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入北京大学农学院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学习一年后，董玉琛感觉到有些课程不合自己的志愿。另外，她通过何钊了解到，当时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薄弱。恰好当时北京大学农学院招考编级生，董玉琛经过再三考虑后，准备和何钊一起转到农学院。1945年9月，正值国民政府接收北京大学，管理比较混乱，董玉琛和何钊借机转入农学院，董玉琛进入农艺系，何钊进入了农业经济系。在转入农学院农艺系后，董玉琛觉得农艺系的许多课程都令她满意，如有机化学、植物生理等课程都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在刻苦学习，保证学习成绩的前提下，董玉琛又积极参与到农学院的革命活动中。
1945年9月26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处理办法案》《收复区中等学校教职员甄审办法案》和《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要求对收复区的教职员工、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伪学生”，一律进行甄审和训练。由此，开始了一场对收复区各类大中学校教职员和学生进行特别审查的“教育甄审”运动。国民党打着清除奴化教育影响的旗号，意图通过“教育甄审”来审查日伪统治区教员和学生的政治立场，并借机清除学校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首先解散京沪一带国立高校，致使该地学生一时间失学，引发了学生争取读书权利和反对歧视的“反甄审”运动。从11月份开始，“反甄审”运动在京、沪、平、津等地相继展开。在北平，“地下党抓住战机，组成了反甄审党团……组织领导了反甄审运动”。反甄审党团是一个秘密的领导核心，以北大、师大校友会为依托，组建了“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校友联合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董玉琛和何钊在北京大学农学院积极开展“反甄审”斗争。董玉琛不但参加“反甄审”罢课，还组织成立“耕耘壁社”，出版壁报，团结群众，并介绍同学去解放区。据何钊回忆，“当时在学校里参加革命活动，董玉琛是很积极的，很无私的”。校友联合会建立后，他们通过个别串联的方式，广泛联系校友、利用进步刊物进行宣传。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友联合会出版了《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会刊》宣传反甄审观点，在北平散发，并寄往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扩大影响。“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校友联合会”先后召开了四次反甄审大会，并开展了游行示威活动。1945年10月，“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校友联合会”发出《给收复区全体青年同学的一封信》，号召学生团结起来争取读书权利，非到当局撤销甄审办法不止。在各地学生的斗争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退让，一再修改教育甄审的规定，最后甄审也不了了之，学生取得了“反甄审”运动的胜利。
在何钊和董玉琛参加的“反甄审”斗争中，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国民党对学生的“甄审”中，有一项是体检。当时董玉琛和何钊都十分忐忑，担心暴露身份，国民党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将她们清除出校。她们提心吊胆地来到了体检处，惊喜地发现给她们体检的大夫正是组织上的～位领导人（他的公开身份是医生）。于是，她们有惊无险地通过了体检，继续留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学习和开展革命工作。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进占中国东北。但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为与英美争霸，一再拖延撤军。国民政府多次交涉未果，致使半年后东北地区仍然没有为中国政府所接收，人民群众对国民政府不满的情绪累日积压。1946年1月，国民政府派往东北接收抚顺煤矿的地矿专家张莘夫等人，被不明身份武装人员杀害。“张莘夫事件”发生后不久，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将秘密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议》公布于世，更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1946年2月开始，以“张莘夫事件”为导火索，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苏示威大游行。1946年2月22日，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二十多所学校的两万多学生、教工游行抗议苏联，要求苏联依照约定从东北撤军。2月24日之后，反苏运动蔓延至全国，上海、北平、武汉、南昌、贵阳、台湾等地举行了不同程度的游行示威。
1946年2月26日，北平大中小学生三万余人举行大游行，北平学生联合会分别通电美苏英三国元首。对“苏联侵略东北之日益积极”及“破坏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领土及主权完整”表示强烈抗议。北京大学也组织学生参与此次“反苏大游行”。由于当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董玉琛和何钊接收不到组织的指示，对于是否参加这次游行，她们进行了细致地分析。据何钊回忆，当时她们认为这次“反苏大游行”是由北京大学反动势力组织，她们的真实意愿是不参加，但如果不参加就会暴露身份。最后她们决定根据情况灵活应对，如果同班的女同学参加游行的人少，她们就不参加。若大多数女同学都参加，她们为了防止暴露身份就只能参加。结果，北京大学农学院大部分女同学都准备参加这次反苏大游行，她们便也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中。在中国民众反苏运动和国际压力下，苏联最终在1946年5月3日全部从东北撤出。1946年的“反苏大游行”是一场没有党派发动的，完全自发的民众爱国运动。后来，何钊与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向组织汇报，她们的做法得到了组织的肯定。董玉琛在与何钊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对旧社会的各种腐败事情感到不满，对被压迫者十分同情。通过同学介绍和阅读革命书籍，觉得中国共产党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剥削和压迫等政策正符合她对理想社会的设想。