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奥尼尔是爱尔兰长老会的牧师，1897年首次踏足中国，在其后的四十五年传教生涯中，足迹遍及中国东北各地，期间见证了义和团之乱、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等历史大事，也经历了教会对其融入中国文化的质疑。《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1897-1942)》作者马克·奥尼尔是老奥尼尔之孙，以新闻记者的严谨态度，搜集大量素材，包括爱尔兰长老会的珍贵文献以及奥尼尔家族史资料，通过讲述他祖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向他致敬外，亦以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解构这段在中国历史上充满动荡与变化的时期。

弗雷德里克·奥尼尔是爱尔兰长老会的牧师，1897年首次踏足中国，在其后的四十五年传教生涯中，足迹遍及中国东北各地，期间见证了义和团之乱、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等历史大事，也经历了教会对其融入中国文化的质疑。书中充满细节的描写及观点，至今看来仍是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1897-1942)》作者马克·奥尼尔是老奥尼尔之孙，以新闻记者的严谨态度，搜集大量素材，包括爱尔兰长老会的珍贵文献以及奥尼尔家族史资料，通过讲述他祖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向他致敬外，亦以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解构这段在中国历史上充满动荡与变化的时期。《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1897-1942)》绝不枯燥，既有文化冲突自然生发之笑料令人莞尔，也有无私奉献自我牺牲之大爱令人钦佩。

前言 百年往事中国缘

第一章 从贝尔法斯特到东北

第二章 苦难与灾祸

第三章 荣耀之光

第四章 教会与社会同步发展的黄金十年

第五章 在日本的茶毒和精神控制之下

第六章 战争

第七章 回归爱尔兰，回归中国

第八章 复活

鸣谢

莫里森突破艰难险恶屏障的传奇，从另一面显现了中国政府对西方文化的敌视态度。不只中国，当时的朝鲜、日本也一样，官方把传教士视为威胁，相比之下，外国商人倒是在一定范围内被容许存在的。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朝廷对商人有好感，而是因为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即便如此，外国人经商行为和活动区域也受到严苛的管制。基督教更是被当作洪水猛兽，因为它竟然将上帝凌驾于皇帝之上，挑战了皇朝的社会规范，也挑战了传统儒家文化。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者不允许在道德伦理标准的说教方面出现竞争者。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社会上层人物，均支持官方立场，他们也将基督宗教视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威胁。尤其在西方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传教士在中国人眼里和外国军队一样，是西方用来侵略中国的工具。

直到1858年，西方传教士终于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自由。当时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分别和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统称《天津条约》，条约首次规定了传教士的传教自由。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又签订了《北京条约》，重申了天津条约的效力，并认可基督徒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包括拥有房产和传播福音的权利。在这两份条约的保障之下，之后的90年里，基督教的福音如同洪水一般涌入中国各地，爱尔兰长老会也参与其中。

表面上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条约，但依靠侵略战争获得的传教权，对于真正的宗教发展来讲如同一剂慢性毒药。通过战后条约，英国强迫中国承认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看上去基督教似乎是“搭着鸦片的车”进入中国的。战争中，英法军队杀死了数万中国人，死者中既有军人也有平民。英法联军还抢劫并烧毁了当时清朝皇室华美绝伦的园林——圆明园，焚后的废墟保留至今，它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像2003年9月11日遇袭后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废墟对美国人的意义一样。经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心理升级为仇恨，后续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消除。许多中国人认为西方列强凭借洋枪洋炮敲开中国的大门，然后一手拿着鸦片，一手拿着《圣经》，不但攫取中国的财富，还侵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回顾当年的历史背景，也许那时真的不是在中国普及基督教的良机，不过各西方教会纷纷迫不及待地饮下了这盛在高脚杯里的甘甜毒酒，最终的恶果在义和团之乱中才彻底显露，那是后话了。

