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打压中国制造？中国必须重新审视对外引资政策！谁绑住了中国的手脚？国进民进，共御外侮！丰田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吗？砸碎锁链，才能赢得世界！

中国产业正面临着来自于外资的巨大竞争压力，中国制造也亟需产业结构升级，在资源、能源、金融领域打破外资控制及产业链高端垄断是中国强国之路上的必然选择。本书通过对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许多著名海外收购战例的深入解析，总结失败教训，发掘已蕴藏的制胜因子，借鉴海外投资总额和资产经营规模最大的日本的宝贵经验。希望本书能对有志于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开拓一片天地的仁人志士以启迪。

中国经济正深陷外资合围，中国制造也亟需产业结构升级，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当慎重选择突围方向，收购位于产业链上游的海外企业。因此，在资源、能源、金融领域打破外资控制及产业链高端垄断是中国强国之路上的必然选择。

本书通过对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所有著名海外收购战例的深入解析，总结失败教训，发掘已蕴藏的制胜因子。并以海外投资总额和资产经营规模最大的日本为参照对象。希望本书能对有志于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开拓一片天地的仁人志士以启迪，同时本书还希望向大众传播这样一个观念：原本在国际分工中扮演“打工者”角色的中国，终于在经济危机的惊涛骇浪中迎来了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而想要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唯一的方法就是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国际投资和并购。唯有如此，才能砸碎束缚在我们身上的沉重“锁链”。

出版说明

推荐序一 中国会不会输掉货币战争

推荐序二 海外收购是个奢侈品

前言

第1章 深陷重围

 谁在打压中国制造

 谁绑住了中国的手脚

 谍影重重

 以日为镜：日本阻击中国

第2章 砸碎“金”锁链

 中投：猎手还是猎物

 汇通天下第一步

 全球来花人民币吗

 国际投行靠不住

 以日为镜：投资立国进行时

第3章 冲破“铁”牢笼

 石油巨头大抄底

 中铝失手力拓

 华菱角力“大忽悠”

 以日为镜：穿行巴西钢铁业

第4章 捅穿天花板

 车企齐赴鸿门宴

 蚂蚁雄兵撼树记

 苏宁电器投石问路

 以日为镜：东芝的核电“阳谋”

第5章 批判、谏言与展望

 批判：头脑糊涂怎么行

 谏言：如何进入大格局

 展望：谁是产业组织者

后记 中国反围堵大战略

商业情报战是对大国政治智慧和技巧的考验。政府应该掌握好处理尺度，找到自己的角色。

许多商业情报战爆发的目的都是“借钟馗打鬼”。汽车业有大批海归技术人员，他们是中国汽车企业招揽的重点目标，原在底特律三巨头工作的华裔汽车技术人员更是抄底的重点对象。这原本是正常的公司间人员流动，但美国却在这上面大作文章。“郁向东案”释放了一种信号：你挖我的人，在中国我没办法，但来到美国，我有的是招数。

北汽现任总经理汪大总、北京汽车研究总院院长顾镭均有底特律背景。引进海归以提升研发能力，已经被中国车企视为技术升级的一条捷径。但郁向东事件之后，这个流行模式开始散发出危险的味道，因为离职人员往往会从公司下载一点资料，聘用这些人员，就意味着拉近了自己与“商业间谍”的距离。

“郁向东案”发生后，北汽没有做出正面回应。海外华人在西方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此案爆发后，据说有在海外工作经历的工程师“都不敢再回美国”。而德国媒体宣传中国“派驻海外间谍超过60万人”，美国《华尔街日报》又说，中国的网络间谍已经侵入美国电网，给美国基础设施造成了安全隐患。反观在胡士泰被捕后，无论力拓还是澳大利亚政府，态度都相当强硬。短期来看，力拓承受了业务减少的损失，但对于它的海外员工，却无异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看，只要是为了公司利益，公司就不会抛弃你。

