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类似《世说新语》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同治重臣、辛亥豪雄、新文化先锋、国共领袖、文化精英、学术大师等人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全书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狂狷、等共三十二编。

《非常道》以类似《世说新语》的体裁，以1840～1999年间中国的历史片断为内涵，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权臣，以孙中山、黄兴、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领袖，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学术大师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

百余年言论史的变迁，是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绝佳注脚。余世存先生五年磨一剑，梳理数百部图书典籍，精心遴选出这～非常时期的非常话语，深刻披露了近现代中国大变局下的种种探索及其成败、反复和困惑。

《非常道》甫一出版，即迅速占据各地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并获选新京报“2005年度好书”等多项荣誉，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大学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恢复和捍卫历史正义之作。

史景 /第一

政事 /第二

文林 /第三

武运 /第四

革命 /第五

问世 /第六

人论 /第七

英风 /第八

意志 /第九

性情 /第十

骨气 /第十一

狂狷 /第十二

识见 /第十三

立言 /第十四

代言 /第十五

修辞 /第十六

世道 /第十七

敬畏 /第十八

信念 /第十九

自觉 /第二十

教化 /第二十一

命运 /第二十二

变异 /第二十三

神伤 /第二十四

限定 /第二十五

虚荣 /第二十六

无情 /第二十七

心志 /第二十八

廉耻 /第二十九

依附 /第三十

隔膜 /第三十一

荒诞 /第三十二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在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告诉张之洞和刘坤一。在盛宣怀、张謇、余联沅等人串联下，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朝廷而实行“东南互保”。

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应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孙中山、黄兴等人听说后大为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他两手插在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最后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说：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民国初年，陈宝琛做了大清小朝廷皇帝的师傅。一天，陈看见再无别人，就从怀里拿出一字条，秘密地对溥仪说，“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卦辞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陈解释说，这是说皇上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他，是个吉卦。陈师傅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结果一切都是吉利的，说他可以大大放心。陈宝琛摆头摆脑地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憝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疾于我乎？”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慨：“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8年5月，广州非常国会在西南军阀的收买操纵之下，改组护法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他在广州无法主事，便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发通电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有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1923年，“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裸体即汪泽楷，伍豪是周恩来。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每有重大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他们经常夜里到某同志家去开会。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他们才开完会出来。在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人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独秀才不再谈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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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出版已经五年，其际遇堪称奇异。有人看出它的另类，有人看出它的寂寞，有人看出它的伤心，有人看出它的示范……它为人所喜，也冒犯了不少人。无论如何，我应该可以说，这是一本有性格的著述，它甚至成为我个人行藏于时世的标志。

自我多少自觉地写作以来，已经二十年。对生命而言，这二十年可谓我的全部青春，自己的人生与所处的国家皆沧桑巨变。对历史长河而言，这二十年只是倏忽一瞬，日月星辰依然亘古如斯。变与不变，历史目的安在，前路如何之？一切见仁见智。而对自己的努力，至今只有《非常道》等少数作品行世，实在惭愧。而令我更为不安的是，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里，身心的安适始终不得其所。

十几年前，我曾感叹“在汉语的血流里”生存的不安。这一不安于今尤盛。这种不安也促使我在《非常道》之后内心的绝境中，开始以第一人称为老子作传。我希望向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说出“道可道、非常道”的作者致意，并努力以他的精神回馈给我们当代社会。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已有三十余年，度过市场经济、新型工业化和二次城市化的社会进程也有十多年的时间。华人社会则有散布全球的不同版块社区，这些相当规模时空的人类存在，正在寻找跟文明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是如此充满了紧张刺激或悲剧闹剧，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相互之间近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远了，各自安于或不安于其位。人类情感认知的急迫性一时为众周知，一时为人淡漠麻木。

这种往而少返的不能汇通之现象，带来了我们当代的罪与罚、错与苦。出路安在？自太史公以降，我们文明的伟大个体都明白返本开新的道理：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所有对时世具关键意义的人性呼号，都是从遥远的极地、绝境发出，经过时空的消息，而传到人们耳际，以给人以人生的坐标或安慰。西哲有言，启智明理莫如读史。那前人言行组成的历史星空，虽有时世的污染，仍在我们的头顶闪耀。“述而不作”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当现实的天空被污染遮蔽时，人们可以回向历史的天空和精神的天空，从而尽人事、知天命，从而推动我们自身的生命完善。

这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非常道路至今仍给人启迪的原因，也是《非常道》为大家接受的原因，它的再版仍有意义。一方面，华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近一两代人的努力足以催生我们自己的“常识”“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或“伊甸园”。另一方面，汉语知识也相当程度地犬儒化、异化，一些汉语人也像失去精气神的怪胎，以人上人的成功人生为号召，败坏了自己和汉语世界。他们似乎从来不曾明白，脱离普通人生活，我们不可能过得更好。这也是那些或左或右的正人君子们多有富贵病的原因。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如人生正义、社会道德，而以行贿送礼、信仰宣教、特殊国情等孤立的道路去拯救其灵魂或生活，一再被用来尝试挽救文明或社会的弊病。但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外，一切激进的或乡愿犬儒的手段都证明是罪错参半，都证明了其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十几年前，我说自己“一向都是热爱生活、阅读、怠惰、冥思更甚于写作表达”；我说自己和大家一样，“在卑微、平庸、残酷的生活中经受着考验，经历着成长”——这样的话，到今天仍适用。在沧桑巨变和亘古如斯之间，在日常和非常道之间，我相信读者自有会心，我相信在我们专注的地方，日子仍会缤纷地展开。

我自钟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为装饰的地面。我很高兴地发现，《非常道》为大人君子之流屏蔽，而在江湖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

在《非常道》再版之际，我愿意跟读者诸君分享我在年初“答诸君升平”中的一段话：如果天不变道亦不变，诸君将何以自处？再问一句，将何以待人？再问一句，善是否永恒？

在习惯于宏大叙事的当下，《非常道》显得清新、隽永，虽然它的内容颇多沉重，许多段落甚至让人艰于呼吸。与以往的史书不同的是，《非常道》集纳了大量历史细节，这些细节丰润、真切、逼真地再现了过去的种种情境。

——新京报2005年度好书推选委员会

中国自1840年以来所进入的“非常”历史阶段，实在有太多的教训与经验，挫折与进步。这是中国人在近二百年间共同编织的稀世大梦，共同上演的旷世活剧，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家谱、共同遗产，我们走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不可须臾离弃的烛光、火把和太阳。

——王康 著名学者

《非常道》之所以不同于《世说新语》，就在于《世说新语》无助于中国摆脱不断瓦解、不断重建的改朝换代和周而复始的治乱兴亡，而《非常道》却无可置疑地昭示着：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可望摆脱两千年来的循环史观和历史定命。

——张远山 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