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日记》是作者季羡林于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日记，时间跨度为1932年8月22日至1934年8月11日。从中既可看到一位现代学者真实的生活、感情记录与教学、研究工作，又能时见陈寅格、吴宓、钱穆、朱自清、冯友兰等学人的言行风神，对理解或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尤其是清华与西南联大的校园文化，颇多史料价值。其中“西行日记”提供了一位文弱学者不顾关山阻隔，置生命安危于不顾，历尽磨难，千里迢迢地自上海投奔昆明，赴任西南联大教学岗位的坎坷经历，显示出现代知识分子坚毅、执著、爱国的感人精神。

《清华园日记》是季羡林于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日记，是70年前季先生对清华园的真切描述，系作者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时间跨度为1932年8月22日至1934年8月11日。曾分别出版过影印本与排印本（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本册以排印本为底本，注释为作者的学生高鸿所加。

引言

 1930—1932 年的简略回顾

 我的老师们

自序

日记 第一册

日记 第二册（1932.10.29—1933.10.31）

日记 第三册（1933.11.1—1934.11.23）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

 一 校长

 二 教员

 三 上课

 四 我同学生的关系

 五 我同校长的关系

 六 我的苦闷

 七 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剧

 八 天赐良机

二 教员

我离开高中四年了。四年的时间，应该说并不算太长。但是，在我的感觉上却仿佛是换了人间。虽然校合依旧巍峨雄伟，树木花丛、一草一木依旧翁郁葳蕤；但在人事方面却看不到几张旧面孔了。校长换了人，一套行政领导班子统统换掉。在教员中，我当学生时期的老教员没有留下几个。当年的国文教员董秋芳、董每戡、夏莱蒂诸先生都已杳如黄鹤，不知所往。此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在兴奋欣慰之中又杂有凄凉寂寞之感。

在国文教员方面，全校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共有十二个班，每一位国文教员教三个班，共有国文教员四名。除我以外应该还有三名。但是，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却只有两名。一位是冉性伯先生，是山东人，是一位资深的国文教员。另一位是童经立先生，是江西人，什么时候到高中来的，我完全不知道。他们两位都不是作家，都是地地道道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教国文是内行里手。这同四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英文教员我只能记起两位，都不是山东人。一位是张友松，一位是顾绶昌。前者后来到北京来，好像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审。后者则在广东中山大学做了教授。有一年，我到广州中大时，到他家去拜望过他，相见极欢，留下吃了一顿非常丰富的晚餐。从这两位先生身上可以看到，当时济南高中的英文教员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至于其他课程的教员，我回忆不起来多少。和我同时进校的梁竹航先生是历史教员，他大概是宋校长的嫡系，关系异常密切。一位姓周的，名字忘记了，是物理教员，我们之问的关系颇好。1934年秋天，我曾同周和另外一位教员共同游览泰山，一口气登上了南天门，在一个鸡毛小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凌晨登上玉皇顶，可惜没能看到日出。我离开高中以后，不知道周的情况如何，从此杳如黄鹤了。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我八九岁人济南一师附小，当时的校长是一师校长王祝晨（士栋，绰号王大牛）先生兼任，我一个乳臭未干的顽童与校长之问宛如天地悬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曾几何时，我们今天竞成了同事。他是山东教育界的元老之一，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脾气倔犟耿直，不讲假话，后来在五七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他对我怎么看，我不知道。我对他则是执弟子礼甚恭，我尊敬他的为人，至于他的学问怎么样，我就不敢妄加评论了。

同我往来最密切的是张叙青先生，他是训育主任，主管学生的思想工作，讲党义一课。他大概是何思源（山东教育厅长）、宋还吾的嫡系部队的成员。我1946年在去国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的时候，何思源是北平市长，张叙青是秘书长。在高中时，他虽然主管国民党的工作；但是脸上没有党气，为人极为洒脱随和，因此，同教员和学生关系都很好。他常到我屋里来闲聊。我们同另外几个教员经常出去下馆子。济南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馆子，由于我是本地人，我们都去过。那时高中教员工资相当高，我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每人请客一次不过二三元，谁也不在乎。我虽然同张叙青先生等志趣不同，背景不同；但是，做为朋友，我们是能谈得来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骑自行车到济南南面众山丛中去游玩，骑了四五十里路，一路爬高，极为吃力，经过八里窿、土屋，最终到了终军镇（在济南人口中读若仲宫）。终军是汉代人，这是他降生的地方，可见此镇之古老。镇上中学里的一位教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设盛宴表示欢迎之意。晚饭之后，早已过了黄昏时分。我们走出校门，走到唯一的一条横贯全镇的由南向北的大路上，想领略一下古镇傍晚的韵味。此时，全镇一片黢黑，不见一个人影，没有一丝光亮。黑暗仿佛凝结成了固体，倬手可摸。仰望天空，没有月亮，群星似更光明。身旁大树的枝影撑入天空，巍然，森然。万籁俱寂，耳中只能听到远处泉声潺湲。我想套用一句唐诗：“泉响山愈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仿佛远离尘境，遗世而独立了。我们在学校的一座小楼上住了一夜。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我们又骑上自行车向南行去，走了二三十里路，到了柳堡，已经是泰山背后了。抬头仰望，泰山就在眼前。“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泰山的青仿佛就扑在我们背上。我们都不敢再前进了。拨转车头，向北骑去，骑了将近百里，回到了学校。这次出游，终生难忘。过了不久，我们又联袂游览了济南与泰山之间的灵岩古寺，也是我多年向往而未能到过的地方。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我同高中的教员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

P317-320

在本书“引言”中，我已经交待清楚，我之所以想出版此书，完全是为了给《季羡林文集》做补充。有没有出单行本的想法呢？朦朦胧胧中似乎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但也只是一闪而过，没有认真去抓。

前几天，清华大学徐林旗先生驾临寒舍，商谈出版拙作的问题。我无意中谈到我的《清华园日记》，不料徐先生竟极感兴趣，愿意帮助出版。我同李玉洁女士商议了一下，觉得这是个极其美妙的办法，立即表示同意。我是清华出身，我的研究工作发轫之地是清华，送我到德国留学的也是清华。回国后半个世纪多以来，自己虽然不在清华工作，但是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的《清华园日记》能由清华人帮助出版，还能有比这更恰当的吗？

我这一册日记写于1932一1934年，前后共有两年。当时我在清华读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到了今天，我已经活过了九十。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九十岂易言哉！我的同级活着的大概也不会太多了。即使还能活着，记日记的恐怕也如凤毛麟角。俗话说：“物以稀为贵。”那么，我这一册日记，不管多么庸陋，也自有其可贵之处了。

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能够出版是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记什么，一片天真，毫无谎言。今天研究清华大学的历史，有充足的档案资料，并无困难。但是，七十年前活的清华是什么样子，、恐怕是非身历其境者难以说明白的。我自己是身历其境的人，说的又都是实话。这对了解当年的清华是会有极大的帮助的。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校清华大学。

2001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