她看到身边的共产党员作风正派、待人诚恳，特别是共产党员在各种斗争和工作中“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精神感染了她。董玉琛便暗下决心要向共产党员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1945年12月12日，在何钊和李龙的介绍下，董玉琛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46年3月12日，董玉琛通过了组织的考察，顺利转为正式党员。1953年，董玉琛在回忆当时入党动机时写道：“当时看到八路军共产党坚持抗日，解放区讲民主，讲平等，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腐败堕落，社会上贫富悬殊，尽是欺诈压迫，而解放区军民一家，上级下级相互爱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统治，他们主张的社会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的社会，我所见到的共产党员作风正派，待人热诚，我愿意和他们一起为实现这样的社会而奋斗，因而加入了共产党，这是我当时入党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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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我博士毕业刚参加工作，还在为将来的学术研究方向迷茫和彷徨，在机缘巧合之下，有幸参与了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承接的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董玉琛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项目。刚接到项目时，我有所畏缩，并非为“存史”之繁重，而为“立传”之不易。一则，董玉琛院士已仙逝，我作为一名刚毕业新入职的后辈，未曾与董院士谋面；二则，我本人对种质资源学科也知之甚少。当课题组初定由我主笔时，我惶恐不已。幸好课题组成员中除我以外，均为董院士的同事或学生，对董院士生前从事的作物种质资源工作非常熟悉，且与董院士交往密切，感情深厚。在课题组诸位老师的信任、鼓励和支持下，我接下了任务。随后，采集小组成员多方收集史料，梳理董院士学术成长的历程，起草提纲，反复修改研究报告，历时两年半，最终完成了本传记。
学术传记，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要以学术成长经历为主要内容，依据所采集的史料，“准确、清晰、完整地描述传主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师承关系，以及对其后学术风格、科学成就产生深刻影响的工作环境、学术交往中关键人物、重大事件和重要节点，勾勒其学术思想、观点和理念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并提炼总结其学术成长的特点及重要影响因素”。采集史料是撰写学术传记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拥有了传主学术成长的丰富史料，才能准确真实地论述传主的学术成长经历，才能做到论从史出，评价公允，总结到位。因此，课题组成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多方采集董玉琛院士的学术成长史料，在董玉琛院士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单位的档案馆、图书馆等地留下了我们忙碌的身影。通过不断的寻访和搜集，我们采集了档案、照片、论文、著作、传记、证书、音频、视频、图纸、信件、手稿等十多类的史料，为撰写学术传记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为了传记的写作，我们首先按照年代顺序撰写了董玉琛院士学术成长的资料长编和大事年表。面对如此多的史料，如何有效对其进行组织，并将董玉琛院士学术生涯与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发展结合起来，展现出董玉琛院士在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这是我们开始撰写传记提纲时，所遇到的第一大问题。课题组成员多次开会讨论，几易其稿，最终确定在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下，以董玉琛院士学术成长的时间为纵轴，以董玉琛院士在作物种质资源领域所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为横轴的方式谋篇布局。传记的纵向论述重在梳理出董玉琛院士学术成长的关键节点和重要事件，横向则以突显董玉琛院士的学术成就以及为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发展所作贡献为重点。可以说，董玉琛院士的学术生涯伴随着我国现代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创建、挫折、恢复重建和大发展的历史进程。董玉琛院士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为了传记行文风格和逻辑的统一，由我作为传记的主笔。而为了保证传记中对董玉琛院士学术研究和学科贡献论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我们根据课题组成员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分配了各人所负责审阅和修改的章节。然而，在传记初稿完成后，我们依然觉得传记难以表现出董玉琛院士的丰富性和饱满性，更奢谈“传神”。因此，我们又向董玉琛院士的家属及学生发出倡议，让他们每人撰写一篇怀念董玉琛院士的文章，附在传记之后，以从不同视角来呈现董玉琛院士的多个侧面，弥补传记正文的不足。
寒来暑往，时光飞逝。在课题组成员的集体努力下，传记终于完成。于我而言，在采集工作中所收获的感动和所受到的精神洗礼，已成为我再次启程的巨大财富。这本传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聚了课题组所有成员的心血和精力。课题由董玉琛院士的学生、中国工程院刘旭院士牵头总体设计、协调课题主要活动、并对采集材料和传记进行审阅；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万建民所长和张保明书记担任课题副组长，为采集工作在作物科学研究所的开展进行协调；作物科学研究所人事处的杨建仓处长组织采集小组开展具体工作、负责人事档案资料收集和日常联络，并承担了传记第十章的审阅和修改工作；贾继增研究员负责年表和资料长编的审阅；景蕊莲研究员负责联系董院士的学生并审阅修改了传记的第一至第七章；郑殿升研究员负责传记全文的审阅和修改，李立会研究员审阅和修改了传记的第九章；杨克理研究员参与口述访谈、音视频的采集；张学勇研究员审阅和修改了传记的第八章；孔秀英研究员参与了学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李秀全高级实验师参与了口述访谈、音视频资料的采集等工作；李平负责档案资料的收集、并负责采集资料的编目、归档和整理，并参与了多次口述访谈；董珊珊将采集到的所有照片进行扫描、整理和编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王雯玥负责口述访谈资料、音视频资料、电子资料的采集与整理工作；沈光华和田贵义负责访谈摄制录像；李胜琳和李舒凡两位老师完成了部分资料长编的起草。特别感谢董玉琛院士的丈夫胡含研究员以及女儿胡源女士，在资料采集过程和传记撰写中的理解和帮助。