詹姆斯·哈德逊·泰勒(Jarues Hladson Taylor)可以算是19世纪英国教会进入中国最有名的传教士了。他于1854年来中国传教，1865年创办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1905年在中国去世。他这样阐述中国内地会的宗旨：“它是因应中国的紧迫需要和热切渴求而建立的，在耶稣基督的爱和期待的推动之下，我们自当顺从他的命令，去完成传福音给万民的使命。中国内地会的目标，是在上帝的佑助之下，带给中国人救赎之道和耶稣基督的爱，为达成此目标，我们将深入中国内陆地区开展巡回传教。”该教会向中国派出了超过千名传教士，在中国兴办了125所学校，在五百多名本地人的帮助下，在18个省建立了三百多个传教站，发展了一万八千多名中国教徒。

泰勒在1854年3月到达上海，在市郊开展旅行传教。为了方便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他剃去前额的头发，留出长辫，穿上中国人的衣服。泰勒可以用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和宁波话传教。他将毕生精力用于在中国传教，以及为中国内地会四处奔走寻求支持。1900年，58位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连同他们的孩子一起，被义和团杀死。1905年6月3日，第十一次来中国的泰勒在他长沙的家中去世，与他的妻子一起葬在江苏镇江。泰勒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教组织，在他的事迹鼓舞下，西方越来越多外国传教士奔赴海外传教。对于19世纪的中国来说，他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5位外国人之一。奇特的一点是，泰勒竟然并非牧师，只是普通的信徒。支撑他和他的教会的核心是基督精神，而非身份或教派。P35-37

1986年，北京的早春，令人怀念。我坐在路透社驻京办事处的桌前，泡上一杯茶，抖开当天《人民日报》，学习中央最新指示和精神。操持着这套机关干部的晨间标准流程的，是我这么个大鼻子蓝眼睛的洋记者。

忽然一篇有关“外国人”的消息吸引了我：新一批240个市县向外国人开放，允许外国人进入。一眼扫过长长的表格，那个神往已久的地名跳了出来，令我心头一震。就在那一刻，这个对英国人来说、甚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陌生的地名，她触发了我灵魂中蛰伏的宿命，因为她，我才会有此生的中国缘。我仿佛听到祖父在耳边低语，告诉我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就是为了翻开这天的《人民日报》，看到她的名字——法库。

法库位于辽宁省北部，离她最近的“大城市”是约50公里外的铁岭。我的祖父弗雷德里克·奥尼尔(Frederick O'Neill)，把他的大半生给了法库：他从1897年(那年毛主席才4岁)就到了那里，直到1942年(那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离开。这45年里，他作为爱尔兰长老会的传教士，长期在法库传教——在清朝末期，皇权风雨飘摇、中国屡受列强欺辱的时候，他和中国百姓在一起；在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时期，奉系张大帅、少帅坐镇沈阳的时候，他和中国百姓在一起；在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扶持伪满政权上台的时候，他和中国百姓在一起，一直坚守到最后，于1942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驱逐。

由于祖父的定居，我父亲出生在法库，6岁后回英国接受教育，如果你那时遇见他，会看到一个满口东北话的黄毛白皮肤小孩。如今我父亲把汉语几乎忘光了，但还记得一个词——饺子。我从小就听他讲：天下最美味的食品是“jiaozi”，不用刀叉，是用两根“棍子”吃的。  真的是缘吗？我生命中与中国相关的所有一切都被点亮，犹如一排路灯曲曲折折延伸向远方，为我指引人生。祖父写过三本有关中国的书，对我有深远影响。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曼彻斯特一家电视台做调查员，当时的曼彻斯特已有不少大规模的华人社区，穿行其间，我莫名有种亲切感。1975年，我谋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工作机会。当时北爱独立运动风头正盛，武装冲突甚至发展成游击战，因此不少同事出于安全顾虑想调离那里，却正中我下怀：除了有机会报道大新闻，贝尔法斯特是祖父的故乡，也是他所加入的长老会的总部所在地，作为一个和中国人一样有念祖情结的爱尔兰男人，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多了解祖父的生命足迹。当我漫步于1853年建成的贝尔法斯特联合神学院，她的大多建筑还保留着一个世纪前我祖父在这里上学时的风貌。

