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茂著的这本《天地行人（王夫之传）》以简明、通俗的笔调，较为全面地叙写了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生平事迹和他富有特色的哲学思想和他对后世中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全书资料收罗丰富，对传主的把握准确、到位，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是近年出版的人物传记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聂茂著的这本《天地行人（王夫之传）》抓住了王夫之的精神脉络，展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突出“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二是着力塑造“辩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刚毅个性；三是发掘人性的闪光和高贵的人格力量；四是彰显“书生报国，信仰至上”的理想情怀。

序言／书生苍茫 唐浩明

引子／孤独的圣贤

第一章／归西

第二章／报丧

第三章／奔丧

第四章／吊唁

第五章／大殓

第六章／守灵

第七章／出殡

第八章／入土

第九章／头七

第十章／千古

附录一／王夫之大事记

附录二／参考文献

后记／信仰的力量

母亲又叹了一口气，道：“有何法子？你父亲不在，你又舍不得责罚他们。我当然要好好管教。如若不然，他们早就无法无天，等到那时，我如何向你父亲交代——你速去二叔那里把他们喊回来。”

王介之应承下来，走进沉沉暮色，沿着乡间的小路，七拐八弯走向二叔家。约摸半炷香的工夫，就到了二叔家。还没进门，就听见两个弟弟的欢呼、叫喊声。门里，二叔正拿着书，来回踱步，二弟和三弟就坐在椅子里，听二叔讲《逍遥游》，边听边笑，边听边叫，酒气飘满了整个院子。王介之心想：“坏了！二叔又在教他们吃酒。”王介之快步走进内堂。

当年，父亲不在家，夫之喜欢跟着叔父厮混：“受教于叔父牧石先生，知比耦结构，因拟问津北地、信阳，未就，而中改从竟陵时响。”久而久之，“狂娱无度，而檠括弛弓，闲勒逸马”，且“少不自简，多口过”。是叔父给予他真性情，也是叔父培养了他的傲气与傲骨，更是叔父教他行走天下，仗剑写诗，无所畏惧。

“二叔，您又让他们吃酒！”王介之进门道。

“哟，介之来了，快过来，陪二叔饮上一杯。”王廷聘笑道，“参之可喝几两佳酿。夫之还不行，只能饮一小杯。”

“二叔！家父一心向儒，从未对老庄鞠躬致意，他让我们读的都是儒家的经书，若知道你教他们《庄子》，定又要生气了。”王介之很惊惧，连连摇头。

王廷聘不以为然，眼一瞪，道：“世上学问皆相通，谁定尊儒，则不能问道老庄？孔子当年亦向老子学习。你父亲过于拘泥，以至过犹不及，通百家之学，而守儒道，并无坏处，若你不说，他不会知道的。来，快坐，端上一杯。”

王介之道：“研习庄子也就罢了，您还让他们学吃酒！”

王廷聘笑道：“介之呀，王家人怎能不会吃酒？”

王介之道：“您知道参之自生下身子就不好，这些年都泡在药罐子里，没想他能活下，父亲对他格外担心，您却让他喝酒。还有夫之，他才三岁，怎喝得了酒？父亲管束严格，您倒好，这样放纵他们。”夫之突然道：“长兄，我能吃酒的，这酒好香。”王介之气得不知该说什么。王廷聘哈哈大笑：“介之，你越来越像你父亲了——吃酒，死不了人。来，喝了它。”他把一碗酒端到王介之面前。父亲不在，二叔就是最大的。虽然不太情愿，犹豫片刻，他还是喝了。一杯酒下肚，接着又是第二杯，第三杯，他也放开了，趁着酒意道：“二叔，其实我也喜欢酒的，然则，父亲大人不准我饮，所以，我一直不敢触碰杯盏。跟着二叔就不同了。”

