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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羡慕那个窃贼啊！”那个时候，我们俩都很穷困潦倒，以致说出这种话来。在市井地区的贫穷的木屐店二楼，我们两个同租一个六铺席大的房间，房间里摆着两张破旧的漆面桌子，松村武和我整天无所事事地想入非非。我们两个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境地，竟然羡慕起当时搅得世人不得安生的大盗贼本领高超来了。
那个盗窃事件与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有很大关系，所以在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
那件事发生在芝区的那个大型电机厂的职工发薪水那天。十几名计算薪金的会计正根据近五千人的工作计时卡，核算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就在会计们汗流浃背地从满满一大箱子纸币里——这是当天从银行里取来的——拿出二十元、十元、五元，分别装进堆积如山的工资袋里时，事务所门前来了一位绅士。
传达室的女子询问来意时，他说自己是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想见见经理。于是，女子拿着印有朝“日新闻社社会部记者”头衔的名片，向经理报告了这件事。碰巧这位经理深谙操纵新闻记者的方法。不仅如此，他虽然觉得对新闻记者大肆吹嘘，或是把自己的话作为“某某人谈话”登在报纸上等不是君子所为，可是谁也不会讨厌这种事情。于是自称是社会部记者的男人就被痛快地请进了经理的办公室。
这个男人戴着一副大大的玳瑁框眼镜，留着一撮漂亮的胡子，穿着讲究的黑色晨礼服，手提时髦的折叠皮包，沉着老练地在经理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根昂贵的埃及卷烟，拿起桌上放在烟灰缸上的火柴，潇洒地一擦，随后将一股青烟噗地吹到了经理的鼻尖底下。
“我想请教您关于贵公司的职工待遇的看法。”这个男子摆出一副新闻记者特有的傲慢架势，以率真而可亲的口吻这样开场。于是，经理就工人问题，主要是劳资协调、温情主义方面的话题滔滔不绝地大谈起来。这些话与本故事无关，姑且省略。在经理办公室坐了大约三十分钟的这位报社记者，在经理的高谈阔论告一段落时，说了声“对不起”，就去了厕所。之后，这个男子再没有回来。
经理只是觉得这家伙太没礼貌，并没有特别介意，正好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就去了食堂。可是，没一会儿，经理正大嚼着从附近西餐馆里买来的牛排时，会计主任脸色煞白地跑到他面前，报告道：
“准备支付工资的钱都不见了！被人偷走了！”
大为震惊的经理放下午餐，急忙赶去丢钱的现场察看。这突如其来的盗窃事件的详情，大致可以推测如下：
那个时候，工厂的办公室正在改建中，所以一般是在能够紧锁房门的专门房间里进行的工资计算事务，那天是临时在经理办公室隔壁的接待室里进行的。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午休时间这个接待室里的人都离开了。事务员们都认为会有人留下来，结果人们一个不剩地去了食堂，塞满成捆钞票的皮包在约半小时的时间内，被扔在这个没有上锁的房间里。一定是有人趁着房间里没人，偷偷进来拿走了那些钱。但是那个人没有拿已放入工资袋的和零碎的纸币，只是拿走了皮包里的二十元和十元的成捆钞票。一共损失约五万元。
经过一番调查，大家发现刚才的那个记者实在可疑。给报社挂电话一问，人家果然说报社里没有此人。于是又是报警，又是因工资不能延迟发放，再次请求银行准备二十元和十元的钞票等，大大忙活了一通。
闹了半天，那个自称是报社的记者，让善良的经理白费了一番唾沫的男子，原来就是被当时报纸评价为“绅士盗贼”而大加渲染的著名大窃贼。
所辖警察署的司法主任等人赴现场进行了察看，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那个窃贼居然准备了报社的名片，可见是个不易对付的家伙。当然更不会有什么遗留物。只有一点很清楚，即是留在经理记忆中的那个男子的容貌打扮，但这东西是很靠不住的。因为服装等可以更换，就连经理提供的唯一算是线索的玳瑁框眼镜，或是胡须等，仔细想想，也是最经常用于伪装的手段，所以也不足以作为其特征。
无奈之下只好进行筛查，派人四处寻问附近的车夫、香烟店的老板娘，或者摆摊商贩等人，有没有看到过如此这般打扮的人？如果看到的话，他往哪个方向走了？当然也给市内的各警察派出所送去了此人的画像。就是说，设置了警戒线，却毫无收获。一天、两天、三天……所有的手段都用尽了。各个车站都派了人进行监视，并向各府、县的警察署发出了通缉的电报。
就这样，一周过去了，还是没有抓住窃贼。警察好像已经绝望了，似乎只有等那个贼犯了什么别的罪被抓捕了。工厂的事务所每天都打电话给警察署，感觉像在责怪警方办案不够积极。署长就像自己犯了罪似的伤透了脑筋。
在这种绝望状态中，有一位属于同一警署的警察一直坚持不懈地挨家挨户走访着市内的香烟店。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