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风云激荡，人才应运辈出。包广林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蒙古族学者——李四光·梁漱溟·萧乾·艾思奇》分别介绍了二十世纪中国蒙古族学者——李四光、梁漱溟、萧乾、艾思奇。他们的学术成果均具世界影响力，他们的学术成果或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国家和民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书中通过讲述李四光之通达、梁漱溟之深刻、萧乾之灵气、艾思奇之敏锐，均体现了蒙古族的只会。

贯穿《二十世纪中国蒙古族学者——李四光·梁漱溟·萧乾·艾思奇》的一条红线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蒙古族的民族精神。作者包广林重写李四光·梁漱溟·萧乾·艾思奇的人生道路，是为了张皇其操守节义，弘扬其恭勤学习的精神，使我们蒙古族青少年以他们为楷则，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修身养性，刻苦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立业。

四位传主的爱国情怀不仅凝聚在他们的著作里，而且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他们均有机会定居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可他们毅然留在祖国，在清贫和斗争的环境里报效父母之邦。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这正是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基础。

序——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光辉扎拉嘎

地质学家李四光

思想家梁漱溟

作家萧乾

哲学家艾思奇

后记

五

李四光从孙先生处回来，虽然心里亮堂许多，但面对这历史的倒退，仍难振作，更不愿为大军阀袁世凯所驱使。又想到自己尚年轻，不如再读十年书，为国效力。于是向黎元洪提出辞职留学国外的要求。这正中黎之下怀，很快得到批准。

1913年之夏，李四光从上海搭上轮船，驶向英国。他望着茫茫的大海，回忆起如烟的往事，心里一片惆怅。

李四光面临选择专业的问题，每到此刻，他从不虑及个人的兴趣和前途，总是把祖国的需要奉为圭臬。他感到，船坚炮利对富国强兵固为重要，然而若无钢铁、煤炭，岂非无米之炊？故决意学习采矿。当时，牛津、剑桥、伯明翰三所高校之采矿业为佼佼者，但前两校用度很高，家境贫寒的李四光只好选定了伯明翰大学。

伯明翰大学在伦敦市郊，校园内草木蓊郁，风景宜人，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恰于此时，江苏泰兴的留学生丁燮林就读于此。二人一见如故，同租一所公寓，房主是一位热情善良的英国老妪，主动作二人的英语家庭教师。

经过认真考虑，李四光选择了预科，在英语和数学上狠下工夫。丁燮林基础好，学起来较为轻松。可李四光数学基础不深，英语为新学科，只有用几倍于他人的精力方可同步。为此，他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的学习。有时，数学难题一时解不开，丁燮林想帮他做，他断然拒之，不管耗时多少，都要独自完成。丁燮林完成作业后，想拉李四光出去走走，李四光总是摇头谢绝，自己在室内静心学习。

经过奋发学习，一年后李四光顺利升人本科学采矿。越明年，为完善知识结构，转入地质系。从此，他与地质学结下不解之缘。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工业转向军用生产，民用物资极度匮乏。一些中国留学生面对困难，弃学返国。而李四光毫不畏缩，学志益坚。国内供给不及时，甚至中断；物价飞涨，薪桂米珠。为坚持学习，只好勤工俭学。在老师的指点下，他打点行装，走进煤矿，当了一名矿工。从此他住进烟灰弥漫的矿工家，过上了采矿生活。

翌日清晨，房东为李四光戴上安全帽，又递给一只装有小鸟的笼子。李四光接过鸟笼大惑不解，见其神情，房东叮嘱之：“小鸟对瓦斯很敏感，如果它晕倒了，说明矿井出现险情，必须马上离开。”他乘采矿车下到百米深的矿井，周遭黑暗如漆，头顶的矿灯发出幽暗的微光，照着寸方大的井壁。在黑暗的笼罩下，他感到恐惧和茫然。当他侧过脸，看见房东微笑的目光的一刹那，胆子大了起来。

李四光在这座煤矿工作了一个假期，身体更加结实了，精神更加旺盛了。而且既解决了经费问题，又懂得了采煤工艺，还交上了工人朋友，真是一举三得。然而，要不是穷人家的孩子，自小受到劳动的磨炼，没有远大的抱负和艰苦奋斗精神，是难以有这些作为的。这段矿工生涯，为其以后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地勘测发一先声。