几天过后，王朝聘真的回到了家中。他从京城带来了很多礼物。三个孩子围着他高兴坏了，尤其是夫之，拿着礼物，他心满意足。但是，他不敢和父亲独处，因为，他怕父亲，又有些认生。王介之试图向父亲打听京城的事情，但父亲大人总是一脸严肃，对此绝口不提，仿佛他不是从京城当官回来，而是刚刚遭受了一场劫难。

稍作安顿，王朝聘开始检查孩子们的课业。王介之注释的经义让他十分满意；王参之的课业则让他并不十分满意，他让王参之把课业本从头到尾改了一遍，却也没有过分责备。夫之紧张地站到父亲面前，快速背诵出《论语》《礼记》和《孟子》，父亲对他赞许有加。被父亲表扬，夫之的心情彻底放松了，耍起小聪明的他，在书房旁若无人地奚落起二哥，还得意洋洋地背诵《庄子》，显得很有能耐。

岂知，王朝聘闻《庄子》而勃然大怒，原本相安无事的王家大院，顿时鸦雀无声，只有王朝聘的训斥声来回回荡。夫之被父亲罚跪在院子里，他的大哥和二哥也因此受到牵连。父亲责怪夫之心浮气躁，不懂礼节，儒家的东西还没学精通，就学习旁门左道；他又责怪王介之没有好好教育小弟，以至于夫之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王参之不够扎实的课业再次成了他被训斥的理由，原本，他以为可以躲过一劫，但是，父亲的脾气来了，他只能再次被惩罚。

P14－15

书生苍茫

中国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与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传统文人都是很关注天下大事的。比如，晚明东林党人要救“王学之末流”，因为王阳明的学术到了晚明以后就不行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就痛定思痛，要来重新研究整个中国文化史，要发现中国文化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清兵南侵的时候，黄宗羲在山上带兵打仗，打败了，就将老师留下的书“尽读之”。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认为国家虽然已经灭亡了，但圣人还是会出现，国家还是会重新兴盛起来。顾炎武当年写《日知录》就是为以后的圣人立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国家都没有了，你还要做学问吗？顾炎武有一个很有名的关于亡国和亡天下关系的名言。他认为国家亡了不要紧，但天下不能亡，也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天下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天下是不能亡的，天下就是道统。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三纲五常，先秦诸子就是希望能有一个道统能够和当时的“势”，也就是所谓的政府官僚相抗衡，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文化，民族的兴亡，匹夫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一点上，王夫之的“知”与“行”表现得尤为坚定与执着。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而他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黄、顾二人。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有“东方的黑格尔”之称。王夫之生于乱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情结。他盼望自己能报效祖国于疆场，横刀立马，壮怀激烈，虽九死亦不悔。他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人，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敢于为了信仰而自我牺牲；他还是一个刚性的人，敢于为了国家利益而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这样的人，作文，必作惊世之文；做人，誓做“至刚”之人。当然，他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弱点，即遇到人生抉择，他会十分纠结，小心谨慎，反复思考、斟酌，生怕有所闪失。他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机会。

王夫之从历史的探寻中不断调整和校正自己的人生坐标，从先哲前贤那里汲取着人生的滋养。他在孤独的探寻中，对历史兴衰得失有着独特的发现，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有着深刻的认知，对哲学、时空观和宇宙观等有着与众不同的领悟。这样一种生命认知和历史纵深感，往往能让他获得开阔的视野和敞亮的心襟。用这样的心襟和视野来观照现实人生，就多了一份丰厚，多了一种秉持，也就平添了思想的宽度、精神的广度和生命的高度。

很高兴读到聂茂创作的王夫之传记。这本书抓住了王夫之的精神脉络，展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突出“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二是着力塑造“辨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刚毅个性；三是发掘人性的闪光和高贵的人格力量；四是彰显“书生报国，信仰至上”的理想情怀。

人们不一定喜欢某种信仰，但应当向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致敬！

王夫之思想感情上的夷夏之界，使他终其一生，都不能接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现实。他以为，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到谢叠山的绝粒于大都，千古信奉的都是一个观念：受一朝的恩典，享一朝的荣华，奉一朝的正朔，做一朝的人臣。这也是王夫之一再拒绝与清王朝合作的缘由所在。