之后的一次采访成就了我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BBC贝尔法斯特办事处任职数月后，我受命采访爱尔兰长老会的秘书长杰克·韦尔(Jack Weir)教士。韦尔教士在长老会总部接待了我，那是位于市中心一幢宏伟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采访主题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北爱尔兰冲突，由于韦尔教士本人也卷入其中，谈话气氛相当凝重。采访即将结束时，我提到祖父是弗雷德里克·奥尼尔，听到这个名字，韦尔教士原本紧绷的脸立时绽放出亲人般的笑容。他兴趣盎然地谈起他父亲也在中国东北做传教士的经历，他本人步父亲之后尘也在东北传教多年，直到1950年离开中国。没等我请求，他就领着我参观教会的一间内部陈列室，墙上悬挂着教会历任轮值主席的照片。在1936年处，我见到了祖父。与祖父对视着，他深邃的目光穿越时光，洞穿了我的灵魂。我呆立许久，那是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如电光石火般，仿佛受到了祖先的启示，我忽然洞悉了支撑着祖父横跨半个地球前往遥远中国的力量和信念。

三年半之后，好机会来了：一位上司向我透露BBC香港广播电台有个空缺职位，问我是否有意。好家伙，香港！那还用说吗？！凭着他一封不吝溢美之词的推荐信，我抢到了这份工作。

1978年11月，我抵达香港，一个月后，中共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宣布了改革开放政策，封闭近三十年的大门打开了。1980年，我终于获得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并非作为记者，而是随旅游团短暂游览北京和上海。在北京，我拜访了一位英国商行的职员，贾丁·马西森女士(Jardine Matheson)。在她下榻的北京饭店，我惊奇地发现那里的房门竟然都没有安锁！当然客人们就不必为忘带钥匙而烦恼了。马西森女士招待我去一家本地餐馆，我当然就点了那从小耳熟能详却未曾品尝的美食——饺子。餐馆生意很好，不大的地方挤了五六十位客人，穿着一色的蓝棉布衣服。我猜他们此前没见过“大鼻子”，因为他们放下手中的食物，过来把我俩的桌子围个水泄不通，好奇地打量我们，被挡在圈子外面的人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扒着前面人的肩膀向里看。看到我俩在吃他们的饺子美食，他们脸上满是主人般慷慨友好的神情，仿佛我这顿饭是他们请客。我悠然想到，当年祖父走进东北的餐馆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大概会是同样的情景吧？

在香港的两年半里，我找不到学说普通话的环境，学的是粤语。我的最大收获是幸运娶到了我的香港妻子罗迅之，她也是位记者。为了准备将来去中国大陆，我辞职去台湾学国语。我认准了，既然大陆推行开放政策，外国人迟早能获得前往工作的机会，包括我这样的洋记者。经过数年的辗转和准备，我终于在1985年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路透社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于是有了开头读《人民日报》的那一幕……

当读到那条新闻，我立即决定要前往法库，这对我和我的祖父来说是40年一遇的良机。我的采访计划得到了路透社北京办事处主任的批准：先采访沈阳的经济发展，再去法库采访一两天，妻子与我同行。在沈阳的采访很顺利，我们邀请为我们一路安排采访的小伙子共进晚餐，他是沈阳市外事局的公务员。饭桌上我们告诉他去法库的计划，他马上面露难色。我拿出《人民日报》给他看，他解释说，法库在法律上确实对外国人开放了，但该县完全没有接待外国人的经验，劝我们另择合适时机。我当然不会死心，于是动之以情，和他分享了祖父的中国故事，请他理解去法库对我和我的家族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次孝道之旅。这个心地善良的小伙子，虽然竭力劝阻，但最终还是同意帮忙安排。

第二天早晨，我们雇了一辆小轿车从沈阳启程一路向北。路两旁城市的高楼建筑在身后逐渐消失，代之以麦田和远处的丘陵，民居都是单层的砖瓦房。路上的机动车越来越稀少，自行车、马车、骡车多了起来。那些道旁步行的人们都穿着蓝上衣蓝裤子，和我在北京餐馆里看到的一样，不同之处是许多人还戴着顶蓝帽子。除了蓝衣服，其他种种情景和我在祖父的书上看到的描述差不多，当时他奔波于乡村教堂和各村落之间。晴爽的天空下，起伏的小山丘一直绵延到遥远的地平线。两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我们到了法库地界。这里的路况不好，路中间一条窄道，两边土路没有夯实，自行车轮和行人抬起的足跟带起一团团烟尘。车子径直开进了县招待所的院子，竟然有一簇官员等在那里迎接我们。官员们很友好但相当拘谨——他们从没接待过“大鼻子”。在感谢他们的接待的同时，我们赶忙说明不会逗留很久，只是看看我祖父生活过的地方和交往过的人。他们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房间，招待了丰盛的午餐。