在校期间，李四光与地质学指导老师包尔顿成了好朋友，经常到包氏家请益或交流，有时，用过晚餐后，他拉起小提琴，那悠扬的琴声不仅为老师家带来了欢乐，也能使自己的身心得到舒展。

1917年6月，李四光即将结束英国的学业时，他的小腿生了一个脓疮，经治不愈，痛得撕肝裂胆，严重影响了学习和生活。此时，他无钱住院，又面临着考试。情急之下，他决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在考试前夜，他将一剃须刀片放到酒精灯上烤了片刻，以之消毒，然后用刀片把脓疮周围的烂肉一块一块地挖掉，血流了一地，疼得他满身冒汗，牙齿咬得“咯噔…直响，也没哼一声。处理完把伤口用纱布包扎后，李四光若无其事地看起书来。谁能想到，这钢铁意志、不屈的精神，竞发生在负笈外邦的文弱书生身上。即使是赳赳武夫有几人能为之？这种壮士断腕的气概，在爱国精神的主导下，奏出壮美的人生乐章，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是完全契合这种精神逻辑的。

翌日，李四光单足跳进考场，一气考完了全部课程，成功地取得了学士学位。他在向学的路上，没有止步；开足了马力继续前进。他从图书馆、他人处收集了大量地质科学资料，在包尔顿教授指导下，经过精审构思，写出了《中国之地质》，于1918年5月交给伯明翰大学地质系，6月通过答辩，被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见到自己的学生成绩优秀，有培养前途，包尔顿教授高兴之余，欲留李四光在英国从事研究，被李四光婉拒。包尔顿误以为李四光急于挣钱，又推荐他到印度一家矿场作工程师，能拿很高薪水，李四光又一次摇头谢绝了。老师怎知眼下李四光只有一念：回国，用学到的知识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

李四光准备回国了，他到英国康卫尔锡矿打一段工，既参加了实践活动又攒够了回国的路费。离开锡矿后，他登上阿尔卑斯山，考察了这里的冰川遗迹，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和资料。

1920年2月28日，李四光应邀到巴黎，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上作了演讲，其题目为《现代繁华与炭》。顾名思义，他明确地指出，欧洲繁荣的物质基础就是煤炭、石油等能源。他还如数家珍地介绍了祖国煤炭的分布和蕴藏丰富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建设祖国的信心。

李四光猜测：煤炭终有用尽之日，人类必将开发新能源，来维持生存。他指出，新能源包括天体运转方面的，如潮汐力；原子裂变；太阳或水力、风力。李四光的猜测已经变成现实，成为现代化的能源途径。当然，受到时代的限制，他不可能预料到能源的全部来源，比如人类正研究从油母页岩中提取石油，并以此为重点，将出现新一轮工业革命。

在巴黎期间，李四光谱写了一首名为《行路难》的小提琴曲，这是中国人写作的最早的小提琴曲。乐曲立意深邃，行路难，真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一个形象写照。

P11-14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光辉

扎拉嘎

包广林先生是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蒙古族，20世纪60年代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故乡的重点中学做教师，桃李满天下。从政后，曾经担任县人大主任，受到同事和群众的广泛拥戴，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他在担任行政职务的同时致力创作，先后出版多部著作。其中，由他整理出版的《英雄陶克陶胡》获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这部《20世纪蒙古族四学者——李四光梁漱溟萧乾艾思奇》，从搜集资料到完稿，历经十余年时间。这十余年是他从花甲之后到越过古稀的十余年。其笔耕不止的奉献精神令人敬佩。

包广林先生这部书，将李四光等20世纪四位蒙古族杰出学人的生平事迹，用简洁的笔触同时呈现到读者面前，这本身就是一种大创意。

20世纪这四位蒙古族杰出学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生活在内地的蒙古族，从小受到内地文化主要是汉族文化熏陶；他们都始终记着自己是蒙古族，没有因为生活在内地和接受汉族文化熏陶而放弃固有民族归属；他们在各自领域显示出执著自己学术见解的坚韧精神；他们是20世纪中国不同领域杰出人物；他们都有爱国主义情怀和崇高品德。他们也有不同点：李四光是自然科学家，梁漱溟是人文学者，萧乾是学者型作家，艾思奇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他们的身上凝聚着蒙古族优秀文化精神，也一定程度上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若干重大领域的综合性缩影。包广林先生的这本书，既有鼓舞和发扬蒙古族民族精神的意义，也有继往开来，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展望21世纪学术中国梦如何实现问题。将不同领域的四位学人收纳于一部书中，不仅有类似交响曲的多重效果，也增加了撰写的资料和梳理难度。

