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和占是两个作家，亦是莫逆之交。祖和女画家卡特原本是一对夫妻并已有两个女儿，后来卡特又爱上占，祖同意离婚，并帮助他俩办结婚手续。卡特同占出现感情罅隙后，又同祖结婚，但卡特还是挺喜欢占，仍和他行夫妻之实，祖与她基本上只是形式上的夫妻，但祖与她偶尔也有露水之情。这期间，三个人连同两个女儿及卡特的挚友玛蒂尔德共六人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一九零七年，巴黎，从中欧来的祖与法国人占开始了他们一见如故的情谊。

他们的生活里有许多女人，所有的女人都很美丽，他们有时候自己发现，有时候互相赠与：因为他们两个除了使对方高兴以外并不想别的。

经过绿西、杰特薇德、欧娣、玛歌塔之后，出现了凯茨。她们之中最美丽的，也是最暴烈的。

凯茨先是爱祖，嫁给祖，又在爱上别的男人要与祖分手的时候，爱上了占，他们带着祖的祝福互订婚约。

他们经历种种幸福和怀疑、嫉妒和背叛、天堂和地狱。

但是，在爱情里，没有什么约定和承诺是美丽的，除了日复一日美好的爱情本身以外，什么也不得依赖。

序

祖与占

凯茨

直到尽头

占瞥见一个凳子从后面飞打过来，而欧娣像一个已经拉到极限而松开的弹簧，几乎水平朝前飞过去，两只手强硬地一把握住前夫的喉咙把他翻倒在地。煤油灯被碰撞翻滚在地上，里面的灯芯还点着火，占把灯拾了起来让它亮着。前夫此时正背朝地上，欧娣一边骑在他的身上一边说：

“你答应什么也不说的。”

“可是已经说了，反正。”他说。

他挣脱了她而且反扣了她的双手。他们重新站了起来，他镇静地掸拭身上的灰尘。

占因此而更确定，欧娣的意愿就是不要让占知道她和所有男人的关系。

欧娣带占到她的旅馆，在路上他们买了些吃的东西，那些杂货店和水果店里的白色和灰色的小包把口袋鼓得满满的。

天冷了，“我们来升一炉大火。”她说。她把自己脱光了，赤裸着坐在地板上，两脚打开，两只脚板各据一边撑在壁炉的两端，两手抓着从木桶里拾来的木炭，快乐地用一个击碎另外一个，对它们说着话，地毯上溅撒着黑色的木炭碎片，不一会儿，一阵旺火就着了起来。她又不时用手擦着自己的身体，那身上也就黑黑的一块一块地。她要占关了灯，她在火光前烤着她的每一面身子，她靠得那么近让占害怕她会被烧伤。她把地毯上的木炭碎片扫干净了，又赤裸地跑到隔壁楼梯间的浴室里。

她清凉地回来，甚至是无辜地，上床睡觉，叫唤着占，要让占忘掉她的前任丈夫。

“多么重大丰盛的一件事啊，在她家这样升一堆火。”占想着，“她任何事都要做得彻底，一件接着一件。祖断定她是没有灵魂的，就像几乎与她同名的精灵欧婷，北欧神话里的水神。没有灵魂是多么令人安适。”

占和祖带绿西和欧娣去嘎查尔的舞会。绿西穿得像个女祭司，而欧娣则脱得像个野孩子，只围着一件草的披肩。

一开始，欧娣将占的手臂挽得紧紧的，她从来没有见识过类似的场面，很羞怯，不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然后，当她穿过越聚越多的人群。她开始兴奋起来了，然后就不停地讲着话。

占看到两个高大的年轻人在讲着话，他们发现了欧娣。她一定给他们做了信号，因为随后他们就靠了过来，并且向占自我介绍：其中一个是美国人，另外一个是俄国某盛产王子的省城所出产的王子。两人都有好看的服装以及好看的肌肉。他们建议如果占累了的话他们可以代劳。