很难想象，为大明王朝送终的，竟是一批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这些知识者，有的深痛亡国之创，又感到无力与当权者抗争，于是遁迹山林，走消极反抗的道路，甘做“隐逸君子”；有的竟削发为僧，遁入空门，看透人生，自绝红尘。他们那不为世人所用的思想，虽不足以为后人称道，但在当时来说，都没有半点奴颜媚骨，相反，表现得堂堂正正，彰显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高尚情操。

而王夫之与这些“凄怨灵魂”有些不同，他采取的是反抗与不合作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个充满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文人，王夫之生命的价值主要在于文化，他在经受了事业的巨大挫折之后，又感悟到人生的痛苦。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身同槁木而心犹未死，仍要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以自己的不屈坚贞，留住人间一点春色。这点“春色”，就是他引以为自豪的民族文化传统，即书中所说的“文脉”。他要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播下民族文化的优良种子，以期在将来盛开出满园的春光。

读完这本传记，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全书写史不囿于史料，写古是为了喻今。作者把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从中获取个性化的感悟，并以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以史为鉴，如砥如砺，自由自在。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始终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文化的情怀关注历史、解读历史和还原历史。为了突出人物性格和情操，作者从人性的挣扎、人性的完善出发，将历史人物的痛苦、矛盾置于一种具体的语境之下，努力发掘其隐藏在时间碎片深处的独立的文化人格，灵活运用史料，观照现实、观照人生、观照心灵。这样的创作是原创性、知识性、史实性、趣味性与可读性的高度融合。文贵有“气”，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这个意思。这本传记有一股“气”，它既是“书生意气”，更是血气、豪气、大气、正气，亦是浩然之气。气自肺腑而出，化在纸上，化在字里行间，发出澎湃之声。

从结构上看，这本传记的叙事路径由一经一纬一主线构成。经线：时间和生平。突出传主的一个“求”字，从开始求功名，到后来求报国，再后来是求内心的安宁，一辈子都在追求，在奔波，在辗转，后来避世仍在不断追问。纬线：事件和时空。突出传主的一个“孤”字，孤独、孤寂、孤苦、孤愁，既是思想上哲学上认识上的，又是一种高度，一种境界。主线：矛盾和斗争。突出传主的一个“格”字，即品格、人格、性格，聚焦他的血性、他的韧性、他的人性、他的高贵的品质。

不仅如此，传记在书写上还努力追求文化、哲学和审美底蕴，讲究文字的空灵与诗意，唯美而不粗糙，细腻而不琐碎。既有大众趣味，又有史学情怀，将被历史遮蔽的真实意蕴最大限度地呈示出来。这种写作是在参考史界、学界、文学界等同行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避免了人云亦云或从文本到文本的复制。同时，本书借助诸多表现形式和叙事技巧，追求透明的写作，文本的细节和故事的动力都源自王夫之一生的艰难跋涉，源自其骨子里的傲气、血气和正气，源自其天地苍茫处所迸发出来的人格力量。作者常用经典的平铺直入，佐以倒叙、插叙、抒情、诗化、蒙太奇、记忆回放和夹叙夹议等多向度的叙事模式，简单明了，质朴生动，恰到好处地将天下、国家、民族之巨型语言与个人、家庭、亲情之小写话语“糅合”起来，使文本的精神空间大大扩充和延伸，使读者在学到知识、了解历史、提高认识和得到激励的同时，获得一种“别样风味”的阅读快感，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唐浩明

（作者系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

信仰的力量

我是湖南衡阳人，和王夫之是同乡。读书识字后每每接触到先生的大名，听人谈及先生的轶事、诗文，慢慢地，先生就一天天活跃在我的脑海里。成长、生活与工作在湖湘大地，在读书、写作、教书之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先生对湖湘文化的影响。生活在这位文化巨人的光与影里，我敬畏他、推崇他、感恩他。写一本真正的关于他的传记，就成了我一直想做但又轻易不敢做的事情。

