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淑慧
我的堂兄阿□，其实是我祖父第二个儿子陈望赛的儿子。因为我的三叔祖二十多岁就去世，当时很重视一房香火的事，陈望赛立刻过继到年轻的三叔祖母房下，成为老三房的人了。我的这位二伯是随祖父在敬敷学堂毕业的，据说功课甚佳（但我只看到他留着的一手好书法），他的婚事之类都是我三叔祖母经管的。他生有一子一女，自己在莲花桥的“四区小学”执教，是个优秀的教师，但三十多岁就去世了。所以阿□虽然与二伯母都住在老三房的一套房子里，在以三叔祖母为主的一套炉灶下生活，．但和我们如同两家人。三叔祖母虽然也有曾祖父分下的几亩田产，而且她的娘家（也是城里人）颇有资产，但毕竟、自家财力有限，所以我后来知道，阿骓读小学的学费，还是我祖父支付的。‘
当时的绍兴人，每人一般有三个名氏：在家的叫“小名”，上学时的叫“学名”，离学去学生意（做商店之类的学徒）时的叫“号名”。阿□是小名（他长我五年，属马，故小名以马为偏旁），也在那个“俊扬私塾”中读过两年，学名叫陈鉴。后来进了五中附小。最后到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号名叫陈建章。我“关书房”时，他已经进了附小，是他常常与我谈谈话，告诉我一些他在小学里知道的事情的。也是他教会我唱第一首他在小学学来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救中国，救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当时只是随声随调而唱，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在私塾里的最后半年，他告诉我，日本帝国主义突然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当时我正在背读祖父教我的《四书》。对这类消息，阿骓似乎很重视，但我并无多大异感。但这年农历年前，祖父忽然躺倒在他的躺椅（绍兴人叫“马达椅”）上，整天长吁短叹，也不教我读书了（其实当时我已背熟《四书》，但并不识字句）。只是简单地与我说：“上海也打仗了，你的四爹和小爹不知道怎样了？”当时，我四叔在江南银行，四叔母和堂妹妹也在上海。六叔则在同顺公丝店学生意。也是阿□告诉我，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也发动了战争，但我们的十九路军很勇敢，打了不少胜仗。祖父为两个儿子担心，几乎是茶饭不思，又叫五叔去打了电报。幸亏在阴历过年前两三天收到了四叔来信，他们都搬进了租界。祖父就霍然而起，其实，按阳历，这已经是1932年了。
是祖父与父亲一起出的主意，要我结束“关书房”，去阿□就读的五中附小读书。私塾放年假，他们要用人去搬回了我的桌凳。父亲就去报了名，要我去考二下级，当时大家都不曾考虑到，假使考不取怎么办？我自然很高兴，一点不曾想到考不考得取的问题。
这年，阿□在附小已经读到五下级，考试那天，是他陪我去的。附小在龙山山麓下，距我家也不到一公里。那天，二下级的考生坐满一个教室。有一位后来知道叫王维岳的教师来主考。一个上午考三门，算术、常识都是油印的试卷。算术很容易，我在家里老早就做过了。常识是用的后来才知道的所谓“是非法”，由他按试卷一条条地念，我在每条后的括弧里填“＋”或“一”。国语是三堂中的最后一堂，只发一张白纸，王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昨天的日记》。我就写了一些，大概一百多字放在桌上，但看看旁边的几位考生，有的写两三行，有的还是白纸。最后王先生通知大家，不要忘记写上自己的名氏。他宣布上午考试完毕，下午仍到这里口试。于是大家就离座散场。我还是由等在外面的阿□陪我一起回家。
回家吃了中饭后，我独自上附小，因为这条路很容易走。到教室时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陆续还有人来，仍像上午一样坐满了一个教室。过了好久，上午这位先生才来了。他说，下午是口试，点到谁的姓名，谁就上来。王先生在案上坐定，翻开他随身带的一个讲义夹，随即说“现在口试开始”。却料不到，第一个就点了我的名。我有点惊慌失措，应声上去，也不懂得向他鞠躬之类，只是站在他身边。他立刻问：“你过去是什么地方念书的？”我不敢说私塾的事，因为我想到“关书房”是因家里人怕我闯祸，这是不体面的。所以只好说，是我祖父教的。你祖父叫什么名氏？我就告诉了他。“噢！你是质夫老先生的孙子。他现在身体仍很好吧？”以后就没有再问什么，而是示意我的口试结束了，于是我就退下来坐在原位。接着点到名的是一对姐弟：曹国月、曹国桢。先点曹国月，也是问的她原来在什么地方读书。因为双方的话大家都听到，这对姐弟原来在章家桥小学念书的。
P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