“你说呢，欧娣？”占问。

“我很高兴我在舞会里有三匹大马，而且我可以换着骑只要我高兴。”

她换骑在美国人肩上，然后是那王子的肩上，她想去哪里，他们就让她骑着往那里去。然后她不时又回来爬到占的肩上。“她真会选择。”占想，他回去跟祖和绿西待在一块儿。他们走进一间画室的包厢里，看见有一圈人正在围观女同性恋者的表演。绿西一开始没有在意，她以为是一些赤裸的女人在表演奇怪的堕力，当她看清楚之后发出一声轻喊，要占和祖一起离开。

乐队演奏着著名的进行曲，开始了一辆花车的游行。一列裸体队伍在前示范，有些人也纷纷扯掉了自己的衣物。那美国人和俄国王子很尽力地保护着欧娣身上的仅有的蔽体物，那草披风早已不知去向——巴黎的各式各样的人都出现了，那些解放派、艺术家的女人们，以及爱看热闹的人，但譬如绿西，她并没有真的参加。

绿西吸引了一些目光。祖和占阻挡了一只想碰她的手。她喜欢跟他们一起经历的这些时刻，她带着惊异的笑。

那两个扛着欧娣走的人回来礼貌地请示占，他们是否可以留着欧娣一起晚餐，和其他朋友。

“只要她愿意，”占说，“小心点，她不能喝酒，酒会让她生病。”

“知道了，”那王子说，”我们不会破坏她的晚上，也不会破坏我们的。”

“还有您们的。”那美国人加了一句。

绿西、祖和占吃了一顿安静、轻淡的晚餐。绿西为欧娣担心。

“她只做她想要做的，而且她到哪里都是安全无虑的。”祖说。

占也同意。

选美赛开始了。一些赤裸的女人，大部分是模特儿，身体上扑了粉，也化了妆，一个接一个出现，在一个凸出的伸展台上，亮相十五秒钟，人群里爆出的欢呼声高低，显示着众人评审的高下。占远远地，吃惊地瞥见欧娣也在那些等着展览的行列里。他悄悄接近她，没有被发现。她的表情生硬让她看起来很奇怪。她保留的小小缠腰布，这会儿被除去了——这是规定——然后她就被推到了伸展台上，在一束炫目的光线簇拥下，她草草摆了一个典型的害羞的维纳斯姿势。有人用手拿开她遮住身体的手，她任由他拿开，在那当下，她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在这个表演上。她的细致美，她的身材，在这里显然很难发挥，在这样大的装置舞台上，需要的是一些更强烈的形式。他们也没有让她有时间唱她的歌。欢呼的声音再度响起，占瞥见是那俄国王子发出的声音。

“她真是勇于表现。”祖说。

绿西很为她可惜。占想着：“这样一个优雅的身体，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天使，我丢掉她或她丢掉我，彼此都不会皱一下眉头的。”

有一些人喝醉了，有的人号叫呼喊，有的人歇斯底里发作。跳舞的人又开始了。有些成双成对地离开了。

P56-59

一九五五年，我在巴黎皇宫附近的一个叫做Stock的二手书摊，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HenriPierre Roch)写的这本小说《祖与占》(Jules et Jim)。

这本书是两年前出版的，但并没有引起注意。对此书的评判既不好也不坏，实际上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评价。对一个没有名气的小说作者，这种待遇并不离奇。引起我重视的，首先是它的书名，我立刻被这两个J悦耳响亮的音色所愉悦，然后我翻到封底，读到作者亨利皮埃尔·罗什，生于一八七九年，这本小说是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我当下思忖的是，这个新进小说家这时已然七十有六岁了！一个七十几岁的人所写的小说，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

