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钱塘江畔奇少年
公元一〇五一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北宋皇祐三年夏天，在浙江杭州西北部天目山下、苕溪边的大路上，急匆匆地奔走着两顶青纱小轿。
这两顶小轿里坐着两个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一个是当时的杭州知州范仲淹，时年六十二岁；一个是时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的王安石，时年三十一岁。他们此行是要去看望他们共同的老上司、时任南京（今河南商丘）太常寺少卿的沈周，时年已经七十四岁。
沈周字望之，出身世代官宦人家，为人诚厚，为官勤勉，进士及第后从县令做起，担任过十三任地方官员，口碑颇好，两次擢升入京又两次被排斥出来。三年前江南大旱，他任江南路东按察使考察抗灾，接触到了因搞“庆历新政”变法失败被贬在杭州的范仲淹，他发现，范仲淹没有像其他地方官那样，只下发点赈粮、赊款救济完事，而是创造了一种以工代赈的新方法，组织灾民兴修水利抗灾工程，既避免了灾民的大量外流，又为防止将来的灾害奠定了基础。沈周感到这真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对策，竭力向上举荐，结果上面毫无反应，但是这个朋友是交上了，平日与范仲淹交谈相处，觉得在政治见解和生活意趣方面十分相投。
后来，沈周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又不乐“事权”，便向朝廷上书，干脆辞去这个按察使的名头，自请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做知州，这样，他又成为当时做鄞县知县的王安石的顶头上司。此时，王安石刚二十九岁，正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在这里进行了他最初的政治试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县衙贷谷于穷人，到收获的时候加息偿还，这就是后来他在全国推行的青苗法的雏形。这个措施不但解了许多百姓的燃眉之急，也有效地抑制了豪门大户对土地的兼并。他还利用同样的政府借贷的方式修堤坝、办县学，使鄞县的面貌焕然一新，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颂。沈周亲眼看到百姓为王安石立的功德碑文，非常赏识这个人，觉得他这样年轻就韬略不凡，是难得的栋梁之才，是大宋中兴的希望，因此也和他说得投机，成为了忘年的朋友。
去年，也许是朝廷体恤到沈周年迈病弱，不太适宜再奔波劳碌做下层工作了，就调任他到南京担任太常寺少卿。品级是提升了，工作却很清闲，只管一些礼乐祭祀程序方面的事情，但是，这种“照顾”已经太迟了，沈周上任不到一年，就病势加重，不能守职，只好上书请假回杭州老家将养。此时，正好王安石也来杭州考察以工代赈的做法，得知这情形，就和范仲淹相约一起来看望这位老前辈。
在钱塘一带，沈家是一个大家族。自从沈周的爷爷沈承庆担任大理寺丞开始，沈家已经出了两个尚书、三个进士，算得门第显赫。所以，离老远他两人就看见了沈家连片的宅第：绿荫掩映、青瓦白墙，崔嵬而不奢华，带着几分书香气。
宅门上，他俩报上姓名，沈周撑着病体，亲自出来迎接他们。看到一个年迈的老人支撑着憔悴的身体走这点路已经喘成一团，两人都觉得心不落忍，急忙上去搀扶道：“听闻老世伯身体欠安，才来探望，反叫老世伯如此劳碌，是我们的罪过了。”
沈周说：“哪里哪里！说实在的，以我现在的病况，就是皇帝的钦差来，我也不一定会上门首迎接。咱们不一样，是过心的朋友，我多走这几步，原不过是想早见到你们，能多说两句心里话而已，所以就不必客套，咱们随意为好。”
说着，他们来到了前庭大堂，并不进屋，反向旁边一个廊厅走去，这里摆有几副矮桌凳，还有一把黄藤编的躺椅；旁边栏杆外面，有翠竹几竿，菖蒲一丛，掩着一汪小池，内有白睡莲刚刚吐蕊，几条小鱼游弋，倒也静谧雅致。
“好地方！好地方！就在这里。”王安石立时赞叹。沈周说：“敝舍简陋，不嫌弃就好。恕拙老儿身子不济，只能歪在这里，不恭了。”他先半躺在躺椅上，“你二位随意，随意。”范、王二人就在矮凳上坐下，两个家人出来奉茶，退下。
王安石开口就先问病，倒被沈周拦下了，说：“病，已经是沉疴痼疾，问不问它就那样了，只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倒是大限将近，想起一生的志向踌躇，空亡蹉跎，颇有不甘。想到你二人都有经天纬地的才学，也各有一番不同凡响的业绩，趁我这里是私人宅第，山高水远，他无外人，不妨就敞开胸襟，毫无忌讳，做一番纵横天下的扪虱而谈，也不枉我们这难得的忘年一聚。如何？”
两人连连点头：“好，好啊！”但真到要启口说事的时候，却又都凝眉敛息，神色严肃起来。
“可见是各有一番苦楚的。”沈周说，“不过在我这个行将就木的人这里，不妨苦水尽倒，怒火尽撒，无非出门就不认账而已。希文（范仲淹字），介甫（王安石字）年纪尚轻，对你那些年推行新政的周折不大知底，你可以给他说说。”
王安石马上恭敬地说：“不错，希文公，当年您拜相开始搞庆历新政的时候，我还刚刚是进士及第，初入公门，看到您上书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之言，真是振聋发聩，令我佩服之至，觉得有这样的十条措施，真是可以整顿朝纲、富国强兵，我们这些后生小辈正可以为这场变革鞠躬尽瘁、建功立业，可是后来却不知为什么风声越来越小，竟至不提了。”
范仲淹苦笑：“岂止不提？还不到一年，当初颁发的改制的诏命都被废了，当初我们那些推行新政的人被加了一条‘朋党’的罪名，纷纷贬谪，调离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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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传展现了沈括一生丰富的经历、他的科技实践行为以及所取得的丰厚成就，并且阐述了沈括《梦溪笔谈》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面所具之“百科全书”的价值意义。该书对沈括的叙写生动，篇章和情节安排考究，对于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沈括在传统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大有裨益。