对于那些事实模糊的指责或臆测，我们应迅速加以反击，不给其蔓延的机会。律师和媒体，在处理商业情报窃取事件中也是重要一环。相关涉案方应仔细研究当地的法律法规，因不了解法律，误入司法漩涡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曾有中国学者在海外图书馆内拍照，而被以间谍案起诉的例子，事后证明完全是一场误会。一旦遭遇类似司法纠纷，个人的力量是很薄弱的，雇主方应充分利用西方司法体系的公开性、完备性和程序正义性，积极抗辩，也可以向海外华人商会、行业组织等求助。即使中国公民确实涉案，中国政府也应该协助其得到人道待遇，保护其家人的隐私，减少扩大化带来的伤害，也要关注控方是否混淆了商业犯罪案与间谍案。

商业间谍案往往会演变成舆论战，媒体应该掌握主动权，不宜于像对待一般案件一样静待判决结果，而要主动调查，提供一手资料，帮助外界澄清误判。在“力拓案”中，西方舆论界几乎形成合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表示，对力拓行政人员的扣押可能会使在中国的商业投资受到重压。这说明西方世界已超越案件本身，将中国定位在“海外投资危险地”上来解读此事。抱怨不会改变现实，没有商业情报战的世界是一种想象。

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说，美国大型企业每年要花100万美元用于搜集同行情报。摩托罗拉公司的情报部门就是由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退役间谍组建起来的，在世界各地窥探竞争对手。

日本的商业情报活动非常活跃，其一些工业大学甚至专门开设情报课程，为公司培养商业间谍和反间谍人员。20世纪80年代初，日立公司曾以52万美元收买美国IBM公司职员，套取情报。日本化工企业为探听美国杜邦公司的秘密，甚至雇间谍乘飞机在杜邦公司制造厂上空盘旋拍照。当许多西方国家无法判断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趋势如何，不敢贸然同伊朗做生意时，三菱驻华盛顿办事处早已从美国国务院得到两国关系有缓和迹象的情报，所以率先出击，同伊朗展开新的贸易洽谈。

有人认为，日本的综合商社，其情报搜集、处理能力甚至在中央情报局之上。据说，丸红商社每天收到的电信资料，相当于800版的报纸；三井物产的全球通信网络24小时运转，每天信息通信量在5万件以上。

“保住秘密就保住了市场”，这是可口可乐的座右铭，秘密指的是可口可乐的神秘配方。对一个国家来说，保住秘密可能也就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命脉。因此，防范商业间谍也是大国的必修课。

“商业特工”未必有通天彻地的本领，至少80%的情报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除了必要的技术手段来防范偷拍、窃听、网络入侵等间谍行为外，也不能疏忽常见的细节。“商业特工”们很愿意帮你清理垃圾筒，也可能在酒吧或其他公共场所偷听谈话，甚至贿赂公司的保洁人员。销毁文件时，要注意碎纸机的级别，碎纸机有6个等级，一般公司使用的是3级，而理论上5级以下的碎纸机粉碎过的文件都能用软件重新拼合起来。不要随手将敏感性资料扔在桌上，也不要使用共享打印机来打印敏感文件。在公共场合大声讲工作电话和把钱包扔在地上没什么区别，同样的危险还有在公共网络区域登录内部网站。有的公司处理旧电脑时将硬盘格式化后卖掉了，而要让硬盘不泄密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毁掉。

对于经常在公众场合出现的商界人士，要注意自己的措辞。没有一家媒体喜欢满嘴套话的采访对象，但有时候，套话的确是保护秘密的最佳方式。如果摄影师在你的办公室内拍照，要注意镜头中有没有你不希望出现的图表或者产品样品。