从第一行开始，我对亨利皮埃尔·罗什的文笔就一见倾心。彼时我喜欢的作家是让·考克多，为他的句子，那种显而易见的干燥的句子和精确的意象。我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比之考克多，似不遑多让，他用一种最不铺张的、最简单的字眼，组织成极其精短的句子，达成一种同等于诗之质地的散文风格。在这种风格里，有一种情感从窟窿、从空无中来，从那些节省退却的、简练字句中出生。稍后，我有机会读到他的手稿，得以详视这种风格，我观察到，这种故意的、天真的文体，是从不计其数涂抹掉的字句里浮现的。在一整页坦率如小学生般的写作里，他大幅删掉，只剩下七个或八个句子，而这七八个句子又要再删去三分之二。《祖与占》是一个诗人用电报体写就的爱情小说，他努力忘掉自己的文化，像农夫插秧那样简洁而具体地排列他的字句和想法。

很容易想象的，我对这本小说的热情伸展到其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爱情故事。通常比起看书，我更喜欢看电影，我颇有规律地一个礼拜看上十六到二十部电影。我是只为电影而生活的。在为《艺术》周刊(ArtsSpectacles)写影评时，我有了机会实践我的热情。而在读《祖与占》时，我有个感觉是，我正置身于一个电影上史无前例的例子里：表达两个男人对同一个女人的爱，并让“观众”在这些角色之间无法做出情感上的选择，他们让这三人带领着，平等地去爱他们。这种反对选择在这个故事里是这么地触动我，书店的编辑介绍它时下的评语是：“三人间纯粹的爱。”

几个月后，我在剪接室很技术性地看完一部令我兴奋的美国电影，一部告白式的西部片：埃德加·G·乌默(Edgar G.Ulmer)的《边城侠盗》(The Naked Dawn)。我的一些想法把我带向《祖与占》这部小说，在我为那部西部电影写的评论里，有这么一段：“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当代小说之一，是亨利皮埃尔·罗什的《祖与占》。这小说叙述的是两个朋友与他们共同爱人之间的故事，幸亏有一种再三斟酌衡量过的、全新的美学式道德立场，他们终其一生，几乎没有矛盾地温柔地相爱。《边城侠盗》让我意识到可以把《祖与占》这小说拍成电影。”

一个礼拜后我收到一封信：“亲爱的弗朗索瓦·特吕弗先生，您在杂志上为《祖与占》所写的几句话，让我非常感动，特别是下面这句话‘……幸亏有一种再三斟酌衡量过的、全新的美学式道德立场’。在您接到的这本书《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里，我希望您对这点有更多的再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我回了信。从此之后的三年之中，我们相当规律地通着信，直到他去世。我去拜访过他两三次，在他Meudon的家里。火车一直开到他的花园尽头，亨利皮埃尔·罗什那年七十七岁，非常高瘦，和他的小说人物一样温柔，他非常像那个他经常提到的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画家杜尚是罗什极为景仰的人物。他还认得德兰(Derain)、毕卡比亚(Picabia)，海关员卢梭(le Douanier Rousseau)、恩斯特(Max Ernst)、布拉克(Brague，他们在同一个拳击场一起赛过拳)，他曾经是玛丽·洛朗桑(Marie Laurencin)的情人，他介绍毕加索给美国人认识。四十年后，他发现了沃尔斯，而终其一辈子，他始终仰慕杜尚，在他的第三本小说《维多》(Victor，未完成，一九七七年出版)里，他是他的小说人物。