饭后，我们走到县镇上，这是个很小的镇子，几乎没有什么工厂，看来以农业生产为主。人们住在单层砖瓦房里，房子相互连在一起，不像英国农村那样以独栋为主，也许是为了节省建筑材料和利于抵御寒冬。有人步行，有人骑自行车，自行车后支架上捆着大包。还有不少人赶着马和骡子，牲畜背上驮着装满粮食的大麻袋。街角，有位妇女在卖豆腐，一整块豆腐填满了木片围成的四方盒子，切下来的豆腐白白的，水嫩嫩地颤动着，看上去像我们的果冻一样。祖父当年吃过这样的豆腐吗？

祖父于1907年在这里建了一所教堂，热情的镇民领着我们找到教堂旧址，在宽阔的院落里，我一眼认出了它，典型的爱尔兰长老会教堂建筑，简朴的矩形结构，斜面屋顶。窗户已经被砖砌死，墙面上刷着标语“农业学大寨”。进到里面，大厅里摆着乒乓球桌和体操训练用的跳箱。当地居民告诉我们，这所教堂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用做体育设施。教堂旁边是祖父当年主持建造的学校，一幢两层楼的看上去很坚固的建筑，现在依然是学校。

我试探寻找当年祖父的住宅，令人惊喜的是，它也完整地得以保留，那是一座独栋的单层砖房，四周有开阔的空地，外观与法库当地居民的住房明显不同。进了门，从房屋的布局看，当初它像爱尔兰人的住宅一样曾有宽敞的客厅、餐厅和数间卧室、客房。现在这里是一个小型塑料制品厂。我向厂里的工人解释我的来历后，他们立时热情起来。让我惊讶的是，其中一位找出了当年祖父留下的信封给我看，信封虽然残破，但上面贴着英国女王头像的邮票还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它如何还能留存？命运之神又如何安排它经由工人之手交到我的手中？真是令人无限遐想……

房子还在，信封上的字迹还在，那故人还在吗？当晚，我向镇民打听到，祖父曾雇佣的厨师赵先生在镇上的粮店工作，就住在粮店。次日清晨还不到六点，我追不及待地去寻赵先生，从敞开的窗户探头进去唤醒了他。赵先生躺在床上，平静地看着突如其来的大鼻子自我介绍是倪牧师的孙子(祖父的中文名字叫倪斐德)，便从容坐了起来，既没有为我扰了他的清梦而恼怒，也没有十分吃惊的样子，仿佛他一直在等着我到来似的。我请他讲祖父的事情。他拿出一张纸，流利写下了当年的菜谱。他说，虽然祖父和祖母长期在中国生活，但还是很怀念西方饮食，于是赵先生不得不学做爱尔兰蛋糕和小面包。他们不饮酒，但很爱喝茶，欧洲人喜欢喝的那种加奶加糖的印度茶。每三个月，赵先生要去沈阳采购日用品，其中便包括印度茶。赵先生的谈吐文雅不俗，我暗想这是不是受祖父的影响呢？

有趣的是，第二天，招待所的经理找到我，他郑重其事地请我坐下来，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笔和本子，向我请教如何接待未来可能出现的外宾，然后认真地记下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从西方人吃的面包、黄油、果酱开始介绍。面包很明白，可黄油就不太容易解释了，因为在汉语里，一种工业用润滑油也叫“黄油”，讲了半天他还是不太明白。我告诉他果酱就是把水果加工成酱再加糖，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吃水果。牛奶冲麦片的吃法也令他难以理解。此外，他还说：“我从外国电影里看到，外国人下班回家一个人喝酒，还不就菜。这太奇怪了，独自干喝有什么意思啊，在中国都是和家人朋友共饮，而且好酒好菜不分家。”这位经理喜欢钻研问题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一番讨论，最后他坚持认定中国传统饮食比西餐更加合理，我只好表示赞同。

