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关注的是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分裂战乱走向秦汉帝国的统一这一历史进程，作者以人物为主线，以大事为枝干，以思想为血脉，从商鞅、秦始皇到汉武帝，复原了这些历史人物在潮头浪尖上惊心动魄的风云故事。与此同时，该书在书写这段气势恢弘的历史时，试图勾画出“大一统”思想及其现实的演变进程，在探寻秦皇汉武的内心激情之外，叙写了吕不韦、韩非子、陆贾、贾谊、董仲舒等思想家在这一历史大转折关头的纵横捭阖和命运沉浮，探讨从百家争鸣到儒家成为正统的发展脉络。

中国数千年文明，为何经历了数次“合久必分”的大分裂大动荡，最后总会回归到“分久必合”？

大一统格局，如何从思想的肇兴演变为政治的现实？

《中国大一统：秦皇汉武的奋斗》，关注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分裂战乱走向秦汉帝国的统一这一历史进程，以人物为主线，以大事为枝干，以思想为血脉，从商鞅、秦始皇到汉武帝，复原历史人物在潮头浪尖上惊心动魄的风云故事。与此同时，本书在书写这段气势恢弘的历史时，试图勾画出“大一统”思想及其现实的演变进程，探寻秦皇汉武的内心激情而外，叙及吕不韦、韩非子、陆贾、贾谊、董仲舒等思想家在这一历史大转折关头的纵横捭阖和命运沉浮，探讨从百家争鸣、以吏为师到儒家成为正统的发展脉络。

本书帆二十七万言，分四大部分：引言：从百家争鸣到大一统；第一章、商鞅：大一统的先行者；第二章、千古一帝秦始皇：开创大一统；第三章、雄才大略汉武帝：缔造大一统。

本书试图以通俗易懂的叙述语言，结合学术的严谨性，将历史与思想史融为一炉。

本书还试图提请读者思考：秦皇汉武的事功和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复兴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又将带来怎样的启迪？

序

引子：从百家争鸣到大一统

第一章 商鞅：鼎力变法打造张秦

 一、变法之争

 二、农战并重：强国速成法则

 三、打破封建制走向新县制

 四、尊法排儒以吏为师

 五、从先驱到先烈：一个激进改革家的宿命悲剧

第二章 千古一帝秦始皇：开创大一统

 一、惊险行走：在权力的刀锋边缘

 二、赢政与吕不韦：治国思想的同床异梦

 三、李斯用事与韩非之陨落

 四、秦王扫六合走向大一统

 五、中国大历史的第一个过渡王朝：留给历史的问号

第三章 雄才大略汉武帝：缔造大一统

 一、封建复辟与中央集权的交锋

 二、武帝集权政权一统

 三、外攘四夷山河一统

 四、总一盐铁经济一统

 五、汉初儒家的复兴轨迹

 六、异想天开的董仲舒和走向正统的儒术

 七、儒家的新气象

后记

“三公九卿”背后的君权中心政制

为了维护皇帝这个至上、至尊、至贵的角色和地位，使他能驾御大一统的中国顺利前行，在政治架构上，秦始皇确定了“三公九卿”的官僚体制。

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为辅佐皇帝的最高行政长官，秩万石，“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秦设左、右两位丞相，如秦帝国初期的隗状、王绾，最后一任丞相为李斯、冯去疾。而李斯被二世所诛后，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赵高终以宦者之身而权倾朝野。

太尉也是秩万石，金印紫绶，掌武事，为皇帝手下的最高武官。

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干石”(《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主要为皇帝行监察之责，负弹劾之任。御史大夫的位次和待遇比丞相、太尉都要低，特别是俸禄方面相去甚远，可为何也是三公之一员呢？

这就和秦始皇意在建立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有关。

在赢政被立为秦王，等待成年仪式的近十年时间里，这个期待自己有朝一日真正号令天下的少年，一直在观察着吕不韦把持朝政的举止细节，他也一定在思考着如何才能让臣下俯首听命，而不是权臣当道。笔者以人之常情来揣测，秦始皇当在这么多年的思考中埋下了驾驭权臣的欲望种子。

事实上，君王不可能诸事亲历亲为，以丞相为股肱辅弼，为皇帝奔走效劳，以百官之长的身份代行最高行政长官之责，应该是皇帝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但皇帝和相国，其分野的尺度如何把握？丞相的权力行使到何种程度，能让皇帝和自己皆大欢喜？这似乎要看皇帝和相国的个性了。皇帝想独断，相权就要后退；居相位者很强势，难免就要与皇帝产生摩擦，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和争夺，于是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全部进程。《吕氏春秋》的分职之说，实乃出自现实的呼吁，只是这种呼吁让赢政心里很不爽而已。按照吕不韦集团的说法，天圆地方，君天臣地，君执圆，丞执方，把彼此的权限划清楚了，也好各司其职。但赢政偏偏在此看出了隐含其中的分权意图，自然很不高兴，不仅不高兴，他还决心倒过来：你吕不韦不是想分我的皇权吗？那我就削弱你的相权，省得明目张胆地跟我来要权。

