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19日，在阔别祖国26年后，李政道踏上了魂牵梦萦的故土。难能可贵的是，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李政道每逢见到国家领导人，总直言相谏：科学和教育乃立国之本，得赶快抓起来!
李政道不是光说，而是付诸于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他的亲力亲为与推动下，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办起来了，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建立起来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拔地而起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有起色了，尤其是为培养高端物理学人才而连续10年(1979-1989)开展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CuSPEA(即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的词头缩略语)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文化大革命”10年，人才断层，百废待兴，急需科学，更需人才。有关这段历史的背景情况，杨福家院士在《大师与英才成长》一文中写到：“我国虽然1930年已经制定了‘学位颁发条例’，但直到1981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前，都没有授过物理学博十。1907年，李复几成为首位在英国获得物理学博士的华人；1914年，李耀邦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取得物理学博士的华人。直到1949年，华人取得物理学博士的共有165位，其中116位在美国，26位在英国，12位在德国，9位在法国，奥地利和加拿大各l位。这其中，就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大师级的物理学家。随后的1949年到1978年期间，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获得物理学博士的中国人屈指可数，20世纪60年代后，也仅有数人在西欧国家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这直接导致中国大学产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缺乏优秀教师。”
1979年，李政道到北京来讲学，发现了我国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便采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题目，对这些学生进行了笔试和面试，为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5名研究生。这些学生于当年秋季赴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为每一位学生每年出资1万多美元，直到取得博士学位为止。这就是CuSPEA。计划的发端。以后的10年间，中国有超过7000名学生参加CUSPEA资格考试，向美国76所大学申请博士研究生(美国和加拿大共有97所大学参与这一项目)，最终有915名学生进入北美一流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其中56％的学生进入了全美排名前30位的大学就读，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进入全球排名前50位的大学就读的学生比例更是高达80％。
李政道创新了选择人才的方式方法：美国大学录取外国留学生一般都要求有TOEFL和GRE成绩，但当时在中国无法组织这类考试，他就用创新的办法——CUSPEA考试，即不要求TOEFL和GRE成绩，而是先进行资格考试(这是一般学生进美国研究生院后两年内要通过的考试，否则成不了正式博士生)，然后择优进行面试。面试教授由美国轮派，分别对应试同学的专业与外语进行面试。
由于cusPEA的成功，其他学科也都跟上来了，例如生物化学学科就有了CUSBEA(China—Ll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and Application)——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等。在日后召开的“21世纪物理学与中国发展——CusPEA学者研讨会”上，李政道深有感慨地说：CLISPEA实施10年，考试没有一个人走后门，CuSPEA的同学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的成绩在美国的研究生院都是数一数二的，给美国大学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为以后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深感cuSPEA有意义、有价值，从某些方面讲，它比我做宇称不守恒还有意义。”为此，在这10年中，李政道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处理所有考生的各类问题，充分体现了一位世界级大师的拳拳报国之情，诚恳待人之心。
P46-47
《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上、下册)是基于采访笔记和摄影图片整理而成的十六位院士的深度报道。
多年从事科学传播的实践和探索，我们清晰地感受到：科普创作的视角无非是写人或写事(状物)。当然，事在人为。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人不管有多聪明，多能干，背景条件有多好，如果不懂得如何做人，那么最终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失败。做人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大艺术。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都碌碌无为，那是因为活了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该怎样去做人。至于如何做事与做学问，有了如何做人来垫底，事在人为么!