回到一九五六年，在我最初的几封信里，我告诉罗什，如果有一天我能拍电影的话，我一定会把《祖与占》拍出来。这个主意让他很高兴，我们当时决定，由我组织剧本的骨干，而他自己负责写对白，根据他的用语是：“疏通和扭紧的对白”。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的信上写道：“您读过托哈·多达勒(Thora Dordel)写的Monamant se marie吗？写得好极了，可能找不到了，我可以把我的借给您看。在一九零五年时，我曾经从俄文翻译过契诃夫的《凡尼亚舅舅》。太早了。那时候还没有人要读，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施尼茨勒(Schnitzler)的La Vania，那是一九零六年。”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亨利皮埃尔·罗什七十八岁了，他出远门来看我的第一个短片《顽皮鬼》(Les Mistones)，他主动写了一篇短文指定要给《艺术》周刊，但是我当时身为这个报纸的影评人，不敢发表。我告诉罗什，我想拍摄《祖与占》的意愿始终强烈，但对于一个新进导演来说，这个计划仍然太过困难，我必须先拍《四百下》(Les Quatre cents coups)。他懂得我的立场，但是给我写了一封信，一封在我二十五岁的自我主义里无能投以太多注意的信，他说：“有朝一日您拍摄《祖与占》的时候，如果我还在世，我将感到幸福。我愿意尽可能地与您一起工作。如果您找到理由或者借口让我们得以见面，请告诉我。”

由于确信在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宏大视野和罗什的智慧里，有某种同源同属的关系，我给他寄了一本《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ema)，他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的信上说：“非常感谢您寄来的《与让·雷诺阿对谈》。这对我是一个启示，这对谈是这么充满智慧和教育意义，这么感动人，令人振奋，这么人性，这么真实。”然后他谈到他的儿子，让·克劳德，他愈来愈为他感到骄傲：“我的儿子在卡马尔格地区工作，他的电影很成功，得到外国影展的邀请，他拍的是让·罗斯丹(Jean Rostand)以及让·潘勒维(Jean Painleve)的传记片，他以对纯粹美感的把握、对颜色的敏锐和强烈观察力拍出的《昆虫的交配节庆》，也引起注意。他会很高兴放映他的电影给您观赏。”

他亲笔签名送我《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时，附了一个句子，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他说如果这本小说没有《祖与占》成功的话，他就弃笔不写了。虽然如此，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信里，他写道：“第三本小说是非写不可的！我已经动笔，我相信有些节奏会让您喜欢的。但是我还没有寻得一个统一的观点。”这就是我前面提过的《维多》。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间的冬天，我正拍《四百下》，让克劳德·布里亚利(JeanClaude Brialy)来了，为了在蒙马特路的一个夜景中做一分钟友谊性的演出。令我惊喜的是，他带来了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我崇拜的女演员，在剧场演过《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因为下着雨，天又冷，我们快速地、即兴地拍了一些小场面。由于被让娜·莫罗所振奋，我寄了四张她的照片给罗什，征询他的意见。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他的回信写道：“亲爱的年轻朋友，您给我寄来多么好的信……非常感谢让娜·莫罗的照片。我喜欢她，我很高兴她喜欢凯茨！我希望能够认识她，来看我吧，任何时候只要您们高兴，我等待着。”

四月五日我接到这封信，四天以后，亨利皮埃尔·罗什，在每日例行注射的时候，在他的床上，极其安详地去世。

一九六一年，我终于决定要开始拍《祖与占》，而作家已经不在，无法履行他撰写具有“疏通和扭紧”功能的对白的承诺。但我们，我和让·格鲁沃尔(Jean Gruault)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祖与占》很可能是新浪潮诸电影中唯一夹带大量解说的——那些几乎完全引自书中的“旁白”。

在拍摄和剪接期间，我不时地推翻剧本，重新打开我的小说，或这或那地引用那些发亮的句子，把它们融进影片声带里以“挽救全局”。  这篇序文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认识作者和他两部令人惊异的小说。我不预备在这里叙述那些拍摄过程中的焦虑和狂热，除了说及让娜·莫罗，她总是能在我大惑不解的时候给我勇气。她的一种属于演员和女人的本质，使得凯茨——在电影中变成凯瑟林——在我们的眼中化为血肉，她的那些似假还真、疯狂、激情和滥用(但特别是她的令人生爱，我说的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爱慕)。一位来自奥地利的演员奥斯卡·韦纳(Oskar Werner)演祖，他令人赞赏。另外一位新演员，叫做亨利·赛赫(Henri Serre)，他高大、瘦长，温柔诚实，演占这个角色。我选择他的原因，是他酷似亨利皮埃尔·罗什。