三公之设，就是在制度上分化相权：丞相设两个，意图再明显不过：彼此牵制掣肘，只能争着讨好皇帝。太尉掌军事，意味着丞相的兵权被剥夺了。独立建署办公的御史大夫的存在，使皇帝增加了自己在朝廷的耳目和分量，其监察弹劾可直指丞相，对丞相乃一大威慑。于是，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分职执掌，使皇帝有了乾纲独断的制度保障。在春秋战国时代，相权主宰朝纲甚至取君主而代之的事件并不鲜见，而有的君主也乐得做甩手主人，让相国去施展抱负。秦始皇决心让这一切成为历史。秦始皇需要的局面是：“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

需要细说的是，设立太尉，意味着秦统一后丞相已无兵权。即便有太尉一职，兵权实际上也是皇帝独揽的。在秦统一前，史载尉缭被赢政拜为国尉，此后，史籍中并未见有谁担任过太尉的明文记载。于是，有太尉一职乃虚设之说。林剑鸣就执此说：

实际上太尉一职并未委派给任何人，而是由秦始皇自己将“掌武事”的军权控制在手中。阳陵虎符有铭日“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容庚《秦金文录》)。如果结合1978年在西安出土的杜陵虎符铭文“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合君符的规定(陈直《秦兵甲之符考》，载《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就可得知：秦始皇亲自控制着兵权，他自己取代太尉执行“掌武事”的任务，而将太尉的职位虚设在那里。(《秦汉史》)

当然，也有人对此说提出质疑，《秦始皇传》一书的作者张分田就倾向于秦朝有太尉之职和任职之人，只是史料阙如目前无法考证而已。

直录上述争议，以供读者斟酌。不论怎样，秦始皇在设立政治架构时，削弱相权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御史大夫的应运而生，似乎倒有倾向性一致的意见。作为从史官演化而来的官职，御史因其为皇帝近前的文书这类特殊角色，往往被皇帝为了方便而指派去处理国事，给皇帝跑腿多了，也就成了亲信。尽管御史大夫的地位在三公中最低，但往往因为是皇帝的身边人，而被委以重任。如秦始皇几次遭遇符篆诅咒事件后，均派御史去弹压处理。也许此类事件算是不好外扬的“家丑”，让身边人去处置，免得让丞相暗中幸灾乐祸，也是情理之中的考量。御史大夫能位列三公，成为位卑而权重的典型案例，是秦始皇驭臣之术的体现，目的很明显，就是对相权进行牵制掣肘，而达到君主集权专制的目的。

再来看“九卿”：

奉常，掌宗庙礼仪；宗正，掌亲属，即负责皇室成员相关事务；太仆，掌舆马，负责执驭皇帝车马；廷尉，掌刑辟，也就是司法；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即掌管皇室私产，负责皇室用品的供应；郎中令，掌宫殿门户和皇帝侍卫；卫尉，掌宫廷警备，管理宫内卫士；典客，掌诸侯及归义蛮夷，即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及朝贡接待事宜；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税收。

这些官员成为政府主要机关的掌门人。值得一提的是，廷尉虽没能位列三公，但作为皇帝之下全国最高司法机构的代表，在一个崇尚法治的朝代里，其权势可谓显赫一时。李斯就担任过多年的廷尉，在皇帝议帝号时，《史记》中记载的提议人中他就名列其中，不少历史事件的记载中，他的名字与三公并列。廷尉一职的特殊地位，印证了秦时重法主义的特点。

在国家政治治理的架构上，秦始皇推行了郡县制以建立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治理制度，形成了两干多年来未见大变的统一格局，稍后将专门论述。

由此，秦始皇实现了政权之一统。

P76-78

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过程中所凝聚和积淀的文化传统里，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或重要标志，一直成为中国学术思想最为关注的课题，此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一为“究天人之际”；二为“通古今之变”。按司马迁的意思，这两个重要指标，是古代学者“成一家之言”的首要前提。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即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以历史为鉴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可以说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学术的始终，它成为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在内的中华学术的两条主线，故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其成就最为显著昌明。

仅就历史说，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一个最注重历史的民族。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从未断裂。从第一部编年史《春秋》、第一部政治吏《尚书》、第一部国别史《国语》，一直到第一部通史《史记》，再到以后的《汉书》、《后汉书》等所谓的前四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乃至《民国史》等等，可谓朝朝有史，一朝一史，一朝多史。而所谓“野史”，更是历朝有之，无论其数量，还是其记述的范围，甚至都大大超过“正史”。中国文化中的历史著述，其体例之富、时间跨度之长、记述之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正因如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从中国文字产生的那一天起，可谓泱泱汩汩，从未中断，故其积累起来的历史知识、历史认识、历史意识及历史长河所蕴涵的历史意义，便构成一种具有天人、古今融会贯通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