感谢在采集过程中提供过帮助和支持的所有单位和个人。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北京教育研修院附属中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为我们开展资料采集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感谢庄巧生院士、李振声院士、何钊、钱曼懋、林野、刘炳林、卢少源、毕桓武、牛若峰、黄佩民、江朝余、李振肃、周荣华、娄希祉、张树榛、吴景锋、刘俊秀等董玉琛院士生前同事、亲属、好友和学生接受访谈，并提供了诸多重要资料。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在资料采集和传记撰写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由于主笔者学识浅陋，传记中难免有纰漏之处，还请方家指正。是以为记。
《种质资源总是情——董玉琛传》属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本书是通过董玉琛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的辛勤采集工作，并精心编写而成的。
董玉琛院士是我的导师，她是成果丰硕的作物种质资源学家，也是一位慈母般的好老师。正是在董老师的指引下，我迈入了作物种质资源的殿堂，并逐渐成长为一名作物种质资源学者。在学术上，她是我的导师；在工作上，是我的领导；在生活上，则如同我的母亲。董玉琛院士的学术传记即将出版，我想从她对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贡献和对我学术成长的影响两方面来怀念董老师，并以此为序。
董玉琛院士是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她坚持不懈，从一而终地奉献智慧和才能，推动了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仅处于萌芽阶段，将作物种质资源称为“原始材料”。当时苏联和美国的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开展得较好。尤其是苏联，在著名植物学家瓦维洛夫的领导下，系统地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已形成，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1959年，董玉琛在苏联哈尔科夫农学院（今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农业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答辩后，自费赴瓦维洛夫创建的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今瓦维洛夫全俄植物栽培科学研究所），系统地学习了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利用和研究的方法。从苏联归国后，她提出将“原始材料”改成“品种资源”，并推动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品种资源研究室的建立，并组织协调全国作物品种资源的研究工作，为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创建打下坚实基础。正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创建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作物种质资源研究遭受严重挫折。就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她仍搜集和笔录有关文献资料，并做了一些可行的科研，为将来学科恢复蓄力。
阳光总在风雨后，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得到恢复，她积极推动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机构的恢复重建，参与全国作物种质资源工作体系和国家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体系的创建，为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持续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大发展阶段，她不畏艰险，亲自带队进行了云南麦类品种资源、新疆小麦种质资源和中国北方小麦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的考察和收集；主持制定了全国作物种质资源繁种和入库的技术路线，完成了30余万份作物种质资源的编目、繁种和入库。在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上，取得一系列世界性的重大突破。她带领研究组的同事和研究生发现了能够使小麦属间杂种染色体自然加倍的种质，并利用这些种质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了钩刺山羊草一波斯小麦和普通小麦一东方山羊草两种双二倍体。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实现了小麦与冰草属、新麦草属和旱麦草属的杂交，并形成了一套远缘杂交的技术路线。她带领研究团队首次制定了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技术规范，构建了我国普通小麦核心种质和微核心种质，明确了我国小麦遗传多样性的中心。在董玉琛院士主持（或参与）的研究项目中，共获得近十个国家、省部级的科技进步奖励，其中有一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集体），二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编出版专著七部，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我有幸迈入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殿堂，获得一些成就，并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是深受董老师的影响。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导师是戴松恩院士，由于戴先生身体原因，便由董老师指导我，并选择了关于新疆小麦与波兰小麦、硬粒小麦和普通小麦杂交课题，主要研究新疆小麦和其它小麦杂交F1染色体配对的情况。在我的论文初稿中，我并没有从中发现规律。只是把染色体配对的情况写出来了。董老师看完后就说“你看看，在配对方面，最好的是新疆小麦和波兰小麦，说明它们亲缘关系比较近”。经过董老师的提醒，我重新梳理了实验数据，果然发现了新疆小麦和波兰小麦无论形态性状：还是染色体配对情况都很近，由此我在论文中提出了新疆小麦在系统发育中可能有波兰小麦参与的观点。