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文集（第10卷江南小镇下）》为《江南小镇》第五部、第六部，写了作者徐迟1947—1962十六年间的生命历程。“在共和国最初的岁月里”，他如何积极投身于那“火热的生活”，《诗刊》创刊，在他的奇妙创意下，编辑部以一封信而约到毛泽东诗词十八首，使一本原计划印五千册的诗刊，一下子印了五万册，后来又加印仍供不应求。那是些轰轰烈烈的日子，但也充满惊心动魄的运动：土改、“肃反”、“反胡风”、“反右”等等，徐迟在这些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妻子因“下去锻炼”而受到极大精神折磨并致病。晚年的徐迟，在回忆那逝去的“火热”时光时，不免充满了迷惘。他对当年有了不同的新认识，这需要他进行某种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的痛苦和迷惘，使他终于没有完成全部的自传。

徐迟先生的创作跨跃不同的时代，前后绵延达六十多年，且涉猎多个领域，毫不夸张地说，其作品不仅是一部连续的的个人心灵史，而且是一部打开的精神现象学，并由此折射着现当代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历史进程，以及转型期一代知识分子曲折的心路历程；反过来，这些作品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作为精神－语言存在的徐迟，一个饱经沧桑而又始终敞向未来，敏感、好奇、博学、多思、丰富而纯粹的徐迟，一个似乎永远激情充沛，且不失赤子之心的徐迟。这样的徐迟不会随着他肉体的消亡而消亡，恰恰相反，其中蕴含的生命和存在的秘密，正如他笔下曾经感动了一代人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值得我们反复重新认知、品味。

本书为《徐迟文集》第十卷《江南小镇》下册，是一部师法于卢梭《忏悔录》式的回忆录。

第五部（1947—1954）

 第二十八章

173.德馨弄六号故居生活

174.杨光波、谭得先、郑明涛等外地教师请进来教师们又去上海访问幼师和育才学校入夏，晨光级毕业

175.暑假中译《帕尔玛修道院》晓光级、幼光级实行“小先生”制人口普查

176.放映电影出了事，学生上街游行，“砸”镇秘书的家，我主动认错，平息此事

177.借来收音机，听陕北电台，并评论《美国之音》

178.演出话剧《升官图》

 第二十九章

179.台湾之游

180.溪口之旅东山之行

181.日全食的观测于瓶窑赐碧坞

182.译《瓦尔登湖》陶立鹤来沪孙慎来浔

183.创办乡校筵请上海来客王洗截获告密信

184.止弟去解放区

 第三十章

185.沈求我来访训练童声合唱队，举行晚会

186.去震泽回访沈求我，畅叙竟日去上海见李小姐

187.又去上海得她给的确讯，知大军即将渡江，乃作《江南》之诗、又赋《雄师飞渡》之歌

188.大军渡江以后，南浔平静，震泽不安

189.从沈求我日记中，可见情况不好我急去湖州途中，见到解放军已到来，有漫山遍野之势

190.沈求我日记，详细记录了五月二日的南浔解放和五月三日的震泽解放

 第三十一章

191.与沈求我相约，同去北京，我乃乘船去了震泽

192.经苏州、南京，在统战部招待所住下

193.见到止弟身穿解放军军装，已在人民空军工作我参加先农坛“七一”大会，次日又参加全国文代大会并随即得到要我参加国际新闻局工作的通知

194.我搬进南河沿国际新闻局上班后搬到钱粮胡同陈松带孩子迁居北京大姐亦从上海迁来北京

195.开国大典但我忽然患了耳疾，且甚严重做全身麻醉的切除乳突骨手术

196.病后，通知我在《人民中国》半月刊任编辑在国会街工字楼工作，家住银丝沟三子徐建于冬至日出生年底去印刷厂取到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的样书，然则一九五○年的元旦，该刊即可如期出版了以上是我一生的第五个八年的头三年

 第三十二章

197.“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198.在新中国的面前，我是无限欢乐的，但我又有点儿困惑，我一无所有了，又感到彷徨，要从头，从零开始，我赶不上去了，世界变大了，二十世纪是怎么一回事？