的确，民族性格就个体来讲与生物学基因有别。但那些没有生活在本民族聚居区的很多个体，所显示出的强烈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又使我难免猜测，民族性格大约是可以通过个体民族自我意识而得到启发的，包括可以由家教传递的。类似的现象不仅止于国内，很多出生和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同样那么热切地关心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同样禀赋那么多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这也支持我如上的想法。

蒙古族是为当代世界格局的形成做出卓越贡献的伟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和最强盛的时期。我们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蒙古族在元代的贡献，很难推测19世纪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各民族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也很难推测当代中国版图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蒙古族是具有坚韧执著和正直包容的民族性格，尊重内心良知，能够适应不同文化环境的英雄民族。关于蒙古族的民族性格，19世纪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尹湛纳希，曾经着眼生活环境给予探讨。他说：蒙古族生活环境的最大特征是“没有麻烦”，“没有麻烦”的生活环境造就蒙古族“耿直”“公正”“忠诚”的民族性格。（《青史演义·纲要》）尹湛纳希认为，蒙古族的民族性格，是成吉思汗时代创造震惊世界历史伟大业绩的文化根据。蒙古族伟大典籍《蒙古秘史》的记载，证实了尹湛纳希的上述观点，成吉思汗始终将真诚和遵守约定，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标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诚和遵守约定也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格的重要基础。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创造的伟大历史，成为蒙古族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动力，使蒙古族传统的真诚正直、勇往直前的民族性格，深入到蒙古族文化和蒙古族心灵中。无论蒙古族个别成员是生活在蒙古族聚居区，还是生活在其他民族聚居区，都难免为蒙古族的光辉历史所感动，都很容易直接或者间接接受蒙古族民族文化影响。也许，就是承续蒙古族的民族精神和接受汉族文化熏陶的双重涵养，促使生活在内地的蒙古族学人李四光、梁漱溟、萧乾、艾思奇，成为各自领域20世纪中国杰出人物。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最重要贡献，是立足实践，依靠科学理论的逻辑力量，摘掉中国“贫油国”帽子。此前，根据西方学者提出的地质学理论，中国地下没有丰富的油矿，依赖进口石油被他们认定为不争的事实。李四光也许是在世界性重大自然科学理论构建方面，第一个向西方科学界说“不”的中国学人。李四光根据对中国地质的考察和研究，创立地质力学理论，确定中国地下有丰富的油矿，这是一次重大的科学游戏规则构建。埋藏在地下的油矿是无法直接用眼睛看到的，也很难借助钻探一处一处地去测定。李四光立足自己的考察，借助逻辑力量构建新理论，使埋藏在地下的油矿成为可以推测。在李四光创立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发现大庆等重要油田，为中国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做出巨大贡献。李四光曾经担任国家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的代表作《地质力学概论》，被称为“地质力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李四光有一句名言：“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这句生动的感言，大约可以概括李四光为科学真理的奉献精神，当初面对强势的西方理论时的坚韧执著。李四光完成地质力学理论体系和步入人生辉煌时期，是在花甲之后。新中国成立为李四光提供最重要机遇。李四光没有因步入老年而放弃为科学、为祖国奉献。他立足经验有效性和逻辑有效性，发现西方地质理论的逻辑掉链，敢于创造科学新理论。这就是包广林先生笔下蒙古族科学家李四光的形象。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儒学奠基人。在梁漱溟倡导儒学现代价值的时候，中国正在发生的是对儒学有史以来最大冲击。“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旗帜，“批孔”还成为“文化大革命”重要内容。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和独到的洞见。20世纪初，梁漱溟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对此，包广林先生评价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外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广泛反响”，又转引梁启超赞誉这本书为当年“两部名著”之一。梁漱溟曾经说：“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成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旗帜。从梁漱溟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到中国普遍倡导传统文化，经过半个世纪以上时间。可见，梁漱溟思想的超越性。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最重要途径，是如何创造出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中国学术，也就是李泽厚先生反复强调的“转换性创造”，但不能不敬佩梁漱溟的反潮流精神和刚正不阿的崇高人品。从包广林先生描述中，可以发现梁漱溟对自己信仰的坚韧与执著，对内心良知的自我尊重。这是能够在学术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品质，乃至是构建现代社会普遍人格的重要品质。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是由全社会每个人的正直、遵守共同约定和对内心良知的自我尊重综合铸成的。“五四”运动弘扬科学民主，梁漱溟提出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从根本上讲不是对立关系，是“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互动关系。