我深知，欲为先生立传，要读的书很多，要储备的知识更多。

首先，是先生自己的著作。这些著作结集出版始于康熙年间，其子王敌刊刻《王船山先生书集》，收录其著作十余种。道光年间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刊印《船山遗书》，收录经部著作十八种，一百五十卷。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印之《船山遗书》，收录经、史、子、集四部著作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局刊印的《船山遗书》，收录著作七十种，三百五十六卷。岳麓书社的《船山全书》则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编辑，一九八八年开始出书，至一九九六年十六卷全部出齐，二〇一一年再版，又有补缺和拾遗。而这些似乎还只是管中窥豹，海峡两岸各出版社出版先生的著作不计其数。阅读和消化这汗牛充栋般的著作是头等大事，一时半刻是做不到的，甚至可以说，穷我一生，也难读完先生的大作。

其次，先生著作所涉猎的古代典籍众多，某种意义上来说，读先生，就是读先生之前的所有经史子集的论著，就是读先生所读过的书，就是读老庄孔孟、屈子楚辞、太史公《史记》、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宋代理学、司马氏《通鉴》、明代理学等，这个体量实际上更庞大。以《周易》为例，上参远古伏羲、周文王，中参诸子百家，下参历代《易经》解读版本；以《春秋》为例，先生三本《春秋》之书，实际上是对孔孟学说以及不同时代不同人近百种《春秋》的解读，先生用了近七十年的时间读尽了天下之书，我该用多少时间呢？

最后，是关于先生著作的解读与先生思想的论著。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陆召开纪念王夫之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关于先生学术研讨的第一次盛会，与会者有李达、潘梓年、吕振羽、嵇文甫、冯友兰等国学大师。中国台北则于一九七二年王夫之逝世二百八十周年时，成立了船山学会。萧天石在《“中国船山学会”缘起》中，对先生的思想和学术地位做了很高的评价：“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先生，为近代世界学术史上有数之伟大学人。”自此之后，先生学说成了国际学术热点，各种研究性论著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八二年以来，仅湖南或湖南籍学者出版的研究专著就有几十种之多，大陆其他省市学者的研究专著也有几十种，港台学者的研究专著有十几种，国外学者的研究专著也有多种，相关的论文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了。

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但是，我必须为先生立传，理由也是很充分的：先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执着的信念，支撑他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事情。这种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对于今天，特别是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十分重要。

然则，如何书写先生执着的信仰，如何用生活化的笔触描绘先生由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代哲学大师的不平凡的历程，进而还原其人生轨迹，让这种书写融历史性、真实性、可读性、审美性和思辨性于一体，雕刻出一个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王夫之，就成了摆在我面前的第一大难题。

同时，读了如此之多的与先生有关的书籍，在卷帙浩繁之中，我发现没有一本详尽、权威的王夫之或王船山传记，更多的是关于其诗文的选编图书，或者关于其思想的研究性文章和论著。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一个小小缺憾。打开网络，或者走进书店、图书馆，以“王夫之传”或“王船山传”为名的图书也能看到多部，但是，这些图书都不能真实、客观、全面和生动地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我要做的恰恰是：还世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船山先生！

阅读先生，常常会想到屈子。和屈子一样，先生是孤独的圣贤，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历史造就了先生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如果明王朝还在，历史上很有可能不会出现这样一位大儒，而只是多了一个无关痛痒的官吏。明王朝灭亡，一介书生的他成了亡国孤民，他也心甘情愿做明朝最后一位遗民。

先生出生于公元一六一九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卒于一六九二年，即康熙三十一年。纵观其一生，他的生活轨迹并不复杂。东方最远抵达江西吉安，南方最远抵达广东肇庆，西方最远抵达湖南武冈，北方最远抵达湖北武昌。他的核心生活区域就在老家衡阳一带，包括南岳衡山，以及山上的续梦庵、湘西草堂等。七十三年中，他的前半生在求学，为了报效明王朝，这是他追梦的时期；中间他仅到广西南明永历朝廷做了一个名义上的准八品小官；他的后半生则是隐居。作为亡国遗民，他一生忠于明朝，留着满头长发，誓不入清为官，也不承认是清朝子民。七十三年间，他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写作上，除了各类论著，还有上千首诗词歌赋。