一九六二年初，影片公开放映，正片开始前是一段美丽的短片，让·克劳德·罗什的《昆虫的生活》，关于蜻蜓的繁殖交配。《祖与占》得到立即的成功，使得小说原著在出版九年后成为畅销书，快速地被翻译为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德文。我自是双重地高兴。

让娜·莫罗和我，我们收到从各地——不只是法国——寄来的信，令人重视的信。一些年轻的母亲们以占或祖或凯瑟林为她们新生的婴儿取名。我要提到一封特别重要的信来自一位年老的女士，署名凯茨，《祖与占》里真实的女主角，被那两个朋友长久地共同爱过的女人：

坐在幽暗的电影院里，很害怕将要去面对的一些类似的伪装，一些多多少少会激怒人的对比，但我很快被您以及让娜·莫罗的魔力所攫住，以及那些曾经盲目地活过的事物唤醒。亨利皮埃尔·罗什“善于叙述”我们三人间的故事，对连续情节的熟悉掌握并不足为奇。而您，您怀着的是何等样的才华，多么心领神会，得以把我们三人间亲密情感的重点——尽管有那些情节上无可避免的删改和折衷——表现得如此可触可感？在这方面，既然另两位已不在人世，不能对您说：“是的，是这样的。”我是您唯一的真实的见证人。

考克多看了电影后回想起亨利皮埃尔·罗什，给我写了信：“我对这本小说的作者认识很深，一个极细致高贵的灵魂。”

我得到了真正的凯瑟琳的赞赏，但我经常想到的是那个真正的占。亨利皮埃尔·罗什早已不在，不能够亲自收获那些他栽种的果实，这件事开始折磨我。我曾经坚定地认为，彼时我还太年轻，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以摄影机表达出罗什用他的笔写出来的东西。我拍《祖与占》时还不到三十岁，但我极努力想要拍出的不是一部“年轻人的电影”，我想拍的是一部“老年人的电影”，我没有把握我是不是把它拍好了！

几年过去了，我的思绪经常把我带回亨利皮埃尔·罗什。为了乐趣，我至少一年重读一次《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把它变成电影的念头还没有浮现，因为它牵涉的不是一种线性的叙述方式，而是一连串的文学元素的呈现，像真实的材料记录：那些日记，信件和独白的摘录。有好几个地方，罗什把全页分成两栏，为了对照两姐妹以及男主角克劳德(很明显地不是别人，就是作者本人)的日记，就像《祖与占》，这些材料都是传记性的。丹尼斯·罗什有一次告诉我，书里面的安，后来成了沙吉·狄阿吉勒夫领导的俄国芭蕾舞团里的舞台布景师或是服装管理。

《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写于《祖与占》之后，而故事发生在先，克劳德刚刚成年，而占已届壮年。《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里的主要角色都比《祖与占》里的年轻，他们的故事比较忧伤，比较激烈，在《祖与占》里那种因为时间以及空间上的距离而产生的智慧和安详的叙述语气，在《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里不复存在，后者的小说人物在作者狂热撕裂的风格中，重现了他们的真实经历。

两本小说的大大不同，小说家自己解释得很清楚，在《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的引言里，他说：“我们感觉它比《祖与占》道德，里面引用的日记是全然坦率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开始认定《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是一本比《祖与占》更优异的小说，但我仍然坚持它是无法改编的，因为书里的三个主要人物几乎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他们之间最强烈的情感都藉由通信从远处传达。

一九七一年，我经历第一次的忧郁症，被送进医院进行一种睡眠治疗。我只带了一本书《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每一次醒来就读上几页，我在书的边缘做笔记，就像我要把它改编为剧本一样，在一些时刻，我下了决定，离开这个悲惨的地方，把自己和让·格鲁沃尔关在一起开始工作。