清末民初的蒙古族学者罗布桑确丹在《蒙古风俗志》中说：“蒙古传统的人，若说其本性和通常的风俗是……说好话请求，凡事都可以应允，若以强暴相待，就会更加傲慢。”当我们读到包广林先生这本书中梁漱溟的故事时，是否也可以发现他性格中这种伦理精神呢？

萧乾是学者型作家。萧乾的执著和坚韧，更多体现在其作品对生活的感悟中。他著作等身，涉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翻译等文学领域，还是杰出的记者和文化交流使者。包广林先生书中引用著名作家冰心评价萧乾的一段话：“像他这样的，什么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我又深深地理解他。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他从青年时代，就到过海外许多国家，以他的才干，在哪个国家都可以很舒服、很富裕地生活下去，但他却毅然抛弃了国外的一切，回到他热爱的祖国…冰心对萧乾爱国主义情怀的概括，也适合包广林先生书中其他几位蒙古族学人。作为北京蒙古族，萧乾自幼生活在多民族环境中，却对塞外草原和生活在那里的蒙古族同胞始终有无限的眷恋。包广林先生书中引用很多萧乾的这类自述。 “老早就知道……我应是蒙古族……我甚至不晓得我的祖先是西蒙的牧民，还是东蒙的猎户。我大概更希望他们是猎户，常冥想他们戴着大皮帽子，穿着翻毛坎肩，背了枪，在原始森林里追逐着野兽。所以每逢人家追问起，我家究竟从蒙古什么地方进来的，我就顺口答一声大兴安岭，并且觉得很是威风。”“1930年，我曾到过绥远境内的卓资山……我多么想亲一亲蒙古的土地啊……从小我就清楚自己是个蒙古人。住在古城里，我时常向往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故土。”“我属蒙元后人……在我的印象中，蒙古人不止于强悍，亦有发达的文学。他们歌唱母亲与土地，赞美爱情和友谊。豪情中隐含细腻，悲凉里饱含柔情。”萧乾的这些话语反映了生活在远离草原的蒙古族成员的共同心理，表现出他深深的民族认同和浓浓的民族情意。

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还在国统区时，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到延安，艾思奇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宣讲和研究工作j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长期在中央党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曾经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为坚持自己信仰，还出现在争鸣第一线。艾思奇去世后，毛泽东主席亲笔在悼词上增加“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等文字。20世纪前半叶，一本《大众哲学》使艾思奇的名字响彻中国。包广林先生引用很多重要资料证实这一点。例如，艾思奇到延安，毛泽东主席说：“老艾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天下第二好人。”再如，蒋介石说：“一部《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防线。”又如，国民党元老马璧写诗说：“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犹输仰令名。”

清代有一位出生在北京的蒙古族大员松筠。《清史稿·松筠列传》说他“廉直坦易”“不随时俯仰，屡起屡蹶”“晚年亦多挫折”然“刚果不克如前，实心为国，未尝改也”。包广林先生书中描述的艾思奇的曲折经历与执著信仰，使我联想到《清史稿·松筠列传》对松筠的评价。

包广林先生在书中，还立足改革开放和构建和谐社会，提出自己关于辩证法问题的思考。他的思考可以联系《大众哲学》中艾思奇的话：“事物的有机联系是辩证法的第一条主要规律”“辩证法的又一条规律，就是事物的自己运动发展的规律。”很显然，艾思奇那时没有将黑格尔对立统一辩证法，作为辩证法主要的、乃至唯一的形态。关于辩证法的上述思想不是艾思奇的创造。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不断变换的运动，一个表现为原因，另一个表现为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普遍的相互作用”首先可以理解为普遍联系的辩证法，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事物的有机联系”的辩证法。关于黑格尔对立统一辩证法，马克思在肯定和赋予唯物内涵的同时也有保留：“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连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连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9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在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时代，包广林先生提出重新思考辩证法问题，包括重新思考艾思奇揭示对立统一规律内涵的论述，确实很有必要。