最关键的是，人的大脑也是很好的存储器，即使信任一个人，也不要告诉他不应该知道的信息。

法律监管同样不能缺位，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就出台了专门用以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但是中国除《刑法》之外，现有规范商业秘密的法律主要只有《保密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它们在应对“商业间谍案”时经常力不从心。2008年，德国西门子贿赂案件的处理中，涉案人员是由西门子所在国当地法庭进行受理，中方并未介入；而更早之前的IBM涉嫌在中国22.5万美元的贿赂行为，也未曾得到实质性惩罚。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但是哪些应该属于国家秘密，哪些属于企业自身的商业秘密，目前在定义上并不十分明晰。“上游法”没有完成相应的基础工作，“下游”的《刑法》在防范、惩治商业间谍罪时就存在不少困难。这无疑会使人有机可乘，利用这个“灰色地带”进行情报活动。

就在“力拓案”之前10多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全文公开，向社会征集意见，从而一举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P34-37

中国已经深陷重围。

2009年9月11日——这个对全世界都印象深刻的日子，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动了对“中国制造”的“恐怖袭击”。当日，奥巴马对输美轮胎特保案下了最终裁决，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11月24日，美国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双反”调查做出终裁。该案涉及总金额约32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2009年是自2002年加入WTO之后，中国遭受年度贸易调查首次突破100起的一年。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针对的都是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经济体，连续3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经济体。

套在“中国制造”脖子上的枷锁除了贸易保护主义，也有被控制的上游资源、下游物流通路，还有间谍当道与“碳政治”的“阳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想到了为“中国制造”在全球打广告，以此化解各国对“中国制造”的敌意。中国的出口企业当然会感念政府的良苦用心，但可以肯定的是，来自外部的围堵与封锁并不会因此减少。伴随着大国的崛起，无论中国如何韬光养晦，都必然面临一段与多个国家之间的战略摩擦期。

中国必须找到一条除国际贸易之外更为切实可行的突围之路，而加速海外并购，以全球化应对全球化，以产业链应对产业链，似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海外并购既是应对贸易摩擦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是应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趋势的需要，更是获取能源、资源的必然要求。

肇始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的突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为危机波及之处，各类资产的价格迅速缩水，中国人靠为外国打工积攒起来了为数不少的资本，此时为什么不趁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呢？

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却由此爆发。只不过，在这一次的论战中，“海外并购”被“抄底”一词替代。官、产、学三界人士都参与了这场论战。主张抄底的人认为，此时不出手就等于坐失了百年难遇的良机，甚至于误国误民；而反对者总是拿中国海外并购的先烈们的教训来证明：中国企业还没有能力驾驭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巨无霸，仓促抄底最后还是得吐出来，得不偿失。对中国企业而言，练好内功比对外突围更要紧。在整个论战中，主张者更像是一个浑身是劲，充满梦想的年轻人，而反对者更像是家里的长辈，长辈的特点自然是持重。

以两分法来探讨一个严肃的话题并不合适。主张抄底的人们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像是患上了机会焦虑症，而反对者的见解却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需要讨论的不是该不该抄底的问题，而是该如何突围的问题。必须认识到，没有对外突围后的与狼共舞，过于强调开放的中国终有一天会面临被外资抛弃的风险。世界经济强国也没有一个是靠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成长起来的，世界500强企业无一例外的是国际化的企业。中国企业必需要海外鏖兵来突出重围。

2009年8月的一个黄昏，笔者去无锡拜访施正荣博士。在硕大的太阳能幕墙下，他抬起左手向厂区的方向一划：“你看，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1个月后，在江苏的另一座城市张家港，笔者见到了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先生。他刚刚得到一个喜讯，沙钢进入了世界500强榜单，尽管座次靠后，沙钢却是中国唯一入榜的民营企业。当时，对于沈文荣来说，满负荷生产的日子似乎再次降临了，他开始抱怨人手总是不够。

危机真的已经过去了吗？如果是真的，对中国来说，它过去得太快了，因为中国尚未把握住这场危机带来的机会。

经济学家熊彼特曾将危机评价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据说，40％的创新都是在经济衰退时产生的。