我们想要拍一个比《祖与占》更肉体的电影；这个电影要表达的不是肉体的爱，而是“一个肉体的电影关于爱”。演员是让皮埃尔·雷欧(JeanPierre Leaud)和两个英国女演员琪卡·麦克罕(Kika Markham)、史黛丝·坦德特(Stacey Tendetec)，《两个英国女孩和欧陆》变成一部电影了。在法国公开放映时，观众的反应很冷淡，但几年下来，我相信，这电影已经累积了一些声望。无论如何，我自觉在拍摄期间长进不少，不管是对电影的认识，或是对生活、对爱的领悟，以及对感情的暴力，对人相爱时无辜地带给对方的伤害与残忍。

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亨利皮埃尔·罗什去世时，只有少数报纸提及，也仅寥寥数行。因为这个杰出的人终其一生都不是名人。但是最近乔治·奥希克在他的书里专开一页谈到他，标题是：《亨利皮埃尔·罗什隐晦的生活》。

他的父亲很年轻时就死了，亨利一皮埃尔·罗什在母亲的专制热情中长大，他读的是政治，但绘画似乎比行政生涯更吸引他。他曾在朱里安学院研习绘画，因为自觉天分不够放弃了。他开始收藏画作，并且翻译了一些中国诗，这些诗被乔治·奥希克和阿勒伯·胡赛勒以及菲德·巴罗谱成曲子。罗什终其一生是个业余爱好者，因为他总是喜欢别人的作品更胜过自己的作品。他的政治学老师阿勒伯·索黑尔给他一段启示(电影里我改编的对白)，令他信守不渝：

“您将来想要做什么？

“外交官。”

“您有巨大的财富吗？”

“没有。”

“那您可不可能，有一些合法的途径，在您的姓氏后面，加上一些有名的或卓越的人姓？”

“不可能。”

“放弃当外交官的打算吧。”

“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有一颗探索的心灵的人。”

“那不是一个职业。”

“目前还不是一个职业，但将来会是。探索的心会变成一种专业，法国人长久以来一直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国界里，应该多多旅行的。您总是可以在报社找到工作支付旅行费用。”

可能就是在一九零七年左右旅行到德国的时候，罗什认识了犹太作家法兰茨·黑塞尔(Frantx Hessel)，他变成他的朋友，稍晚，更成了《祖与占》里的祖。

德文说写流利的罗什还结交了另一些他仰慕的德国友人：彼得·艾腾伯格(Peter Altenberg)，凯泽林(Keyserling)，阿尔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

关于罗什的事迹当中一再被传述的，可能他自己首先引以为傲的卓越行动，是他居中安排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与毕加索的会面，那大概是一九一零年左右，也是在此时，他成为美国收藏家约翰·昆尼的购买顾问，他们的合作和友谊持续到一九二五年昆尼去世。  一九一四年大战总动员时，罗什宣称不适合当兵。他被秘密诬告为德国间谍——只因为在几年之间他与德国境内的Outre-Rhin地区有重要的信件往来——被抓起来关了两个礼拜。因为这个经历，他出了一本五十页的小书Deux dsmainesa la conciergerie Pendant la Bataille de la Marne，已经透露出那种生动、愉快的风格。

但我一直有个感觉是罗什掩饰着他丰沛的情感，而这是他的天性，他之所以立即起程远赴美国，与遭受这场不白之冤不是没有关系的。在纽约，他重遇杜尚。杜尚此刻正忙于他的重要作品：《甚至，新娘被她的汉子们剥光衣服》。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纽约，来此避难的成群艺术家们肆无忌惮，骚动搅翻了全城的艺术领域。毕卡比亚是其中的一个，和他的音乐家妻子嘉比西亚·布菲、艾德嘉·瓦黑士，以及那个似乎与王尔德有点像的、与一九一八年神秘消失在墨西哥的怪癖的诗人拳击手阿瑟·贾凡。