先生活着之时，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甚至远离学社思潮中心，他的生命也不像众多名人那样干回百转、波澜壮阔，其个人经历之中也少有改变历史乾坤的壮举。实际上，关于他活着时候的历史资料十分稀少，关于他师友亲朋的历史资料几乎为零，这是我创作的最大困难。  幸运的是，先生自己记录了他的一生，以及他的亲朋师友。为了充分把握先生的精神脉络，我关注最多的是先生的诗词歌赋与实录性质的文章。先生思想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要通过艰难的阅读分析，从纷繁复杂、博大精深的学术论著中来获取有价值的片断。说到底，是先生自己的诗词歌赋，成了这部传记最真实也是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值得一说的是，先生的诗文歌赋崇尚古风，行文与用词晦涩深奥，不利于阅读理解，且多为咏物抒情之作，抒写的大多是生活和情感的小片段。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得详细查阅，深入辨析，比如人物、事件、环境等，再对应时代背景以及先生思想的发展变化，再进行整理、重构、扩展、细化等。全书跨越明末清初近百年历史，书中的人物事件及其联系十分复杂，整理、消化、考证和萃取资料就成了我的头等大事，也是十分头痛的难事。这项工作，几乎就像是在一条河里捞出一颗颗闪光的细小的沙粒。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一次精密、精细的考古发掘，考验的不仅是写作能力，还有耐心、细心和意志力。只有捞出这些“闪光的沙粒”，才算是找到了写作的原始素材，进行细致化、生活化、生动化、立体化的再创作。

在具体书写时，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思考：作为背景的明末清初之历史要介入多少？如何介入？毕竟先生不像我之前所写的蒋介石和张学良，他们的命运影响了国家的命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一体的，而先生不是。但是，对于先生来说，国家的命运又确实决定并深深影响了他个人的命运，这必须有所叙述，尤其一些读者对王朝更替的细节不大了解。因此，本书对这一段历史做了必要的交代。

与其说这是关于先生的传记，不如说是先生所代表的那一代人的传记，是那些没有出现在主流历史当中的衡州书生们的传记。因为，他们与先生一样，怀有相同的信念与情怀，没有他们的衬托，也无法造就不一样的先生。

整个写作过程，既是一次朝圣之旅，也是一场历史对话。其间困难重重，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几欲放弃。是先生的家国情怀、不屈的精神和高贵的人格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很庆幸，我坚持下来了。

此刻，窗外小鸟喳喳，春暖花开。三年多的艰难跋涉，一千多个日子的苦苦煎熬，最终化成了厚厚的书稿。这里，我要感谢给了我诸多帮助的专家学者；感谢唐浩明老师的精彩序文，为拙著增色不少；感谢帮我查寻并整理资料的弟子们；感谢家人的一贯理解和大力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我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也使我未来的人生更加自信、从容和淡定。

二〇一六年三月底于岳麓山下抱虚斋

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手法，展示了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的生平事略。全书资料收罗丰富，对传主的把握准确、到位，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是近年出版的人物传记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文史专家黄留珠

本书的作者，对于王夫之其人其文，知之甚深，爱之甚切，因而作品写来有理有据，有声有色；环绕着王夫之的时代更替与社会动荡等，也描写得波澜不息、跌宕起伏，让人如临其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与环境之中，作者写出了王夫之虽被各种风浪和事件裹挟，却能在飘忽不定的行旅中坚持从事文史典籍的阐释与整理，以及在哲学思想上锲而不舍地进行问题研讨与体系构建，一个传统知识文人旷达的个性与旷世的成就，也经由这样的过程充分地揭示出来，令人深为纫佩和叹服。

——文学专家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