1929年，美国股市的大崩盘以及随后持续多年的大萧条时期被后来者形容为“屠杀百万富翁”的日子。然而，尽管之后美国经济也并非总在健康状态运行，但此后爆发的历次危机却很难再造成像1929年那样的灾难性影响。这是因为，大萧条时期暴露出来的许多极严重的漏洞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修复：首先，美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再像以前那样严重不平衡；再者，重要的投资信托机构纷纷垮台，并遭到封杀，证券委员会在破产法的支持下摧毁了大型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金字塔组织结构。曾经导致破产案接连不断的令人忧伤的旧体制缺陷，也通过这部法律得到了弥补。另外，美国还进行了一系列与自由企业制度改进惊人一致的社会改革，例如农业计划、失业救济金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的经济知识有所增长，不会把等待和希望当做危机中的最佳应对策略。这都是危机留下的财富。

中国则浪费了这次危机。

与美国在1929年危机中的收获相比，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收获乏善可陈。虽然，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不论是在金融行业，能源、资源行业，还是在制造业，中国企业家都正在掀起海外并购狂潮，但大多数中国企业家的突围技巧都显得稚嫩，许多中国企业的突围就像是一部无主题的变奏曲；中国经济、社会并未因来自外部的危机的逼迫实现转型，甚至还时时表现出对旧路径的无限依赖，危机到来反倒延缓解决经济、社会矛盾的进程。我们希望在产业升级、减少环境成本、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内生市场发育等方面找到方向，但实际情况是，民营经济遭遇重创，凝固在房地产业中的血栓并没有打通，去产能化将在20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成为宏观调控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围堵我们的，正是我们自己。

更可怕的是，一种超级乐观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正在中国蔓延。2009年，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所谓“G2”概念和“中国模式”的议题频频出现在媒体上。之所以出现如此概念和议题，是因为继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之后，中国经济总量很快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G2”概念和“中国模式”议题带有浓烈的忽悠色彩。中国即便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就能和美国并称“G2”了吗？世界大势浩浩荡荡，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在此背景下，“中国模式”何以能独存？“中国模式”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

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并购，并不是一群发展中国家的“草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抢粮、抢钱、抢地盘”，更应该是中国企业成长为国际企业的一个过程，当“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制造”时，还会有谁不遗余力地反对呢？毫不夸张地说，在海外突围方面，日本完全可以做中国的老师，虽然它同时也在全方位与中国竞争。

中国人对日本更多的还停留在轻视上，日本经济真的像中国人传说中那么不堪吗？中国人对日本企业的认识除了精益管理还有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源奇缺的日本也曾经历过向海外突围的历史，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连续18年保持全球最大债权国地位。一个庞大而隐形的“海外日本”一直真真切切地屹立在我们面前，而我们却不自知。当国人为中国GDP即将超过日本而弹冠相庆的时候，有多少人关注过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

毫不夸张地说，在经营海外资产方面，日本是很成功的。如果历史上存在与美国模式截然不同的日本模式，中国应该从日本模式中学习什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都知道亢奋的民族主义和无端自大情绪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为此本书中对照引入并借鉴日本的视角，并着重介绍了日本财团运作模式。至少，从微观层面看，中国企业要抱团出海，日本模式也值得中国借鉴。

只能赚取“刀片利润”的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在此，我们不得不撰文提醒还在摸索中前进的人们，中国经济在反围堵的过程中，“将会越挫越勇，奋勇前进。”

无论开局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对前途感到悲观，而正在发生的中国反围堵的历史是值得记录的。笔者相信，历史细节已足以启发正在行进中的人们，至于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最终的评判者只能是时间。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力图还原历史的细节。如果个别细节居然能成为企业家聚会时的谈资，当下一轮危机到来之时，如果还有人愿意从故纸堆中重新将这本书翻出，将是对笔者最大的鼓励。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多位朋友的鼎力支持。在此，笔者要感谢为本书创作插图的财经作家、漫画家龚明勇先生；现代物流报副主编杨达卿先生；更要特别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策划编辑袁璐先生。袁璐先生为本书付出的热忱和心血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编辑的职责。事实上，他是本书未署名的作者和主要研究助手。