接着我要了解法库是否还有基督教信徒。在当地居民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一个篱笆围着的小院落，入口处挂着个牌子“法库基督教协会”。不大的房间内，几位老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见到“洋鬼子”突现，老人们无比惊讶。做了自我介绍之后，我受到了热情接待。他们向我讲述了祖父当年如何离开法库：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祖父和其他传教士由于他们的英国身份，被作为“敌方人员”抓捕，然后在日本警察和军人的押解下离开了法库。一位因长年在田间劳作而皮肤晒得黝黑的老人对我说：“我们非常感谢你的祖父，如果他不曾来过法库，我们就无法了解到基督教的许多真谛。”他的话使我感动得一时无语。

法库有不少回民，我拜访了当地的清真寺。清真寺的阿訇热情接待了我们，他很认同祖父和教会对法库的贡献，包括修建学校和医院等。他告诉我，当年爱尔兰长老会和本地穆斯林的关系很友好，在法库这里，绝无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宗教冲突。

我很好奇，街上的路人中，是否有谁还记得我的祖父的样貌呢？于是我在镇子的街道上和那些老人搭讪，问他们是否记得当年一个“大鼻子”，脖子上围着白领子——那是牧师的标准扮相。居然真的有一位老人说出了“倪牧师”的名字，形容他个头很高，和我差不多——这已足够让我惊喜了。在法库的所有这些参观、探访、偶遇，唤醒了沉睡的往事，使我在祖父离开这里四十多年之后，还能感受到他的生命足迹。

还有让我难忘的是法库的孩子。他们从没见过“大鼻子”，毫不掩饰对我的好奇。走在街上，身后常有十几个孩子跟在后面，我觉得自己就像德国传说中的魔笛手，一吹起笛子，镇上所有的孩子就跟我走了。那天上午，我爬上镇边一座小山眺望全镇风景，竟然有三十多个孩子跟了上来。我问了他们生活在法库的许多问题，他们则反问我做“洋鬼子”的问题，诸如“长这么大的鼻子怎么喘气啊”、“外国人都吃什么啊”、“你们国家有人说中国话吗”，为了让他们开心，我回答说是的，全世界的人都必须学说中国话。孩子们开心地笑得露出满嘴的小牙。

对法库的短暂而刻骨铭心的拜访结束了。我追寻到祖父中国生涯的证据——他和爱尔兰长老会留下的物质遗产：教堂、学校和老宅院，以及更加重要的精神遗产：人们的记忆和怀念。在这些表象之下，我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探寻和理解其深藏的价值，这次拜访使我更加渴望解读他的生命和精神足迹。在1986年的中国，法库是个偏远之地，物质生活水平距大城市有很大差距。

今日法库早已不是旧模样了，是辽宁北部重要的蔬菜、水果、乳品、牛肉基地，她生产的陶瓷很有名，还是个适宜游览的地方，有丰富的辽代历史遗迹。县域内通铁路和高速公路，交通便利。

而若退回到清末1897年，祖父所生活的中国，当时大多数外国人选择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法库那时可是没有电力、没有自来水、没有医院、没有现代机器，不要说铁路，连铺装道路都没有，那时的法库与中国大城市的差距远比今天要大得多。不仅法库，当时广袤的东北地区，除了几个大城市，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条件都很艰苦。

爱尔兰长老会自1869到1951年期间向中国东北派出了91名教会人员，其中的48位是女性，她们中的14位是医务人员。我在贝尔法斯特拜访过其中两位年迈的修女，听她们描述于20世纪30年代在东北的传教经历。她们冒着零下30度的酷寒乘马车穿梭于乡村之间，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坐到砖砌的火炕上取暖。她们还谈到了终生无法磨灭的可怕记忆：那里土匪猖獗，绑架案时有发生，外国人也不能幸免。还有恐怖的传染病——正是传染病，在东北夺走了祖父两个儿子的生命。