这里还想要说，上述四位蒙古族学人中，艾思奇对我影响重大。

20世纪60年代，我阅读讲解毛泽东主席四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内部报告文本。多年后才知道那是艾思奇的讲稿。那本讲稿使我对毛泽东主席四篇哲学著作豁然开朗。其中，尤以关于对立统一辩证法的解读给我留下冲浪般的感觉。艾思奇解读对立统一辩证法的极限精致程度，如同放大镜，如同显微镜，使我看到黑格尔对立统一辩证法极其细微的逻辑掉链：既然对立统一辩证法有无限有效性，那么，对立统一辩证法如何将对立统一辩证法贯穿自身呢？或者说，对立统一辩证法自身如何显示为对立面的统一呢？这是必须给予回答的逻辑问题。只有对立统一辩证法自身包含对立面的统一，对立统一辩证法的无限有效性才能得到最终证明。

我追踪思考黑格尔对立统一辩证法逻辑掉链几十年。2002年，基于长期从事的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实践，我形成中西合璧、文理合璧、古今合璧，将柏拉图到德里达的西方哲学纳入其中的平行论哲学。平行论哲学是对线性论哲学的“一分为二”，是本质与平行本质，逻辑同一律与逻辑平行律，对立统一辩证法与平行统一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或者平行统一。对立统一辩证法包含对立统一辩证法与平行统一辩证法两个对立面或者平行面，这就解决了对立统一辩证法如何将这一法则贯穿自身的问题，从而逻辑地证明了对立统一辩证法的无限有效性。从根本上讲，平行论哲学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行论思想，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自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构建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时代的实践辩证法运动。然而，那最初逻辑灵感，则来自阅读同为蒙古族的艾思奇讲解毛泽东主席四篇哲学著作文本。为同为蒙古族的包广林先生这本书写《序》，则使我有机会第一次将平行论哲学与艾思奇的关系用文字方式讲述出来。

回顾科学发展史，很多重要理论创新，是从真理“只见到一线”光辉开始的。两千多年前，有学者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第五公设，即平行公设提出质疑。质疑在当时只有逻辑意义，还没有人能从实践直观到第五公设仅仅在有限空间中成立。两千多年内，几何学这“只见到一线”的真理光辉，引导诸多数学家为之奋力。只是到19世纪上半叶，才由俄罗斯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提出新的平行公设得到解决。此后，几何学空间就出现多种模式平行状态。最终，黎曼几何学无限小平行移动，成为改变物理学观念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很大程度上，当代自然科学理论革命是从重新设定平行公设开始的。

也许，20世纪中国学术脊梁，新千年中国学术在世界共同语境中走向国际学术前沿的榜样力量，就显示在包广林先生书中20世纪几位蒙古族学人和与他们类似的其他中国学人身上，显示为他们在各自不同领域的坚持学术真理的平行统一中，显示为他们在真理“只见到一线”光辉时的坚持不懈的执著精神中。

随着社会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到内地生活，乃至到国外生活。蒙古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却不会由此而从他们身上泯灭。无论蒙古族生活在何处，都会同样依恋草原，都会同样敬仰伟大祖先的光荣，都会由蒙古族正直坚韧的民族精神秉性而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历史铸成的那股强劲蒙古风，始终会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大潮中拂煦千里草原，掀卷江海波涛，始终会给予生活在各地的蒙古族以心灵范导。这是包广林先生这本书始终给予我们的启示。

感谢包广林先生邀我写《序》。在包广林先生的书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的永远面向未来的，蒙古族那种执著坚韧精神。

2015年元月10日

（扎拉嘎，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

我于2001年退休后即着手搜集本书传主的资料。经过爬梳、重构、运笔，直至当下付梓，已越十又二年。唐代诗人贾岛有一名句：“十年磨一剑。”写此书用时长则长矣，然则此剑利乎？钝乎？一时自难逆料。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风云激荡，人才应运辈出。一批士人为了救亡图存而在思想、理论、学术方面作了多路探索。当是时，思想活跃，学术繁荣。在灿若星辰的爱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蒙古族学者，以他们精湛的人文思想或自然科学成果融人时代大潮，为国家独立和新中国的建设，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们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如今，重写他们的人生道路，是为了张皇其操守节义，弘扬其恭勤学习的精神，使我们蒙古族青少年以他们为楷则，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修身养性，刻苦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立业，这便是我写此书馨香祷祝的旨归。诚如古人云：“虽非经纬制作，庶勉后进子孙。”然而，“徒有登山意，而无一身轻。”但愿良好的心期不会变成水中明月般的虚妄。在写作此书期间，夙兴夜寐，栉风沐雨，虽未臻于“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的境界，却也无鞭奋蹄，挥汗如雨了。

