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海明威所著的《老人与海（精）》从本质上不是部情节小说，而是部寓言小说，它通过老渔夫圣地亚哥与大鲨鱼博斗中体现顽强战斗的硬汉子精神。作品所揭示的硬汉子精神就是敢于向命抗争，向失败和死亡进行挑战的精神；他可能在与大自然，与社会黑暗，与自自身博斗中一次失败，但人的不甘失败精神却是永远也打不挎的。

圣地亚哥是位老渔夫。他在海上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在第八十五天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大马林鱼。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将它拿下。可是，因为马林鱼在海上留下的血腥踪迹，引来鲨鱼。老人跟鲨鱼展开了惊险的搏斗，最后鲨鱼被击败，老人拖着一副只剩下巨大骨架的“猎物”，回到了港湾，精疲力竭。在梦中，他看到了狮子。

欧内斯特·海明威所著的《老人与海（精）》通过老人圣地亚哥这个“硬汉”形象，热情歌颂了人在充满暴力和死亡的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永不言败的勇气和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正文

他是个老人，独自驾了条小船，在墨西哥湾流捕鱼。出海八十四天了，连一条鱼都没有到手。前四十天，还有个男孩跟着。可是一连四十天都没捕到鱼后，孩子的父母就说，这老头真是晦气，倒霉透顶。孩子听从吩咐，上了另一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看着老人天天空舟而归，孩子心里很难受。他常下岸去帮老人的忙，把成卷的钓线，或是手钩、鱼叉和缠在桅杆上的帆卸下船来。船帆用面粉袋打过补丁，卷起来时，活像是常败将军的旗帜。

老人瘦骨嶙峋，颈背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脸上留着良性皮肤肿瘤引起的褐色斑块，那是阳光在热带洋面上的反射造成的。褐斑布满了他的双颊，双手因为常常拽住钓线把大鱼往上拉，镌刻着很深的伤疤。不过，没有一处伤疤是新的，每个伤疤都像无鱼的沙漠里风化了的沙土一样古老。除了一双眼睛，他浑身上下都很苍老。那双眼睛乐观而且永不言败，色彩跟大海一样。

“圣地亚哥，”他们从泊船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可以跟你去了，我们已经挣了些钱。”

老人教会了孩子捕鱼，孩子很爱他。

“不，”老人说，“你在一条幸运船上，你可要待下去呀。”

“可是你记得吧，有一回你有八十七天都没有捕到鱼，可后来，一连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怀疑我不行才离开的。”

“是我爸让我走的。我还是个娃娃，总得听他的。”

“这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不大有信心。”

“是呀，”老人说，“不过我们有，是吧？”

“是的，”孩子说，“我在露台饭馆请你喝杯啤酒，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好吗？”

“干吗不？”老人说，“两个渔夫一起喝一杯。”

他们坐在露台上。有很多渔夫取笑老人，老人却并不生气。那些年纪更长一些的渔夫瞧着他，心里很难受，但他们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客气地谈论着水流、钓线漂入水中的深度、一连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那天收获颇丰的渔夫已经回来了，他们把枪鱼剖开，横着铺在两块木板上。板的两头各有一人抬着，踉踉跄跄朝鱼库走去。渔夫在鱼库那儿等待冷冻车过来，把鱼运往哈瓦那市场。那些捕到鲨鱼的人已经把鱼运到海湾另一头的鲨鱼加工厂里了，在那里他们把鲨鱼吊在滑轮上，取下鱼肝，割去鱼鳍，剥掉鱼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准备腌起来。

一刮东风，一股鱼腥味就会从鲨鱼加工厂里飘出来，飘过海港吹到这里。但今天风转为往北吹，后来风又渐渐地停了，所以只有一丝淡淡的腥味。露台上洒满阳光，很是惬意。

“圣地亚哥。”孩子唤道。

“嗯。”老人应道。他握着酒杯，回想多年以前的往事。

“我出去搞些沙丁鱼来，让你明天用，好不好？”

“不用了。玩你的棒球去吧。我还划得动，还有罗赫略可以帮忙撒网。”

“我想去。既然不能跟你去捕鱼，那总该帮点忙吧。”

“你给我买了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那会儿，我几岁呀？”

“五岁，而且你差点就没命了。当时我把一条鱼拖上了船，那鱼活蹦乱跳的，险些把船撞得粉碎。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鱼尾巴使劲地拍打，撞断了划手的坐板，还有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还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那儿堆着一卷卷湿淋淋的钓线。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我听见你在用棍子打鱼，就像砍树一样。我觉得浑身都是甜甜的血腥味。”

“你是真的记得，还是听我说的？”

“从我们第一次一块儿捕鱼那会儿起，我什么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被阳光灼烧过的自信而慈爱的眼睛打量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出去冒冒险，”他说，“可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而且又在一条幸运船上。”

“我可以去弄些沙丁鱼来吗？我还知道上哪儿搞得到四个鱼饵。”

“我今天还剩下一些鱼饵呢，我把它们腌在盒子里了。”