看来对每个人来说亟须解答的人生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做人”。本书所写的人，是社会各个群体都十分关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通过与他们的反复接触，了解了他们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略知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如何造福于人类的，把这些不加修饰地予以记录，不仅为了传播科学知识，更在于能实现以事写入，以事映人，并力图体现院士做人的细节。诸如在讲述范滇元院士为寻找新能源而钟情“神光”研制的故事中，就简洁地介绍了激光可控核聚变的基础科学原理与知识，同时展现了范院士执著科研的精神风貌与为人之道；在龚岳亭院士对50多年前所从事的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科学道路的回顾中，让读者了解为什么要人工合成蛋白，中国科学家当年是带着怎样的做人理念来大协作而获得大成功的……我们叙述的笔触不仅在乎他们的头脑，更在乎他们的心灵；不仅在乎他们所研究的“学”与所从事的“术”，更在乎他们的为人之“情”与人文之“怀”。我们也力争以较强的可读性来阐述科学知识以及在知识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以突出院士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诚实守信、认真执著、坚忍不拔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刻画他们各自怀揣的科学梦以及怎样为圆梦而不懈努力的科学脚步。
面对快节奏的生活，为适应读者快阅读的需求，我们尝试选取不同科研领域的多位院士的故事，集成上、下册，这样每一位院士的特写连图带文也就只占约三四万字的篇幅。在这样有限的容量内，要完整展现一位院士的科学人生，那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兴许高明的作家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力求以简练的笔法，尽可能抓住每一位院士的特色，诸如吴孟超院士的人生几次重大抉择、钱伟长院士的报国情怀、曾溢滔院士的换位思考心理艺术、李政道院士的艺术与科学的贯通思维……期望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能否如愿，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了j毕竟院士们所从事的科研领域各不相同，而他们为人处事的风格又各有特色。因此，怎样抓住他们各自的“特征不变量”也就成了这两本小册子选材及表述的难点所在。好在还能用院士鲜明个性的照片来帮我们弥补文字叙述的缺陷。再说，以图文相谐的形式来展示他们各位所从事的学科的特色、所走过的科学道路，倒也是与“读图时代”的阅读潮流相适应的。要说明的是，在采访院士时，尽管我们拍摄了不少照片，但不可能全用。出于叙述的需要，本书采用了不少由院士提供的资料照片，尤其是那些很有历史价值的写真。对那些连院士自己也已记不清是哪一位拍摄者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在此对当初的摄影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毕竟他们当初的努力与我们现今的努力都是为了展现院士的风采、积累人类的科学文化。
应该说，院士怎样做人、怎样做事及他们所走过的人生之路对当今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读者)树立科学精神、学习科学方法、培育创新思想，无疑都会有启示作用。特别是鉴于眼下不少青少年有追影星、追歌星、追球里的热情，却唯独不追“科星”的现状，推出《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以配合不少学校开展的选修课或从事相关演讲与征文等活动，相信也会有些借鉴作用。当然，我们无意要青少年都去追“科星”。社会期望青少年都能成才，但并不希望(事实上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科学家。院士们大写人的风采，值得整个社会敬重并褒扬，留下他们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心路历程和思想风貌的图文资料，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对提高社会培育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风气，无疑也是一种有益的努力。这也让我们想起80年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极有见地的表述：“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也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所成。”
在成书的过程中，王梓坤、李大潜、李政道、朱能鸿、严东生、吴孟超、谷超豪、林元培、范滇元、龚岳亭、曾溢滔、薛永祺等院士(文章按院士姓氏笔画排序)都给予鼎力支持，接受采访，提供资料，配合摄影，初稿完成后拨冗仔细审改和确认。对第一版文稿成书时已谢世的张香桐、钱伟长、谈家桢和谢希德院士，本书所收入的文章是笔者将多年前曾发表过的文稿予以整理、修改并集成的，当年发表的零星片段也都是经过他们审改和确认的。在此，对他们的劳动表示由衷感谢。本书第一版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的2014年，由中国科协推荐，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评为“2014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这不仅是作者的荣誉，更是院士们的荣誉。本次出版前曾对第一版作了较大的修订，充分尊重院士的建议，对一些科学史实和人文精神作了更深的开掘。
在此，我们还要感谢院士的家属、秘书、同事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尤其是胡和生、严燕来、刘随意、吴月明、钟毅萱、朱建坤、宋亦熊、侯艺兵、王国棵、姚欢远等各位，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两本小册子也是难以完成的。
方正怡 方鸿辉
2017年2月
学生时代谈到科学家（尤其是大科学家），总不免产生一些误解，因为曾读到过牛顿将手表投入锅里煮、陈景润走路都在思考以至撞上电线杆等“怪事”，以为科学家就是一群性格怪僻、行为怪诞的“怪人”。一提到科学家，眼前也总会浮现出白发怒张、额头有深深皱纹的爱因斯坦沉思的形象。
