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著，续文翻译的《安妮日记（全译本）》是作者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同时，对于藏匿且充满恐怖的25个月的密室生活的记录，也使《安妮日记》成为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

安妮·弗兰克著，续文翻译的《安妮日记（全译本）》记述了纳粹时期，犹太少女安妮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父亲公司的密室里避难时暗无天日的生活，犹太人被纳粹分子残酷迫害和屠杀的真实情况，展示了安妮作为一个成长期的少女，如何面对战争和种族迫害、自我成长与定位、寻求自由的心路历程。密室成员共八名，到战争结束，只有安妮的父亲一人生还。他整理了安妮在隐匿期间写的日记。这本日记一经出版即引起世人的关注，并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正文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我好几天一个字都没写了，因为我要认真地想一想写日记的目的和意义。现在我要写一本日记，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没有“写”过什么。我觉得以后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会对一个13岁女学生的内心倾诉感兴趣。我喜欢写作，首先因为这能让我的心情彻底放松。

“纸比人有耐心。”当我在多愁善感的日子里，双手托腮，不知道该干什么时，我经常这么想。我一会儿想待在家里，一会儿又想出去，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呆坐在同一个角落里，继续胡思乱想。是的，纸有耐心！我并不想把这本装订好的有着“日记”这个响亮名字的小册子在什么时候拿给谁看，或者最多也只是给那一个男性朋友或那一个女性朋友看，其他人大概也不会有兴趣。此刻我明白了，我关于日记的全部想法都围绕着一个点在转：我没有知心朋友！

不过我想好好解释一下这点，因为不会有人理解为什么一个13岁的女孩会感觉如此孤独。这也是很奇怪的。我有亲爱的、很好的父母，有一个16岁的姐姐，算起来大约总共有30个熟人，或者也可以把他们称为朋友。我有一群崇拜者，他们能透过我的眼色看懂一切，甚至拿着小镜子偷看我几个小时之久，直到捕捉到我的一丝笑容。我有亲戚，可爱的叔叔阿姨，一个漂亮的家，其实我什么都不缺，除了一个知心朋友！那么多熟人里面，没有一个能和我一起做点胡闹以外的事情，我们说的也只是些日常琐事。我没法说出心里话，就像被封闭了起来一样。或许问题出在我缺乏自信，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很遗憾，我没法摆脱这种情形。

所以我要写日记。为了把长久以来渴望知心朋友的想法在我的想象中进一步升华。我不想像其他人那样只在日记中记录事实，而是想让这本日记成为我的朋友，她的名字叫：基蒂！

开门见山地说，大概没有人能够听懂我和基蒂的聊天。因此我想讲讲我的故事，尽管我并不乐意。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爸爸36岁，妈妈25岁。我的姐姐玛戈特是1926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生的。1929年6月12日，我也出生了。因为我们是犹太人，1933年我们流亡到了荷兰，爸爸在这里担任特拉维斯股份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和在同一栋大楼里的科伦公司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

我们的生活充满动荡，因为留在德国的家庭成员没有躲过希特勒政令的迫害。1938年大屠杀之后，我妈妈的两个兄弟逃往美国。我的外婆来跟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候她已经73岁了。1940年后，日子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先是战争，接着是投降，然后是德国人入侵。现在苦难开始了。独裁的法令一条接着一条，犹太人的境况尤其糟糕。他们必须佩戴大卫星标记，必须交出自行车，不许再乘坐电车，汽车就更不用说了。犹太人只许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在犹太人的商店里买东西。晚上八点之后不许上街，这个点之后也不许在公园里或阳台上逗留。犹太人不许进剧院，不许看电影，也不许去别的什么娱乐场所。他们同样不许游泳、打网球或曲棍球，绝对不能再开展任何体育运动。犹太人不得再进人基督教堂。犹太人的孩子必须上犹太学校。这样的规定一大堆。从现在起，我们的整个生活就处在这样的压力下。约皮总说：“我不敢再做任何事情，因为我总是害怕它是被禁止的。”

今年1月份，我的外婆去世了。没有人知道，我有多依赖她，我有多想她。早在1934年，我就进了蒙台梭利学校的幼儿园，后来也留在这所学校里。校长K女士去年成了我的班主任。年底我们告别了，两人都热泪盈眶。然后我和玛戈特——从1941年起——进入犹太学校（女子中学），她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行，就这样到了现在，今天这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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