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一个存在主义者的革命日记。

作为中国最早译介的马尔罗作品，《征服者》以1925年省港大罢工为背景，着力刻画了革命者加林的形象。加林是瑞士人，他投身革命，是为探求个人存在的价值，摆脱他称之为“荒诞”的东西。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我”是加林的翻译官；以准日记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时间甚至具体到几点钟；以人物对话，交待大事件的推进：读者正是透过人物的电话谈话来零星地了解暴动最初的胜利；新闻报道的手法在文中穿插运用：开始关于上海沦陷的漫长叙述有节奏地错落于两场旨在批准财阀同国民党协定的两场讨论之间，他们为风起云涌的运动焦虑不已：火车南站已经沦陷，市政厅被占领，桥梁、兵营和军火库被封锁，各政府机构被控制，装甲火车被孤立。

这部小说虽然以省港大罢工为背景，但是“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小说体的中国革命编年史，因为它的重点是放在个人与集体行动的关系上的。”

第一部　到达

第二部　权力

第三部　人

“广州宣布总罢工。”

从昨天开始，这则通过无线电接收到的消息就被标成红色，贴在信息栏里。

极目远眺，印度洋浩瀚无垠，船似乎在洋面上静止不动，感觉不到丝毫航速。天空阴云密布，空气湿得像在浴室里。乘客们在甲板上踱步，小心地避免自己离信息栏太远，昨夜的无线电消息很快就会贴出来。每天，收到的消息让发生在远方的悲剧变得越来越具体，并对船上的每个人都构成了威胁。在此之前，广东国民政府的敌意只表现在语言上，突然间，电报内容透露出它已经采取了行动。让人感到震惊的，远不是发生的骚乱、罢工或街头冲突，而是广东国民政府出人意料的强硬立场，要与英方硬碰硬。它已不再浪费口舌，而是直接打击英国人的要害——在中国的财富和特权。在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禁止一切英国货物的买卖，哪怕是中国商人也不允许，他们用这种手段控制了一个又一个市场。香港工人开始捣毁机器。总之，突如其来的总罢工波及了英国在香港的所有商业利益。各报记者们还特别强调，黄埔军校也在采取行动。这一切让船上的乘客突然面临一种完全陌生的战争状态。这场战争由中国南方的无政府势力操控，并有其他方面的力量协助，而船上的人们对这些幕后势力完全不了解。战争的目标是英国在亚洲统治的象征——香港。香港是船坚炮利的大英帝国控制它在亚洲利益的桥头堡。

香港岛，在地图上是个清晰的黑点，扼住了珠江的咽喉。珠江三角洲上延展开的那块灰色就是广州，地图上的虚线显示，它离英国人的辖区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有的乘客几天以来一直在凝视那个小黑点，似乎在期待得到什么启示。他们一开始只是不安，现在则很焦灼，猜测着会有什么后果，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在那个世界上最富庶的三角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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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惊魂未定又见黑云压城，不禁倍感人生的荒诞。作家们被先后卷入反法西斯的时代潮流，同时也在各自探索着人类的命运和生存的意义。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天性乐于冒险的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就在此时崭露头角，登上了法国的历史舞台。

马尔罗从小喜欢冒险，他的第一部小说《纸月》(1920)就描绘了被精灵和魔鬼统治的世界。他对考古情有独钟，22岁时跑进柬埔寨人迹罕至的丛林，想把几座古代雕塑弄到美国去卖钱，结果被抓进大牢，以盗窃文物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幸有纪德、阿拉贡等代为呼吁才得以回到法国。马尔罗一气之下重返印度支那，参加“青年安南”运动，创办《印度支那报》和《锁链中的印度支那》来反抗法国殖民统治。期间他到香港购买印刷设备，正碰上省港大罢工，听说了不少关于中国革命的事情，于是在报纸被迫停刊之后，他就接连写出了三部充满冒险精神的小说：《征服者》(1928)写省港大罢工，《王家大道》(1930)写他的考古历险，《人类的命运》(1933)写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马尔罗的《反回忆录》(1967)中说他只是在1930年与妻子旅行时途经上海，所以显然没有参加过中国革命，当然也就无法塑造出活生生的中国革命者。《征服者》里的革命者大多是外国人，例如加林是瑞士人，鲍罗廷是俄国人。就连恐怖分子洪的领路人雷伯奇也是意大利热那亚人。正因为如此，小说虽然写省港大罢工，却很少具体的罢工或战斗场面，大多是叙述者与加林等人的对话。