——文史专家 党圣元
沈括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特人物，他在水利、天文、地质、数学、建筑、医学、活字印刷等众多领域获得的科技成果，铸就了他中国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本传真实追踪沈括的曲折人生和创造经历，动情深入地书写了他为人刚正、为官清廉、行事用心、创造多样、学术精绝，却总不能容于官场，且被人无端亵渎的精神孤独与不幸的命运。作品叙述脉络紧凑清晰，行文简洁，知识丰富，颇具感染力。
——文学专家 李炳银
另一种面貌的知识分子
《沈括传》一书终于收笔了，但是作者因为写作此书而激发的思索与激情，却依然在心里回荡，许久不能平静，所以写下这篇文字，权作后记。
沈括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他被英国李约瑟先生称为中国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另一种译法是“标志性”的人物），他的不朽著作《梦溪笔谈》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的“百科全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因为有了《梦溪笔谈》，西方人知道古代中国在许多科技领域曾遥遥领先于世界，比如活字印刷、石油的命名、磁偏角的发现、“百炼钢”的技术、日月蚀的推算等等，都改写了世界科技史。
然而，沈括和他的著作在中国历代传统的学术层面，却一直没有得到很高的地位，《梦溪笔谈》只被当作闲谈笔记，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沈括的知名度不仅不能和诸子百家、李白、韩愈等人相提并论，甚至比不上一辈子只会吟风弄月的唐伯虎。这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认为，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它成型时就带有的先天基因缺失：对科学思维的忽视与疏远。
一种文明的文化特征，是和它产生时的人文环境、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公元前四五百年，应该是一个伟大的人类理性觉醒的时期，同时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都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和伟大著作，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印度产生了释迦牟尼，中国产生了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而古希腊涌现出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一大批学术巨人。
如果我们认真对比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同时期的古希腊学说，显然有着明显的差别：古希腊文明产生在三大洲交界的地中海的商业繁荣的都市，人的非凡能力和智慧受到崇仰，人们泡在公共澡堂里谈哲学，在雅典的神庙廊柱下搞辩论，学术环境基本是平等的，这使得希腊人能够充分地展开思想的翅膀。古希腊的学术侧重于探讨自然的奥秘、宇宙的本源，很早就完善了缜密的逻辑推理思维方法。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诸侯兼并、争雄天下的年代，文人驾着颠簸的木轮车游学讲学，是为了“为世所用”，受到王族贵胄们的赏识。因此，他们讲的多是所谓“修齐治平”的政治学说，除了老子和墨子在论著中偶然提及少数物理现象佐证他们的观点外，基本不探讨自然奥秘和宇宙本源。研究方法也和西方人大相径庭：满足于“述而不作”的直感的意象思维，只讲“然”不讲“所以然”。
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如果说开始两者的分野还不是太大，而后来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的儒学体制，把知识分子和劳动阶层完全割裂开来，重“文”而轻“理”，重玄想而轻实践，致使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成果得不到理论的总结与提高，长期处于经验传承的阶段，最终造成中国文明的停滞与落后。可怜中国历史上无数才高八斗的文人墨客，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上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像现在连小学生都爱问的问题“地球为什么是圆的”“猿猴怎么变成人”之类的问题，他们连思考都不思考，宁愿满足于“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似是而非的见解终其一生。