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颇像后汉三国：美国控制了世界的金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魏国；日、欧控制着制造业的高端，“国险而民附”，是吴国；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以人口红利、低成本、大市场等优势占据了三国中的一隅，“益州疲敝”，是蜀国。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充满了悲壮色彩，蜀汉立国时积累的国力和人才在多年的征战中已经损失过半，百姓穷困、兵士疲惫，可是战争不能停止。军队驻扎下来和去攻打敌人，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是相等的。既是这样，正如史学大师吕思勉所言“蜀之国势，非以攻为守，亦无以自立”，六出祁山是诸葛亮不得不选择的一种战略。

中国目前的处境与蜀汉当年的处境何其相似，不突围就不能发展。但是，在各大国的经济博弈中，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既没有金融上的控制力，又丧失了商权，凭一己之力是很难实现突围的。

后汉三国形成于公元208年，到公元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世界格局的重建创造了难得的良机。危机削弱了美国的金融霸权，欧盟正在试图取美国而代之，而日本不断收购美国金融资产也是想在世界金融新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如果打算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首先要搞明白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中国如果与处于吴国地位的日本合作，“东亚共同体”便是可以讨论的方式。“东亚共同体”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石，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关系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可以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另外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与东亚各国的全面合作，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取得一定程度的金融控制权。

中国如果与处在魏国地位的美国合作，就是现在热议的“G2”模式的翻版。世界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与最大的储蓄国中国构成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将对全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听任美国主导所谓的“G2”模式，难免会让中国陷入“力小而任重，志大而才疏”的尴尬境地。

如何评价“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的合作前景？在这四个国家中，巴西被称为“世界原料基地”；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金砖四国”虽然国土面积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26%，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42%，但是产业布局都同处于世界经济的底层。金融、技术、标准以及流动服务等商权被美国、日本、欧洲掌握在手中，犹如占据了山顶和山腰，处于山脚的“金砖四国”如果联合起来，就可以围住山顶和山腰，这样，发达国家虽然占据了制高点，却始终绕不开山脚下的围困。

中国不能单打独斗，如果能够团结好“金砖四国”的穷兄弟们将“联吴抗曹”、“联曹抗吴”交替使用，在博弈中才能找到和平崛起的空间。只有树立国家层面的突围大战略，“中国制造”才能摆脱在全球产业链中“打工者”的地位。

中国的反围堵，绝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

如果伴随大国崛起的必然是包括货币战争在内的全球产业战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这场战争。《中国反围堵》后记中提到了史学大师吕思勉的一句话：“蜀之国势，非以攻为守，亦无以自立。”诚哉此言！

——叶檀 著名财经评论家

现在我们讨论任何海外国际战略，都要以一个长期的眼光来看，一定不能一事定成败，不能太过急功近利和短视。用历史的心态来研究中国企业海外战略，才能够更冷静、有成效，这本书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

——牛文文 《创业家》杂志社长

《中国反围堵》写了一种情怀，在经济大格局的拐点，企业家应该有“突围”的意识和勇气。如何保障资源供给，在未来几年中，仍然是中国钢铁行业待解的难题之一。

——沈文荣 沙钢集团 董事局主席

《中国反围堵》从国际化的高度，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深刻分析世界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国家经济政策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考、新的观点，发人深省。我认为这对经济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对政府部门的决策，对企业家制定经营策略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此书值得一读。

——周德文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

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副会长

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中国委员会 副主任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一片莺歌燕舞声中，《中国反围堵》是一本清醒之作。中国产业经济中积累的重重矛盾，一次危机难获彻底改观，不过危机还会再来，下一轮里中国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吗？这本书没有提供答案，却指出了通向答案的道路。

——黄丽陆 中国企业家杂志主编

中国靠人为的压低货币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和环境生态成本，以低廉的产品出口来换取世界工厂的地位，并形成了出口拉动投资，投资拉动增长，增长需要出口的发展怪圈。现在，中国模式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经济的明天将何处去，本书的作者经过大量调查和研究，试图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勾新雨 网易财经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