199.我在元旦创刊的《人民中国》编辑部编刊物，受命办理“忠诚老实，坦白交代”运动

200.在抗美援朝的一座大山洞里，见到了志愿军的总司令，听到他的叱咤风云的雷电般的声音

 第三十三章

201.参加广西柳州地区柳城的土地改革

202.略述“土改”的过程

203.中国作协组织作家们“下去”，深入生活中

204.我到了鞍钢的大型轧钢厂、八高炉、无缝钢管厂

205.为纪念两位世界文化名人，塞万提斯和惠特曼，写了稿又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当收发组的组长

206.中南区的机械式采访，郑州、洛阳、开封、武汉、黄石

207.又从长沙、汉寿，经洞庭湖，一直线到岳阳楼，才返回北京

第六部（1955—1962）

 第三十四章

208.三场大雪的第一场，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地上

209.在北京，我的家庭，大姐和二姐她们的两家子

210.我的止弟和三姐的两家子

211.《火中的凤凰》的构思

212.《西行气象万千》的采访在云冈石窟和大同煤矿的竖井下

213.在呼和浩特和包头，在包钢的矿山，遇上的白云鄂博的第三场大雪

 第三十五章

214.采访饶阳县的初级社转高级社

215.采访北京市工商业改造成功作家协会的扩大理事会，会后，又一次组织作家们“下去”

216.我到了以世界最新技术建筑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工地上其间陪方纪去武钢

217.又与方纪一起访问了林一山，并到长江中、上游采访乘“民众”号江轮经宜昌，进西陵峡，到秭归

218.仍乘“民众号”，进巫峡、夔峡，经奉节，到重庆

219.又经成都、都江堰，至宜宾而川江，考察了几个未来的大坝的横断面，又回到了重庆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一七三

我的心终于全部地安静下来了。我进入了我生命中的第五个轮回。我已发现，我这人是每过八年，就要换过另外的一种生活的。

自我之出生，至八岁父亲死去，为第一个轮回。我的生活的场景，倏然变换了。

自九岁至十六岁，我读完了高中，这八年为第二个轮回。我的生活又要发生一次极为剧烈的变化了。

十七岁至二十四岁的八年中，我从苏州到北京，又回到苏州，读了两年大学，中间还辍学一年。然后教书两年，当机关小职员三年。那时已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及至抗战军兴，上海“八一三”打了一仗，我文风有所改变。等到上海沦陷以后，不得不出走流亡。直到海船停泊在香港的港湾内为止，为第三个八年，是我的第三个轮回。

自二十五岁至三十二岁，我生活在香港和重庆，到抗战八年，最后胜利。之后，回到上海；接着又回到故乡，重操粉笔生涯，是为第四个轮回。

现在进入第五个轮回了，从三十三岁到四十岁，正好到了生命之中途，好像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地狱篇》里的第一句诗所歌唱的：“方吾生之中途。”他说的是人生七十岁，其中途是在三十五岁上。但我很有可能要活到八十岁去了。然则我的中途，可能要在四十岁的前后了。

这第五部（1947—1954）的八年，正是在我一生的中途，大致已无疑义了。则这第五个八年却是在我生命最重要的转折点上，其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作为一条hard and fast line即鲜明的分界线，它将我一生，划分为两个大不相同的历史阶段。在这一个轮回里，要写的是中国社会革命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因此也是我自身的一个新旧交替，是我自己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十分艰辛、十分困难的历程。

我突然发现我竟没有住在南浔中学的宿舍里，而是经过我妻子的奔走、策划，住到泰安桥与便民桥之间的南栅，微蓝的湖色的市河右岸上，一条长巷，德馨弄六号门牌的一栋二层楼房里。楼下一大厅，一西厢房和楼上的一间东房，我妻子陈松从小就是住在这德馨弄里的。她竟然有办法，租屋回到这条里弄房子里来住，她非常的高兴。大女儿徐律和幼婴徐延，都在这楼上一起住着。

同住的还有沈佩生先生、沈师母（我国早期的产业工人，无产者的“湖丝阿姐”，她的禀赋、神态，一举手、一投足，初认识时，我就觉得她与众不相同的），还有他们的两个女儿沈月琴（中学生）、沈月英（小学生）。他们住在楼上西房。中间房住着两位老阿太，张家里婆婆和陆家里婆婆。楼下的大厅却是没有人用的，差不多就给我一个人占用了。西厢房作了我的书斋，是我写作的地方，放满了我的中、西文书籍。