应当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古代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也有少数人能够冲出这种传统的羁绊，保持了对自然奥秘的兴趣和缜密的科学探索精神，他们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张衡、祖冲之、一行和尚、李时珍就是这类人物，沈括无疑是他们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的知识渊博，在天文、地质、化学、数学、光学、医学、建筑学、工艺制作、军事、哲学、艺术等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探索和贡献，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少有的通才、奇才，也是少有的头脑清醒的人。按说，沈括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他和王安石、范仲淹、苏轼这些文化巨人同朝为官，他们每一个人的政绩和著作，其影响都压过沈括，而如果要论知识结构的广博和科学头脑的缜密，他们谁都比不上沈括。他是另一种面貌的知识分子。
正因为他的这另一种面貌，造就了他的脱颖而出，由一个县级主簿小吏，而代理县长，而县长，而知州，而馆阁，而司天监，直到最高权力机构三司使。每一步升迁都是靠了扎扎实实的政绩：治河河平，修城城坚，观天修历，察地做图，出使维权，打仗卫土，干一行通一行精一行，几乎都是靠了他严谨缜密的科学头脑和务实精神。从《梦溪笔谈》的每一个条目里，几乎都有他不同凡响的思考和发现，许多体会非用心体察的亲历者绝写不出。
也正因为他的这另一种面貌，他和当时常规面貌的文人们始终显得若即若离，在官场世故方面和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更是捉襟见肘。他靠实干赢得了很高的位置，却又保不住这种位置，旁边不相干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恶语中伤他；从政治态度上讲他本来是属于坚定的变法派，但因为他太直太拗，连变法的策划人王安石也误解、攻击他；他和苏轼本来有很好的友谊，两人曾一起编纂《苏沈良方》，后来却被误解为“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他总是出现在当时朝政最难、最苦的岗位，总是取得许多成绩而得不到奖赏，但最后却因为一个个偶然发生的错误被实实在在地放倒……他只好在身体和精神双重的压抑中写自己的书度过残年，六十四岁就离开人世。
苏轼曾说自己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而与他相比，沈括更加“不合时宜”。苏轼的“不合时宜”，是缘于他清高、秉直的文人气质，而沈括的“不合时宜”，是他科学严谨的思维方法，与周围的文化环境不协调、不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沈括的“不合时宜”更深刻，他的逝世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矛盾的悲剧。与他的情况相似，汉代发明候风地动仪的科学家张衡，知识广博，思维缜密，才华出众，却也是死在莫名其妙的宫廷内斗中，这说明他的际遇不是偶然的。
在本书中，我就试图从这个视角去写沈括，写他这种特殊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怎么样形成的，对他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什么际遇，又使他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怎样的和谐与不和谐，他的情怀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情怀有什么差别和冲突，在当时的政治风云中又给他带来什么样的荣辱恩怨。
我觉得只有从这个对传统大文化反思的大视角，才能把沈括这个人物真正地写出来。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尽力保持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除了生活的细节之外，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事件都有史籍文典的依据，尽量用沈括真实的际遇来感动人、触动人，我觉得沈括本身的事迹足够做到这一点了。
在这一方面，我要特别地感谢安作相先生，他集十几年苦心研究创作的《梦溪探秘——沈括生平钩沉》一书，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很大帮助。安先生本身就是一个石油科学家，他以严谨、细腻的科学态度对关于沈括的大量史料做了甄别和考证，把沈括的一生轨迹勾连起来，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没有见过这位先生，但在这里我要表达对他的敬意。
另外，在此书中，我也力图写出当时的时代特点和时代氛围。
沈括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经过唐代的大繁荣，封建的农耕经济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一个顶点，宋代海上贸易开始取代西域丝绸之路，城镇贸易空前发达，萌芽的商品经济促进了手工制造业，各种传统工艺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和精到，急需要科学地总结和发展。沈括这样的人物也就应运而生了。另一方面，陈旧的封建统治方法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各种“变法”也应运而生，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影响最大的一个。这两个应运而生的潮流并行，恰恰是造成沈括命运多舛、使他内心分裂的根本根源。只有勾画出当时特殊社会面貌的全景图画，才能看得出沈括的身影在这幅图画中的位置和格调。