科学家真是这样的吗？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着手策划并编辑《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起，笔者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起科学大家来。这20多年，随着不断地与两院院士等大科学家的频繁接触，相继编辑推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严济慈文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画册》《百年科技回顾与展望》《中国科学技术前沿》《新世纪的嘱托》《转基因动物与医药产业》《院士怎样读书》《科学人生》《科学的道路》《探索脑科学的英才》《肝胆相照——吴孟超传》《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杨福家院士的科学与人文思考》以及“科苑撷英”丛书等，并且于1998年起受《上海画报》主编委托，在画报上开设了“名人自述”专栏，为力争每期能介绍一位两院院士的科学人生，我先后得到邓明、方正怡的配合，走访了不少院士，聆听他们的人生故事，拍摄他们的英姿与风采。这一系列工作，让我们跟科学家，尤其是跟不少两院院士交上了朋友，也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洞悉了院士坎坷的成才之路，怎样做人与做事的人生之路。
院士并非都是天才少年
两院院士是中国科学技术界最高的学术称号，他们的学术水准代表了当今中国科学与技术的水准。对于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群体，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都是由天才少年成长起来的，也有人以为他们都出自书香门第，或祖传家学或由名师带教而成的。院士是否都一定有很优越的学习环境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院士中不乏有像蒋锡夔那样出身于有名望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的；也有像钱三强(钱玄同之子)、钱锺韩(钱锺书之堂弟)那样
回首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从30年代的“科学报国”到90年代的“科教兴国”，期间尽管有不少起伏，但觉得有一条主线，即为国民经济发展，为国家的强盛服务，是我毕生的责任和动力。
这是严东生的心声，也是广大院士的心声。
邹承鲁院士是一位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极认真的科学家。数十年来，他同其他院士一起高擎科学道德的大旗，以自己的榜样力量，与违背科学的行为作无情的斗争。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斗士”。早在1957年，34岁的邹承鲁就提出“应该由科学家管理科学院”。在那个年代敢作如此大胆的表述，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啊!
198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
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会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自此，邹承鲁的声名开始从学术领域扩展到公众空间，他将严厉的道德目光投向科学界的学术腐败，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学术界家丑，批判不良学风。什么“基因皇后”、什么“功能无限”的核酸……都在邹承鲁的质疑下露出“马脚”。
他曾直面一系列可笑的潜规则，大声疾呼：
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得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霸道，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
难怪不少正直的科学家会说，在讨论中国社会学术界不良风气时，邹承鲁这些人的存在，就说明中国科学界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这些院士正气凛然，捍卫科学尊严、维护科学道德，令人敬重。
说实在的，作为普通人，院士很平凡；作为科学家，院士不平凡。因为，院士毕竟是大写的人——这是我们与科学家交往中最深的感受。
本文末尾提供了一份由我们整理的(经过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专家审核)“中国院士亲属关系表”，旨在对人才学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研究上的便利。
本文权充《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之“序”。
(本文原载于《科学生活》2003年8月号，2004年第4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同年4月8日至13日香港《文汇报》分六天连载。这次对文字做了部分修改)
方正怡、方鸿辉著的《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上)(精)》是一部基于采访笔记和摄影图片整理而成的8位院士的深度报道。通过讲述院士们鲜为人知的学术经历和人生故事，让读者了解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如何造福于人类的。突出院士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认真执著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记录了他们各自怀揣的科学梦以及怎样为圆梦而不懈努力的科学脚步。
方正怡、方鸿辉著的《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上)(精)》以动人的故事、朴实的文风、优美的图片和较强的可读性来普及科学知识，并力图揭示知识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以突出院士做人与做事的认真执著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记录了他们各自怀揣的科学梦以及怎样为圆梦而不懈努力的科学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