去审视小说中的人事，有时又会站在哲学之外，将哲学作为批判剖析的靶子，从而引发读者深思。

上火

无法澄清的谣传

非常采访

烦

嗓音

乡村哲理故事

“朱定啊朱定，真是命中注定啊!”余老师的脸上绽放出了往日的笑容，也跟着鼓掌。

就连刚才抽抽搭搭哭天抹泪的女同学琼花也破涕为笑了。她是海南人，由于在校期间与班上一位来自东北大兴安岭的苏文忠谈恋爱而被分配到了哈尔滨。这不是出于照顾．而是一种变相惩罚。因为苏文忠被派遣到了琼州半岛。

“老朱，说真的，你当初真不如主动要求去青海支边，总比留校强!”老卢心疼我。

“我要求啦，不过我申请去的是西藏。”我有气无力地申辩着。

“你没问问余老师为什么非得把你留下?你既不是班干部又不是学习尖子。”琼花也来关心我。

“谁知道呢，老师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我无奈地叹着气。“组织”“上级”“领导”之类的抽象概念很让我们畏惧，不敢细究。

“没关系，老朱，先混两年。等我到了单位再找找人想办法把你给弄出去。”班长拍拍我的肩，真诚地安慰我，给了我最后的希望。他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估计会有办法。我泪眼蒙咙地冲他直点头，哽咽得喉咙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全班四十位同学欢天喜地连蹦带跳地离开了校门，自己心灰意冷地到校部机关报到。我的具体工作单位是学生处，并兼任经济系的新生班主任。

实在是报应。我上班的第一天所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着副处长满校园里去纠察那些“勾肩搭背”“搂搂抱抱”“腻腻歪歪”“贴脸啃嘴”的有损于大学生形象的越轨偷尝禁果者。这四个字一句的行为描述．是我的主管处长对需要加以纠正的不端行为下的定义。而这种不光彩的举止，一般不会发生在大庭广众和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我们要想取得工作实效，就必须钻树林、走小径，把目光集中在犄角旮旯和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一个上午下来，揪出了七八对男男女女，转业军人出身的副处长非常得意，回到办公室他一手拿着违纪情况记录本，一手捂着下巴(这是副处长在“执法”时被一个女生给挠伤的)滋滋啦啦地对我说：“晚饭后再去巡查一遍，会抓得更多。”我的脸火辣辣，估计比猴屁股还红。整个上午，我紧躲在副处长的身后，尽量压低帽子，生怕学生认出我来。这叫什么事嘛，干点啥事不好．尽整这些没用的。我后悔当初没有写血书坚决申请到西藏、青海支边去!

“男女同学之间应保持适当距离，具体说来应该是半米，即三十厘米以外，也就是说大于或等于三十厘米，最好是超过五十厘米。小于三十厘米，就容易产生不良后果，就有图谋不轨的嫌疑。有什么必要靠得那么近7三十厘米以外，到两米左右最适合交流思想，丝毫不影响相互请教问题。间距小于三十厘米，就是说悄悄话，就鬼鬼祟祟的．跟特务接头说暗号差不多。同学之间，有什么话怕旁人听见7肯定是谈恋爱嘛!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两个人手挽手、脸贴脸、背靠背粘到了一起时再去纠正。要及早提醒、提前警告，凡在操场、路上，包括道路两侧和花园里的长椅上，只要发现有距离小于三十厘米的就要提个醒，防止他们动手动脚或搂抱在一起……我们要瞪大眼睛。尤其是朱定同志，不能有畏难情绪和不好意思的心理。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青年的关心，是对未来负责，是替他们着想。他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想不通，但我相信他们以后会理解并会感谢我们的。我们要以对新时期大学生高度负责的使命感，抓好这项工作。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对于个别屡教不改的同学，要给予严肃处理……”每次巡查前，副处长总要对我和另一位同事高谈阔论地训一番话，那一张嘴总是先喊一声“同志们”。有几次与我结伴的那位同事因母亲住院而请了假，副处长面对我一个人训话时，也忘不了先称呼我为“同志们”。

这项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工作搞了不到两个月，就在学生们的一片声讨和嘲弄声中草草结束了。副处长在此期间有三次与男生撕打一团，衣服和脸皮均受到轻微的损坏。他的自行车胎被划破过多回，后来整个车子不见了踪影。“工作的成效是显著的，成绩是主要的……”副处长在总结时嘴还很硬。事实也的确如此，从那以后，校园周边的公园、居民区和废弃的厂房等，到处都能看到一对对大学生们浪漫的身影和场景。若干年后，那里还诞生了情侣一条街。

在我苦闷彷徨的职业生涯初期，我一直以我心目中最敬仰的班主任余老师为榜样，努力争当一名像她那样优秀的人。余老师那时年近五十，教政治课的同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她一脸慈祥，属于我们全班同学共有的妈妈。四年间，她至少挽救了班上三位同学的生命。一位女生因失恋在先吞服了十几根大头钉之后，找班主任借绳子要上吊，余老师坚决不借；另一位男生正准备跳楼之际，被余老师大骂一声给拽了回来：“要想死从十层往下跳，这是一层，万一崴了脚够你受的!”还有一位深更半夜得了急性阑尾炎，余老师及时赶到了校医院，就在大夫正准备给他动刀子的关键时刻，余老师又大喝一声挽救了学生的生命：“把刀放下，你也敢做手术，就凭你在五七干校学了两天兽医就敢冒充外科大夫？你忘了，我就差一点死在你手里。快转院!”于是救了我同学一命。这些先进事迹经过适当的加工之后，在报纸上发表过，余老师因此被评为市里的优秀班主任，同学们都为她感到骄傲，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我读大学时非常不显眼。走路低头看脚且只贴着墙根。上课时只要能占到最后一排靠角落的位置就绝不去别处露脸。只要可以选择，我就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除本班一部分同学认识我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姓甚名谁，来自哪里。我超乎寻常的谨小慎微一度引起了少数班干部的注意和警惕，他们甚至对我的身份和行踪产生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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