由于有《杨家将》《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书的影响，人们对于宋朝总有一个朝廷腐败、奸佞当道、民不聊生的感觉。其实从总体来说，宋代皇帝重文轻武，是历史上少有的空前重视知识分子的时代，也是“改革”和“变法”最频繁的时代，起码在北宋前期，它的政治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开明，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施政水平也比较高，因此保证了宋代经济文化都达到唐以后的又一个新高度。也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下的种种尴尬和困惑，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恶习，儒家文化的弊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时，变法派与守旧派的矛盾，绝不可以用简单的人格道德评判来概括，加上三代皇帝意志的朝秦暮楚，已经演变成文人间“党争”的混战。沈括这种人身处于这种环境，他的内心必然是复杂、矛盾的，他醉心于科学，无意与人争，却又被裹挟进政治风云不得不与人争，这种彷徨和探求是有典型性的，我觉得，这恰恰能反映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写出这些来会大大提高作品的深度，也能使得作品具有更广泛的现实意义。
但凡一个变革的时代，新生的观念总要对传统的观念进行叛逆、进行宣战。单纯的学术观念，但凡不带偏见的学者，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一旦这种观念与权力、地位、个人名誉、利益结合起来，事情就复杂多了。王安石的时代是这样，如今商品经济主导的社会里也是这样。
所以我主张，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沈括的纯粹。
沈括一生都保持了对身边未知事物孜孜不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论是自然的奥秘，还是社会学中的悬谜。他不满足于皮相之解，不迷信于权威习见，总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观察去一探究竟，在这方面，他永远像孩子一样天真，不管他在政坛上的起伏荣辱，也不管他身体状况的好坏，工作是否繁忙，这种浓厚的兴趣始终如一。他总能在自己身边发现新鲜的事物，不惜花几年几十年去琢磨、破解它，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心智。相反，别人在人情世故、钩心斗角方面下的“功夫”和“学问”，他却认为全无价值，毫不用心经营。连家庭的伦常之乐，他都看得很淡（所以他的家庭生活很不幸）。他沉醉在自己营造的科学探秘的精神氛围里，独自痴迷，不在乎曲高和寡、知音者少。他是超脱的，也是孤寂的，他永远没有陷入常人甩不脱的那些功利是非的旋涡，这是他的幸运，而他也注定了一辈子被误解、被中伤，甚至代人受过都无怨无悔，这也是他的悲哀。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又是他的喜悦，如果他不是这样，在那些非学术的荣辱沉浮里盘桓得太深，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成就。
最后，我还想向读者说到关于沈括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目前学术界关于沈括的研究中，对其在科技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是公认的、没有疑义的，而对于其人格、性格、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方面，却有不同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争议最大的是沈括是否在“乌台诗案”中构陷了苏轼。历朝历代文人笔记中对此褒贬不一，而当代也有著名学者取一家之言，在自己的文章中采纳了否定沈括人格的观点，说沈括在科学上很伟大，在人格上很卑俗。此论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在青年中造成了一定影响。然而，这却是一个严重的误会。
我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后，和古今大部分史学家的看法是一样的：绝无此事！评价一个人的行为，不能离开他全部历史表现出的思想脉络和精神状态，从沈括总的参政历史、所作所为和他所受的教育来看，他是一个清正、务实、品格端庄的官员，他与苏轼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没有因果动机做此事，专家否定的意见是站得住脚的。
其二，是关于沈括性格是否“怯懦”的问题。有论家根据上述事件，认为沈括在权威面前不敢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在家庭中一直“惧内”，居然在吵架中让凶悍的老婆揪掉自己的胡子，说明他性格“怯懦”，是他人格上的缺陷。我觉得，从沈括在大的历史关头所表现出的行为，如在与敌国谈判中大义凛然、据理力争保护大宋领土，如率兵作战运筹帷幄，出生入死，不避钺斧等，丝毫也没有怯懦的表现。只是在朝廷权位和名利之争中表现淡漠谦和，和什么人都能合作，都采取“扶台”的态度，身居高位却不那么颐指气使、飞扬跋扈，这正说明他的胸怀阔大，不看重细微得失，不能就此认为他是“怯懦”。至于他对老婆张氏的态度，因为张氏的父亲曾最先举荐他进入政坛，他一辈子感恩戴德，从而对其忍让再三，不和她一般见识，这正是他胸怀和教养的表现。我倒觉得，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沈括又不是决策者，即使表现出一些退让也是极正常的，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做道德上的完人。