这也是我硕士论文的一个主要发现。董老师善于从现象中细心分析而发现规律，这一品质对我触动很大。我意识到这需要渊博的知识做基础，所以促使我更加广泛地阅读专业书籍，更加深刻地去理解专业知识。我觉得这是董老师在我硕士研究生尚未毕业时，对我最大的影响。这对我以后科研业务能力的提升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1984年，我硕士毕业后，在董老师的建议下，到了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报到。从此，我跟随董老师开展小麦及其近缘植物的研究工作。后来，我在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做行政管理工作，董老师又特别嘱咐我“管理工作可以做，但是科研工作才是我们的本底，如果离开了科研工作，你管理工作也做不好，一定要抓住科研工作。”1994年我在董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董老师为了让我专心科研，推荐我去美国大学开展合作研究。1996—1997年，我暂时从行政事务中脱离出来，专心在美国开展实验和研究。由此，我在科研业务上前进了很大的一步，无论从科研视野和方法、还是理论的提升上，都前进了很大的一步。这是董老师在我学业中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对我以后的科研非常关键。
董老师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学科前沿和发展方向把握得非常准确。2001年，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科研业务更多了，我便向董老师请教，以后作物种质资源的科研应该如何开展。董老师说：“我在五六年前曾提出要对起源于中国的作物进行系统地研究，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工作？我助你一臂之力。”我很感动，便向农业部申请项目，在董老师的帮助下，组织全国专家，编辑了《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丛书（共11卷）。这一套书是在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本底基础上写成的，详细分析了中国所有作物的历史、在分类上的地位，以及系统发育和生产上的作用。这是世界上首次出版的一套最完整的中国农作物本底种质资源丛书。董老师在世时，已经出版了6卷，很遗憾她没有看到整套丛书的全部出版。这是董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在董老师的支持和作物种质资源队伍的托举下，我于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时，董老师又一次为我指点未来。对我主要讲述了她对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关注与设想，希望我能接过重任，与大家一起推进全国种质资源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并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战略性建议。这次为我在一段时间的科研定位及战略构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董玉琛院士2011年逝世，但是她为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留下了宝贵的科研财富和精神财富。她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学术品质深深地影响了我。她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激励着我，将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继续发展壮大，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希望通过这部传记，来铭记和传承董老师的学术风范，激励更多学者在科研领域奋发图强，勇攀高峰，为我们祖国的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旭
中国工程院院士
董玉琛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领域辛勤工作60余年，是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董玉琛以作物种质资源为研究事业，参加推动成立了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第一个专门研究机构——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并参与创建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主持建设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体系，改进和完善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的工作体系，编制了作物种质资源的技术规程，为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及工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董玉琛在小麦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就。
董玉琛院士是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新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的亲历者。
谭光万、郑殿升、刘旭著的《种质资源总是情：董玉琛传》向读者系统呈现了董玉琛院士的学术成长过程与思想脉络。对董玉琛一生的学术成长、学术成就、学术贡献进行了全方位的采集整理，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和国家科技政策及科技战略均有较大的参考研究价值。
董玉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作物学会荣誉理事长；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学会荣誉理事长。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之一。 在1959年提出“品种资源”一词， 同年冬天，在全国作物育种科学大会上首次提出我国作物品种资源工作的任务，使全国收集起来的约20万份作物种质资源得以基本保存下来。
谭光万、郑殿升、刘旭著的《种质资源总是情：董玉琛传》以翔实、客观、生动的笔触，记录了董玉琛波澜壮阔、爱国奉献、成就卓著的一生，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放眼全球、前瞻未来的胆识谋略，激励和感召后人以先生为榜样，投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