法国现当代的小说大多富于哲理，马尔罗写小说也不是为了宣传中国革命，只是以中国革命为框架来颂扬向命运挑战的冒险精神，因此他是否亲临其境并非至关重要。小说中的大量对话不仅是叙述罢工的过程和派别的分歧，更是在探索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哲理。从革命家鲍罗廷到恐怖分子洪，每个人都以冒险为业。加林更是个职业冒险家，他不图名利、视死如归。他要的只是权力，要权力是为了行动，行动是为了征服，征服就是同人类的荒诞性作斗争。他有权力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投身于行动之中，一旦因失去权力或身患重病不能行动的时候，就回到欧洲或者别的地方，或者以后东山再起，或者大不了就是一死。

加林用行动来反对生存的荒诞，正是马尔罗奋斗一生的写照。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在法国募集了20多架飞机，组织了志愿的“马尔罗飞行中队”。他数十次驾机执行轰炸任务，两次负伤，为保卫马德里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授予上校军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尔罗参加了坦克部队，1940年6月受伤被俘，五个月后逃出战俘营到达法国南方。1944年他潜入敌后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因负伤再次被捕，被盟军救出后出任阿尔萨斯一洛林独立旅的指挥官，参加了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在1945年击退了德军对斯特拉斯堡的反攻。这些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使马尔罗成为法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与当时萨特倡导的自由选择和加缪鼓吹的抽象反抗相比，马尔罗用行动反抗荒诞无疑具有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他的小说也同样如此。当时现代派文学开始流行，马尔罗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富有荒诞色彩的现代派小说转向了现实主义小说。当时即使是阿拉贡和马丁·杜加尔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只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法国社会，而马尔罗的《可鄙的时代》(1935)、《希望》(1937)等小说却最为及时地反映了中国、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家里正在发生的革命或战争。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小说本来就寥寥无几，以往的作品通常还只追求红墙绿瓦的异国情调，而马尔罗所写的却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以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为题材的小说。马尔罗虽然没有参加中国革命，但是对中国的国情相当了解，细节描写也比较真实，因此他的小说影响很大，历来被欧美读者作为了解当代中国的窗口。

马尔罗一向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1947年他被首次提名时只有46岁，由于太年轻而被认为可以再等几年，于是让给了年过古稀的纪德。以后他几乎每年都被提名，但往往在就要获奖时却擦肩而过。1957年，年仅44岁加缪在获奖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应该获奖的是马尔罗！”丘吉尔在1953年获奖后引起非议，评委们发誓不再颁奖给政府成员，所以马尔罗虽然在1967年获得最后一次提名，却由于身为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而被否决。等到他在1969年卸任的时候，贝克特和索尔仁尼琴等新一代作家的声望已经如日中天，马尔罗也从此失去了获奖的希望。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1996年11月23日，在他去世20周年的时候，他的遗骸被迁入了巴黎的先贤祠。从古至今遗骸被安放其中的法国作家只有六位：18世纪的伏尔泰和卢梭，19世纪的雨果、大仲马和左拉，20世纪仅有马尔罗一人。这位在文坛和战场上为法兰西鞠躬尽瘁的作家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殊荣。

宁虹女士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成绩斐然。《征服者》中译本文笔流畅、词语简洁，体现了马尔罗小说通俗易懂的精炼风格。我很高兴为她的译本作序，并预祝她有更多的译作问世。

2010年春节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