对于我的祖父和传教士同伴们来说，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放弃贝尔法斯特安逸的家，选择了艰苦甚至危险的偏远之地，而且一去数十年不归？

祖父到法库的最初几年里，是如何适应那里的严酷的气候的？他又是怎样融入当地社会的？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碰撞？

在西方列强轮番侵略中国的那个年代，这些爱尔兰“大鼻子”传教士是否要承受当地人的敌意？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祖父在法库经历了清朝末期、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日本占领、伪满洲国时期，他是如何见证中国的历史的？

这些问题正是本书尝试回答的。

下面第一章将描述祖父的早期生活，他的学生时代，以及他如何成为一位传教士并决定远赴中国。这一章也将解释为何爱尔兰长老会启动中国东北的传教活动。

对于这本书的面世，我必须拉出一份长长的致谢名单。首先是祖父和祖母，本书的文字是我写的，但灵魂是他们赋予的。我无缘得见祖父，与祖母也只是在幼年见过少少几面。感谢祖父母有记笔记的习惯，如果没有他们留下的清晰而生动的记录，就不可能有这本传记了。同时我必须要感谢曾前往中国东北的其他传教士们，他们的大量记录也是我写作所依赖的重要素材。比如出生于中国、工作于中国的杰克·韦尔牧师，他和他的父母都是传教士，我在贝尔法斯特和北京拜会过他，他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他的经历、智慧和时间，读者会在本书中看到他的记述及图片。

许多传教士的报告来自于《传教士先驱报》，这些一百多年前的报纸资料由爱尔兰长老会联合神学院所属的甘布尔图书馆(Gamble Library)收藏，因此我要同时感谢这份报纸和位于贝尔法斯特的这家图书馆。特别要感谢甘布尔图书馆的管理员们热心和专业的帮助，使我得以在短时间内搜集到大量素材。我们还得到了劳伦斯·柯克帕特里克牧师(Rev.Dr.Laurence Kirkpatrick)的帮助，他是联合神学院的教会史学教授，他所著两本关于中国东北传教活动的著作里有翔实的资料，而柯克帕特里克牧师慷慨地允许我们使用书中的数据和图片。我们真诚感激爱尔兰长老会前执行主席约翰·邓洛普牧师(Rev.John Dunlop)，他无私地与我分享他的时间和智慧，使我对于祖父那个时代的教会及传教工作有了更加准确和深入的了解。我要特别感谢爱尔兰驻中国大使德克兰·凯莱赫先生(Declan Kelleher)，他坚定地支持这个项目，在他的鼓励下，我成功从爱尔兰外交部申请经费，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凯莱赫大使一直向我提供帮助和鼓励。  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向我所拜访过的沈阳和法库的所有牧师和教会表达诚挚谢意。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会见外国人可不是小事，尤其是与宗教相关时。但他们热情而坦诚地接待我，耐心地向我解释当地基督教社会错综复杂的历史。他们谈到我的祖父时毫不吝惜地表达他们的爱戴和感激，这份真挚的感情是我写作本书的重要推动力。我要特别提到法库教会的张红霞牧师，她与我的祖父是在同一教会里相隔百年的同事，感谢她的热情接待。

我要感谢弗朗西斯·汤普森(Frances Thompson)和海伦·辛克莱(Helen Sinclair)，她们是中国东北两位传教士的女儿。她们详尽地向我描述了她们的父母的工作，并提供了珍贵的照片。我的家族成员们也提供了关于祖父母和他们的孩子的有价值的材料。我必须要感谢北京的老朋友牟京良，他对于本书英文版中关于中国历史的相关描述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而本书的中文版则是由他负责全部的编译工作。

如果没有三联书店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这本书。因此我要感谢与本书相关的三联书店的所有同事，尤其是三联国际的李安，本书英文版、中文繁体版、简体版的出版都要感谢她的支持。还有本书简体中文版编辑石雅如，她卓有成效的努力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最后，我最要感谢的是妻子罗迅之，她陪伴我前往法库和沈阳，鼓励我度过了看似不可能克服的难关，她与我分享了所有深刻的感受，无论快乐与痛苦。假如缺少了她的支持，本书连一章一节都无法完成。

马克·奥尼尔

2013年3月，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