古往今来的贤哲们常说，人类9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劳动”、在于人类能“制造工具”、在于人类有“道德良知”、在于人类能“从事政治活动”、在于人类“能群”或组织社会、在于人类有“觉解”等等。但在我看来，人类与禽兽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人类有历史文化记忆。因为有历史文化记忆，人类便既可知其所从来，亦可据其所从来，推知其所将来。不知其所从来，亦不可预见其所将来。因此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故中国古人有“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认知和感叹。以上三鉴中，“知兴替”，实乃历史之核心，亦历史价值之所在。

李勇强先生撰写的《中国大一统——秦皇汉武的奋斗》这本书，从其书名及其所述的内容看，即是以历史为一面镜子，企图从逝去二千余年的秦汉帝国的历史活动中，追寻仍存活于中国文化中的中华大一统的价值理念，是如何在中华民族筚路蓝缕、艰辛跋涉的历史进程中，发展、积淀和付诸实践的。这是一种既饱含历史文化情感，又蕴涵历史文化理性的双重探索，同时也承负着21世纪中国人历史情怀、文化承担和对当今现实世界的深层思考。

“大一统”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原出于《春秋公羊传》。而《春秋公羊传》又是对《春秋》经的解释、发挥而完成的一家之言。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上层建筑、价值理念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均产生重要影响。按司马迁的说法，《春秋》是经过孔子的整理和修订而完成的。作为“六经”之一的《春秋》，其大本大宗即是通过“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以道名分”。即是通过历史这面镜子，阐幽发微儒家所一贯重视的君臣大义、父子之亲、华夷之辨、王霸之分，乃至仁道义法、人伦逆顺、家国兴亡等“行事深切著明者”之所以然。故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曾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春秋繁露·俞序》董仲舒引)子夏是孔子《春秋》之微言大义的第一代传人。从其上述言论，亦可见其对《春秋》有深切的领悟和独到的体会，《春秋公羊传》即传自子夏。

据文献记载，《公羊传》最初即是由子夏口头传授给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与齐人胡毋子都始著于竹帛，标志《春秋公羊传》之最终完成。可见，“大一统”的价值理念，其思想源头可追溯到孔子、子夏的时代甚至更早。如《诗》、《书》中所表达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九州攸同”、“四海会同”等民族共存、地域统一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愿望。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有理想主义的大一统思想。特别是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以后，面对诸侯割据和兼并战争对社会民生的破坏，墨子提出“尚同”，构成墨家十大主张之一；儒家提出“大同”，更是儒者孜孜不倦、汲汲追求的远大目标。孟子见梁惠王，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毫不犹豫地答日：“定于一。”荀子也把“一天下”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认为“臣使诸侯一天下”，乃“人情之所同欲也”。在荀子看来，作为儒者的历史使命便是“通则一天下”，“夫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齐一天下而莫能倾，是大儒之征也”。

可见，“大一统”观念在《春秋公羊传》提出以前，中国先哲们即早已在思想理论和历史活动中追寻着这一政治理想并使其逐步成为历史现实。如在夏朝建立以前，中国和古代其他民族一样，也是有许许多多各自独立的氏族部落。经过尧、舜、禹三代的苦心经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带，虽处于部落林立的局面，但实际上正趋于统一，至夏禹时已初见规模。《尚书·禹贡》对此曾做过系统地描述：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政治制度、行政区划、土地贡赋等级等皆有所定。遂使当时的疆域或其影响，已“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尚书·禹贡》的成书虽多认为在战国，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记忆，却不能因此而被一概抹煞。《吕氏春秋》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汤而三千余国。”《晋书·地理志》亦称：“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这些小邦与当时的奴隶制国家夏、商、周保持一种从属关系，每一小邦都受宗主国的保护。因此，从形式上看，是小邦林立，但它们都有共同的政治、文化中心。《诗·商颂》说，殷商时期，其地域已是“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被四海”。可见，当时殷商已是一个拥有领土千里之广，其势力范围被及“四海”的统一王朝。从殷至周，这种统一的势力逐步扩大，周王以分封的形式，又建立了具有宗法及婚姻关系的许多新的邦国，以加强周王与同姓诸侯的关系。这样，再加上原有的异姓诸侯，周王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并巩固了奴隶制国家的统一。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纷纷摆脱周朝的管辖，周王朝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成为形式上的盟主，并由此逐渐趋于消亡。但继之而起的是五霸称雄，先后代周而成为诸侯盟主。因此从表面看，是一种分裂，但实质上乃是继承了周王朝疆土文化的丰厚遗产，仍保持着当时中国内在的相对统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盛称管仲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以上均是秦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故事，它在历史和政治的现实层面，印证了“大一统”理念在中国早期历史实践中的思想发轫和理想追求。而中国先民对“大一统”的向往，至秦汉才开始真正实现。而李勇强先生的《中国大一统——秦皇汉武的奋斗》，即是从秦汉帝国的历史轨迹中，寻求其如何实现中华大一统之所以然或所以迹，以便从历史的这面多棱镜中，探赜索隐，观照中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这其中，应包含对“大一统”理念的全面理解和历史诠释。按着公羊家的说法，大一统的理念，至少应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统一、国土统一、文化统一和民族统一。可以说，秦统一中国时，这四点都基本做到了，但为什么秦政权统治中国不到十五年便很快灭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个统治全国的大朝代还没有像秦王朝这样短命的。汉初贾谊著《过秦论》总结说：“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觳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董仲舒总结得更为精彩，他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汉书·董仲舒传》)