如今，本书行将出版，十余年的精力，便可幸资小结了，我人生的最后一个使命也已告成。

在众多蒙古族学者中，何以择此四人为之立传？只缘取舍有则也。他们的学术成果均具世界影响力，未臻此境者不录。他们均已作古，其事克定，今所记述不涉存者。他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新中国成长之学者未加关注。他们咸为大陆学者，海外同族学人未加属意。亦邻真和清格尔泰也是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们的学术水平足可以与本书传主齐肩。然而，由于笔者对本民族语言文字造诣殊浅，未能读懂两位大家的蒙古文著作，故此，只好忍痛割爱。以此四条标准衡量，仍未免挂一漏万，或因作者寡闻，或因其资料难索。

众所周知，梁漱溟与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多有抵牾，我却将二者收于一书。理由如是：首先，他们都是蒙古族人。其次，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再次，他们与另外两名传主大节不亏，都能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处做起，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最后，他们的学术成果或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国家和民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了这些可公度性，将他们同出一书，既合于情理，也体现出包容、多彩的时代精神。

萧乾先生一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学和新闻创作上，但也曾在国内外重点大学执教过，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国际政治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为同学科的学人所认同。因此，研究萧乾先生的专家傅光明称之为学者，是公允的。

贯穿本书的一条红线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蒙古族的民族精神。四位传主的爱国情怀不仅凝聚在他们的著作里，而且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他们均有机会定居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可他们毅然留在祖国，在清贫和斗争的环境里报效父母之邦。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这正是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基础。

崇敬英雄的蒙古族文化传统，经千百年风雨，锻造出伟大的蒙古族性格。蒙古族学者那仁敖其尔、赛音德力根根据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述，将蒙古族的民族精神界定为奇颜精神——刚毅、勇敢、大无畏。这种民族精神，在四位传主的血脉里流淌着难以磨灭的因子。此外余不揣浅陋，为吾族之民族精神再加一项：智慧。圣祖成吉思汗曾说：“身躯之英雄称一世，智慧之英雄称万代。”以此观之，圣祖是非常推崇智慧的。事实亦应如此。成吉思汗能征服世界，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仅凭勇敢是难以办到的，唯其大智大勇方能成就历史之功。本书中李四光之通达、梁漱溟之深刻、萧乾之灵气、艾思奇之敏锐，均体现了蒙古族的智慧。对上述蒙古族精神，在记叙中给予了观照。

本书为救正世道人心，侧重记载了传主们的生平行谊，对他们的学问未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方面受篇幅限制，不容作精细的学理分析，另一方面自己读书，无确宗旨，杂取浮摭，不成一学。因此，对他们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无力考辨。但涉及传主们的贡献时，无法绕开他们的学术成果。遇此情形，只好作公约式介绍。

本书对四位传主以年齿排序，毫无轩轾之意。

本书为人物传记，但它不是学术传记。清代学者李慈铭说过：“昔人谓作谱之才，须与其人相称，诚知言也。”然而，四位传主治学分属不同学科，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而本人学殖瘠茫，尤其对地质学很是陌生，要立足学术叙写人物，诚吾力不逮也。本书也不是文学传记，文学注重细节，要求场景再现，大量的拟实描写，照此去作，必是卷帙浩繁，一书难容。我采用的是随笔体传记，可以自由挥洒，拘束不多。在行文中，尚能尊重历史本体，客观地再现历史人物，断不敢凿孔悬解，呈臆妄言。

本书所涉史料不能不依赖他人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方面，自己确然作了一番精细结构的功夫。此外，对近年新出现的相关资料，目力所及，无不纳人其中。

国学大师章太炎尝云：“一字片言，必标出处。”学术著作，理应如此；传记作品，不必拘泥此规约。本书资料大多来自成书，如每一用之，皆标出处，无乃注释多于正文，令人难以卒读。我借鉴了“五四”时期胡适先生的办法，将征引过的书籍列于文后，以示资料的来源和对各位作者的敬意。

本书能顺利出版，我要感谢阿如汗、包宝祥、白蕾、包胜利、万喜、吴灵芝、包力军、谢德君、佟振文、佟特格喜、郭建军诸友的无私帮助和支持。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的族兄扎拉嘎为本书撰写序。

2014年11月30日于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