约翰·昆尼去世后，罗什继续他那为人鉴定买卖的生涯，此时他为一位传奇人物——印度哈贾(Le Rajah d'indore)工作，哈贾带着他长期旅行，尤其常常前往印度。一九二零年在诗人儒尔·拉福格(Jules Laforgue)——他仰慕他的“传奇式的道德观”——的影响下，罗什准备出版他的第二本小书《唐璜》(Don Juan)，同一年，考克多出版他的La Noce Massacre。《唐璜》汇集了二十八篇浪荡子唐璜故事的各种变奏(唐璜和女旅行家、唐璜和丹尼斯、唐璜和芭璜娜等)。就在出书前夕，罗什的母亲表现出她的不满，为了安抚她的情绪，他以让·侯克(Jean Roc)的笔名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德军占领法国的经历迫使罗什成熟，他终于结了婚，生了一个小孩，他教授法文、素描、下棋和体操，他买了房子。也许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起草《祖与占》，而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出版。战后罗什出版过他的艺术评论、一些展览的文件报告。毕加索和杜尚此时盛名如日中天，经常有人要求罗什提供他对世纪初开始的那段法国绘画史的见证。

他为他的朋友杜尚所写的一段话，也适用于他自己：“他最美丽的作品是他对时问的使用。”事实上，罗什把他的生命都献给了女人。为了不要惹起他那独占地爱着他的母亲的不快，他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单身。他独居，但是同时固定维持着与三个情人的灵肉合一关系，再加上几乎每日不断临时被他诱惑的路过的女人。他的作品就是这些事情和情事。自从一九零五年到他去世，几乎有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他逐日地、有条理地写他的日记，这是他浪漫冒险的纪实账本。日记里不时有英文以及德文的书写，也是为了躲过当下这个或那个情妇的嫉妒和好奇心的偷窥。

罗什去世后，我征得他妻子丹尼斯的同意和合作，把这些日记的大部分重新打字保留下来免遭损坏。但是我们在家里为这个工作所雇佣的打字小姐，在经过两年的工作后，拒绝再继续誊打这些日记，因为她是如此地被这个二十世纪的唐璜的言行举止间流露出的——她以为她感觉到的——“不自觉的残忍”所扰乱震惊。

我应该让这位打字的女士知道亨利一皮埃尔·罗什并不是把追求真理和爱情的权利保留给男人：《祖与占》里的凯茨，最近的几年间，不是已经变成新女性主义的表率了吗？

这些日记如果出版，恐怕将达二十数册，我所接触过的法国出版社都予以婉拒。因为亨利一皮埃尔·罗什在他们眼中仍然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更何况他日记中提到的那些赫赫有名的朋友或情妇，他无不使用假名一一掩盖，使人无法辨认。

因为这样，出版这些日记被认定无法回收成本。这些私人日记仍将保留它们的隐晦。幸而罗什垂老之年为他往日的经历留下了两本灿烂的小说，使得他不再籍籍无名。

在所有为他而下的评语中，我特别喜欢下面这一段让·波朗(Jean Paulhan)写的，他是他的朋友，负责他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祖与占》：“是，他很高大，带着委靡忧郁的气质。他有点太清楚了，太谦逊了，他不令人吃惊，因为他令人迷惑。他对人充满爱。他觉得人是值得尊敬的。”

这篇长序到此结束，轮到您去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您将凛然于他的温柔。您会把他带进您的生命中，视他为朋友。我希望，您会爱他。

从第一行开始，我对亨利-皮埃尔·罗什的文笔就一见倾心。

这是一个诗人用电报体写就的爱情小说，他努力忘掉自己的文化，像农夫插秧那样简洁而具体地排列他的字句和想法。

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当代小说之一，是亨利-皮埃尔·罗什的《祖与占》。这小说叙述的是两个朋友与他们共同爱人之间的故事，幸亏有一种再三斟酌衡量过的、全新的美学式道德立场，他们终其一生，几乎没有矛盾地温柔地相爱。

——弗朗索瓦·特吕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