林黎元给我写了一副对联，那上联是“大云出山，润及万物”，下联是“明月在水，了无点尘”。我很喜欢这副对联。他歌颂的其实正是一个润及万物的伟大诗人毛润之先生，即毛泽东主席。我不知道林黎元写这副对联的用意何在，若然果真是这个意思，那是他的水平很高的表现了。他将它写在一幅已经裱装好的红地飞金、现成的考究的书法卷轴上。他写那上联时，才写了几个字，发现正写的那个字写错了，“啊哟！”叫了一声说，“写错了怎么办？”恰好老校友、园艺家蔡厚生先生也在一起，他只比我低两班，年纪却比我大两岁，他比姚逊则低一班，毕业于一九二九年，是浔中的第三届毕业生。只见他猛向轴卷扑去，就用舌苔舐着那个写错了的字。只舐了几口，就把那字舐得干干净净，一点儿墨迹不留。看得我睁大了眼睛，不胜惊奇。中国传统的造纸手工业真正是了不起！我从来想不到它们可以让人把写错了的字，几口就吃掉了的，真吃得一点儿痕迹不留。这位蔡厚生兄给我增长了不小的知识。林黎元写完了这副对联，我就把它挂上了墙。我暗自心中得意，自然并不说穿它。

这样我每日从德馨弄走出门来，经过正对着便民桥的一条长巷，拐到毓秀桥头，过桥右拐，跨过义仓桥，经过积谷仓的建筑群，走进中学的大门，工作一整天。入晚又从学校回来，顺来时的路，走回德馨弄里，就在那大厅的正中的一张八仙桌前，朝南一坐。

天色这时暗下来了。我的心情非常平静。四周围是几乎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的，寂静到了极点。陈松就给我拿上几盘蔬菜和鱼虾来，还加一壶烫热了的绍兴的“善酿”好酒。

我斟了一小杯黄酒，往往是一人独酌。我喝得不多。我觉得绍兴酒不宜于喝得过多，多了，绍酒的味道就出不来。永远只有第一杯的第一口老酒才是最香，芬芳馥郁，最可口，其味确是最美。不知别人是否有此同感？我喝的善酿可是最好的老酒了。因为同住的沈先生，就在泰安桥底下的庞元泰酱园店里当老板，主要是卖各种各样的花雕，也有茴香豆、豆腐干等等小碟子。他的店里有一坛一坛原装的老酒，沈先生总是不掺一点儿水，给我装好瓶子送到家里来的。很像鲁迅描写的咸亨酒店，他那店就是那副样子，也许我就是当时的寒士孔乙己的灵魂复活。每天傍晚，是我最安静而又思考得最多的时刻。因为周围虽然再安静也没有了，然而我也听到了远方的残酷的战争炮火的声响，炸弹爆裂的声音，肉搏战斗中喊杀的嘶声。我的静静的厅堂正处在混战着的激战中心。我每天从报纸上、刊物上、收音机里了解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消息、政论。投入这场战争的人数已从几百万逐渐地上升到成千万人。我一口一口地饮着好酒，我是要安静地耐心地等待的，等待着最后也许会是需要我的一个时机的到来。

有一个半夜，陈松忽听到一点儿特殊的咝咝的声音，她从床上坐了起来。声音似在微微地移动。她拧亮了煤油灯，下床时，却踩到了一个什么软乎乎的东西，然后它迅速地消失了。这是一条有碗口那么粗的大蛇，但是据说是一条家蛇。陈松是知道这条蛇的。可能是因为它知道她回来了，这家蛇才又出现了一次，是专门回来探望她的呢。不然，为什么我和其他人，竟会谁都没看到它的呢？奇怪的是陈松那么胆小的一个人，这次却一点儿也不害怕不惊慌，反而很喜欢似的。她说：“今天我看见了一条家蛇，我小时候就看见过它的。”

徐延已经半岁多了。我在厅上喝完了酒，吃完了饭，就抱着他，在大厅上四根柱子中间转圈儿，有时一边转着，一边哼着歌子。我哼得最多的是《黄河在咆哮》，是冼星海这个大合唱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孩子就在我的哼哼中睡着了。我把他放在楼上的床里，下楼看我的书，想我的许多事。当年沈调民先生想的是国难、家难、身难，而我想的是国事、校事和自己的事。孩子因为睡得早，到夜半睡醒就要吃饼干。饼干是从上海买来的，确实也好吃。孩子不停地哭着，呻吟着：“饼干！饼干！”直到陈松没得法子了，拿出两块饼干来，塞到他嘴里去为止。吃完他就睡着了。夜就又回到寂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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