“我给你搞四个新鲜的来吧。”

“一个就好。”老人说。他从未失去希望和信心。而现在就好像微风拂过，他的希望和信心都被鼓舞起来了。

“两个吧。”孩子说。

“那就两个吧，”老人同意了，“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是想去偷的，”孩子说，“不过，这几个是我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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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海明威在《乡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碧水之上：海湾来信”的散文，其中有一段记叙了一个老人独自驾着小船出海捕鱼，捉到一条巨大的枪鱼，但后来鱼的大部分却被鲨鱼吃掉的故事。早在1939年，海明威搬到古巴时，他就开始计划以此为素材，写一篇情节完整的故事放到他的某个小说系列中。（实际上，他去世后，这个系列里其他的篇目作为《海流中的岛屿》的一部分被发表出来。）

1951年初，海明威终于开始在他哈瓦那附近的家中创作《老人与海》。1952年独裁者巴蒂斯塔将军再次发动政变上台。1945年联合国建立。1949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1945年至1952年杜鲁门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奉行抵制苏联扩张的政策，于1947年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1950年美国还参与了朝鲜战争；从1950年开始，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宣称要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主义活动；美国人口的迅速膨胀和战后经济的繁荣刺激了整个国家的消费。《老人与海》虽然创作于这一时期，却在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之外（或说在边缘上）。

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老渔夫圣地亚哥在海上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起初，有一个叫曼诺林的男孩跟他一道出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有钓到鱼，孩子就被父母安排到另一条船上去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跟着老人不会交好运。第八十五天，老人一清早就把船划出很远，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枪鱼。老人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终于叉中了它。但受伤的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血腥的踪迹，引来无数鲨鱼的争抢。老人奋力与鲨鱼搏斗，但回到海港时，枪鱼只剩下一付巨大的骨架，老人也精疲力竭地一头栽倒在陆地上。孩子来看老人，他认为老人没有被打败。那天下午，老人在棚屋中睡着了，梦中他见到了狮子。“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这是圣地亚哥的信念，也是《老人与海》中作者要表明的思想。通过圣地亚哥的形象，作者热情地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孩子准备和老人再度出海，他要学会老人的一切“本领”，这象征着人类这种“打不败”的精神将代代相传。

这篇小说的确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普遍模式，这种模式甚至在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还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业国古巴，传统的渔业文化（和工业化世界隔绝，贴近自然，脱离现代技术，受庞大的家族和紧密联系的村落的约束）开始受到捕鱼产业（依赖工业化的世界，不顾或忽视环境，依靠机械设备获取利润，受庞大的家族和地方村落的约束较少）的冲击。在《老人与海》里，一方面，海明威把圣地亚哥描绘成一个一心一意将捕鱼手艺与自身身份、行为准则和自然法则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渔民；另一方面，海明威刻画了一些奉行实用主义的年轻渔民，他们把鲨鱼肝卖给美国的肝油产业，用这些利润购买摩托艇及其他机械设备，把捕鱼全然当做改善物质生活的一种手段。

圣地亚哥的个人经历也有几分表现了全球化的进程，正如评论家安琪。卡佩兰和比克伏特·斯尔崴司特所指出的，圣地亚哥在文化上是西班牙人，因此是一个欧洲人。他出生在加那利群岛，经常到非洲沿岸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非洲。作为到古巴的移民，和许多从欧洲过来的西班牙人一样，他同时又是一个古巴人（他墙上的科伯圣母像暗示了这一点），一个美洲人。圣地亚哥来到新世界时还带着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如献身于手工艺，接受自己在自然法则中的地位等等，他把这些价值观和明确的美国式的想法结合起来，根据那套可以维持个人生活的独立而个性化的行为准则生活。这篇小说真的很有普遍意义，因为它考虑到作为一位老人的苦境：要与年龄、贫穷、孤独和死亡斗争来努力维持他的身份和尊严，要重新确立他在生活圈中的名声，要与那些他爱的人和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最终，圣地亚哥英雄式的斗争不仅挽救了他自己，也鼓舞了他周围的入，并使他们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小说以写实手法展现了捕鱼老人圣地亚哥在重压下仍保持的优雅风度，这个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人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硬汉”形象之一。对于《老人与海》这部被译成几十种文字的作品，海明威自己认为“是这一辈子所能写出的最好的一部作品”。

圣地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是“硬汉”。“硬汉”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们在面对外界巨大的压力和厄运打击时，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胜利者的风度。

海明威的前一部小说《过河入林》发表于1950年，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爱情小说，融入了当代人对战争的思考，却遭到评论界的质疑。海明威，像圣地亚哥一样，需要一个巨大的成功来重新确立他的名声。1952年他第一次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老人与海》的完整版。随后这篇小说成为“每月一书”俱乐部的精选品和最畅销的小说。它迅速获得评论界的认可，在1953年为海明威赢得了普利策奖。由于小说中体现了人在“充满暴力与死亡的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获得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这篇小说被拍成电影，由斯宾塞·特罗丝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