其三，有学者从《梦溪笔谈》中看到，除了大量有科学价值的条文外，也有一部分涉及神仙、怪异和占卜方面的条目，从而对沈括的哲学信念是否唯物提出质疑。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衡量历史人物的进步性，只能以当时的科技水平和哲学水平做基准，不能要求他超越历史。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自然奥秘麻木、冷漠，沈括却热衷研究，并且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天才判断和真知灼见，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他虽然喜爱、热衷科学，但毕竟是在当时东方文化总体氛围下做这些观察和研究，有些结论是错误的，有些他解释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求助于道家神学，用丹学家、易学家的理论来解释，是可以理解的。从总体上，沈括的哲学思想，先重《孟子》之学，后来随着阅历和机遇，趋向于老庄道家，他在著作中明确否定神秘论和先天决定论，认为事必有理、有道可以格致，他的哲学观毫无疑问是唯物的。
总之，通过写作这部传记，我由衷地敬重这位巨人。我强调他是“另一种面貌的知识分子”，是想要在当代的文坛、政坛里更多一些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这无论对于复兴中华的事业还是对于每个人的思想修养，都是很有益处的。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们如璀璨的群星，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无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这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预计出版120部左右。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复会商，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选择上，我们采取专家推荐、主动约请及社会选拔的方式，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
为了保证丛书的高品质，我们聘请了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史学和文学专家，对书稿的文史真伪、价值取向、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方面总体把关，并建立了严格的论证机制，从传主的选择、作者的认定、写作大纲论证、书稿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版等，层层论证把关，力图使丛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从而达到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丛书的封面设计，以中国历史长河为概念，取层层历史文化积淀与源远流长的宏大意象，采用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雅致温润的色条进行表达，意蕴深厚，庄重大气。内文的版式设计也尽可能做到精致、别具美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灿烂人生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代代相袭的中华魂魄。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定成为我们再出发的精神动力。
感谢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及专家们，更要感谢作者们呕心沥血的创作。由于该丛书工程浩大，人数众多，对问绵延较长，疏漏在所难免，期待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
2013年11月
沈括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博物杂家，旷世通才，一生在水利、天文、地理、地质、数学、军事、建筑、医学等很多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发现，其中不少为人类世界的初始发现，被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是中国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西方科技界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著作《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是他一生发现世界的思考和记录，堪称一部内容广泛深入的科学发现和深入研究著作，对于后来很多科学内容的推进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周山湖著的《梦溪妙笔（沈括传）》追踪沈括的人生历程，真实动情和质朴流畅地书写了他的一生经历，脉络清晰，内容丰富，对传主性格、学术、作为和不同遭际的感受，描摹生动真切。特别是对沈括的品行和为官之道的叙述，不失为对后世对他的一些误解的有力辩驳。
周山湖著的《梦溪妙笔（沈括传）》展现了沈括一生丰富的经历、他的科技实践行为以及所取得的丰厚成就，并且阐述了沈括《梦溪笔谈》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面所具之“百科全书”的价值意义。该书对沈括的叙写生动，篇章和情节安排考究，对于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沈括在传统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