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与现代文化》一书概括了诸子百家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哲学性认识，努力探索先秦诸子学说中规律性的见解，一分为二地评介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介绍了诸子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建功立业的方略。该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集中反映了人生哲理与智慧的结晶，对于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和思想文化素质有重要意义。

法家的治国之术为历代统治者所推行，其中必有其合理因素，法家思想及法家精神中必有其精华。这些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其糟粕部分，对于我们提高认识，进一步肃清封建流毒，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也并非毫无益处。

总序／张岱年

序言 法家的再评价

第一章 法家概述

 一 法家的缘起

 二 法家产生的社会背景

1．法家生活的时代

2．法家与成文法运动

 三 法家代表人物及其派系

1．法家的先驱

2．法家代表人物

3．法家的派系

 四 法家的变法实践及其成果

1．法家的变法实践

2．法家与成文法的形成、发展

3．法家的著作

 五 法家的历史地位与历史遗产

第二章 法家思想概述

 一 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征 

 二 法家思想的理论基础 

1．法家的历史观与变法论

2．法家的人性论

 三 法家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 

1．法律的定义及其本质

2．法律的起源

3．法律的作用

 四 法家的“法治”思想 

1．法家的“法治”说

2．法家的“势治”说

3．法家的“术治”说

4．法家推行“法治”的方法

 五 法家的立法、司法、刑罚论

1．法家的立法论

2．法家的司法论

3．法家的刑罚观及犯罪预防论

2．法家思想与儒、墨、道、名诸家的关系

 六 法家思想与诸子百家的关系

1．法家思想与名辩思潮

 七 齐法家与晋法家的关系

1．晋法家与齐法家思想的异同

2．法家思想与地域文化

 八 法家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第三章 法家精神述要

 一 尊君与尚法

 二 公法与私情

 三 公端之心与明法审令

 四 不避权贵与刑无等级

 五 法随时变与移风易俗

第四章 法家精神与封建法制

 一 法家精神与集权政治

 二 法家精神与历代变法

 三 法家精神与历代律典

 四 法家精神与历代酷吏

 五 法家精神与严于吏治

 六 法家精神与律学传统

 七 法家精神与法律教育

 八 法家精神与法律艺术

 九 法家精神与历代清官

 十 法家精神与罪刑法定

第五章 法家法律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

 一 对待法家法律文化遗产的态度

 二 法家法律文化遗产的分类

1．先秦法家法律文化的良性遗产

2．先秦法家法律文化的劣性遗产

3．先秦法家法律文化的中性遗产

后记

“法家”一词，作为学术派别意义上的概念，最早由西汉初期的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在其《论六家要旨》一文(《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在这篇论文中，司马谈第一次总结了当时流行的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先秦时期的各派学说，并称之为“六家”，分别就各学派思想的特征、得失，作出了概括性的阐述和评论。关于法家，其云：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关于法家的缘起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东汉史学家班固最早提出：法家出于理官。《汉书·艺文志》云：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理官”多见于春秋战国文献。如：

《左传·昭公十四年》：“叔鱼摄理。”

《管子·小匡》：“弦子旗为理。”

《吕氏春秋·孟秋》：“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

郑玄注《礼记·月令》“命理瞻伤”：“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可见，“理官”是专职司法官，但常设于春秋战国时期。

三国曹魏的刘劭却在其《人物志·流业篇》中说：“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这种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近人章太炎则认为法家起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其《检论·原法》主张：“著书定律为法家，”而李悝就是“著书定律”的第一人。

以上前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失之偏颇。

法家并不等同于理官，但二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春秋时期，不仅出现了专职的司法官，而且还有关于执法、司刑、治狱的工作程序、专门知识与法律艺术。不过，当时还没有产生学术派别意义上的“法家”。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春秋时期理官的出现的确为法家学说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法家以重“刑”而著称于世，“刑”在春秋以前就存在。这些“刑”大多被法家所继承，其中包括理官对“刑”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理官的出现就不可能突然产生法家学派。

春秋中后期，各个诸侯国相继出现了一大批重视法律、“以法治国”的政治家，如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与邓析，晋国的赵盾、范武子与赵鞅等。他们大都参与国政，执掌国柄，程度不同地实施了国内的政治改革，并为后世留下了可资楷模的法制，如“管仲之法”、“夷蒐之法”、“士会之法”、“刑鼎”、“刑书”以及“竹刑”之类。虽然他们曾经参与大量的立法、司法活动，远非“理官”所能比拟，但是其业绩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孟子·告子下》所说的“入则无法家拂士”之“法家”指的就是这些人，并非后来“法家”这个学术派别，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还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理论。但是，他们的立法、司法实践活动，为法家学说的创立提供了前提和依据。法家后来尊这些人为先驱，也正好说明了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

可见，“法家”既非“出于理官”，又非“以辅礼制”为宗者，更不能等同于“法吏”、“律家”、“刑官”。

战国时期，主张“法治”的呼声日渐高涨。其中主要有两类人：一是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一是在野的学者、知识分子。这两类人常常是互相转化，以重法、言刑而著称，所以时人往往称之为“刑法之士”、“法律之士”、“法术之士”、“法士”等。他们都主张“以法治国”。因此，司马谈把他们作为一个学术派别。

“法家”学派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产物，法家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春秋末期的管仲、子产、邓析，但是法家学派的真正形成是由李悝完成的。《汉书·艺文志》法家类，首列《李子》32篇，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可见，班固是将李悝作为法家学派的始祖。史载，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他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立法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完成了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至此，法家思想才初步形成体系，法家才成为一个学派。

P4-6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当时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学术文化高度发展。正如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一样，先秦诸子学说是中国二千年来思想发展的源泉。

儒家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成就，整理了从古传下来的历史文献，重视人伦道德，为两汉以后的文化教育传统奠定了基础。儒家所传授的《周易经传》更是富于深刻的智慧，为后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渊奥的源泉。道家富于批判精神，揭示了文化发展中出现的偏失，要求回到自然，对于自然的奥秘有较深的体会。墨家追求“国家人民百姓之利”，富于牺牲精神，对于自然科学与名辩之学有较高的贡献。法家强调变革，主张以法治国，虽然其所谓法是专制主义的法，但是肯定法治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兵家的军事著作更是闪耀着符合实际的智慧。诸子学说既包含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糟粕，也含有符合客观实际、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精华，在今天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深入考察现代实际，发扬创造性的思维的同时，研读诸子学说，仍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了解诸子之学中的深切智慧，也可以增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朱耀廷同志主编《诸子百家与现代文化》，邀请我写一篇序文，于是略述研究诸子学说的意义以为之序。

张岱年

1997年8月于北京大学

应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朱耀廷先生之邀，我们写作了《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一书。

在多年的法律史教学及法律文化研究中，我们感到，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法家思想的研究很不深入，尤其是关于法家的法思想。这种状况与儒学、道家思想研究之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法家思想所处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即所谓“外儒内法”、“明倡儒经，暗行法术”)颇不相称。法家“以法治国”、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在历史上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史家所称道。法家的治国之术为历代统治者所推行，其中必有其合理因素，法家思想及法家精神中必有其精华。这些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其糟粕部分，对于我们提高认识，进一步肃清封建流毒，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也并非毫无益处。

由于水平所限，敬请海内外读者批评指正。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抛砖引玉，并愿意同大家一起将法家思想的研究推向深入。

本书是合作作品。武树臣首先拟定了写作大纲，李力提出部分修改补充意见。具体分工如下：

武树臣：序、第一章、第五章。

李力：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全书由武树臣统稿。

送交出版社后，朱耀廷先生审读了全书；责任编辑李晓霖女士审读了本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向朱耀廷先生和李晓霖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

祝贺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

作者

1997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