从贾谊、董仲舒对秦亡教训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论与实践中，应包涵一个重要前提，其或为大一统的基本内涵，即如贾、董二氏所提出的“必施仁政于民”的主张。一个政权若仁义不施，横暴自恣，盘剥聚敛，与民争财，则必导致吏治腐败，民性嚚顽，习俗薄恶，抵冒殊扦的混乱局面，从而使原本业已实现的大一统再陷于分裂。秦王朝的大一统所以只维持了十五年，其原因即在于此。孟子在与梁惠王、梁襄王讨论如何使天下统一、国家富强时亦深刻预见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如果抛弃社会正义，不择手段地一味追求或攫取权力和利益，社会则不得安宁，国家则陷于危难，大一统的政权亦可由此导致覆灭。

荀子亦强调要实现大一统，必“义立而王”，“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在荀子看来，治国者如果“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上下析矣”。此皆“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荀子·王霸》)。这是说，除“义立而行王道”和“必以公道通义相兼容”等条件外，苟子还特别指出大一统的四项具体标准，即法治有条不紊，吏治清廉良善，民心醇朴乐施，社会风气优雅宽厚。这四个方面同时俱备，谓之“上一”；四者并亡，虽如桀、纣之厚有天下，索为匹夫犹不可得，况大一统乎？

李勇强先生实为好学深思之士，其本业为新闻传媒，但酷爱国学，尤喜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故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哲学。经年苦读，学业有成，并获硕士学位，且立志宏扬国学，著书立说。书成，嘱我为序，故不揣鄙陋，随笔赘言，意在切磋，是为序。

李中华

2009年11月10日于北京大学

“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把其奠基人称之为英雄，而看作为暴君的国家”。1995～1999年间担任过驻华大使的德国人康拉德·赛茨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一书中写下的这段话，曾经深深地刺激过我。

当我认真留意秦汉两朝的历史时，我感觉到这位对中国文化相当关注的德国朋友，他为秦始皇鸣不平，自有他的理由。至少，秦始皇打破诸侯封建而创立的郡县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年，至今格局犹在。当秦始皇将历史的巨大车轮扭向全新的轨迹时，秦帝国自身却成了过渡王朝，成了先烈。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是秦始皇因暴政而自取灭亡，而很少有人关注到，秦的二世而亡，有其历史的悲壮因素：从战国七雄的分裂局面到开创一统，秦帝国为中国历史的转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自然，刘氏汉朝作为秦政的延续，一直到汉武帝，才真正完成了大一统的使命。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深入国人血脉的潜意识，显然不仅仅意味着“统一”二字，更不简单意味着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内涵，也不简单意味着正统思想的独行其是，而有其多元的文化含义，有其求同存异、寻求和谐的动力在。当然，我们应当很高兴地看到大一统思想在当下的积极现实价值：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追求。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在长假中写下这本书的文字。我想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他们让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思想的发展历史，特别要感谢李中华老师对我的无私指导和帮助。我想感谢家人的支持，平时本已繁忙，而过节期间自己也经常躲进小楼成一统。我要感谢给予我力量的每一个朋友，使我能沉入历史，沉入思想，让文字涌于指尖。我要感谢中华书局，感谢刘树林编辑为本书付出的辛苦劳动，让我体会到专业精神的可贵。

更要感谢宽容的读者，作为才疏学浅的后学者，书中的错讹之处可想而知难以避免，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李勇强先生撰写的《中国大一统——秦皇汉武的奋斗》这本书，从其书名及其所述的内容看，即是以历史为一面镜子，企图从逝去二千余年的秦汉帝国的历史活动中，追寻仍存活于中国文化中的中华大一统的价值理念，是如何在中华民族筚路蓝缕、艰辛跋涉的历史进程中，发展、积淀和付诸实践的。这是一种既饱含历史文化情感，又蕴涵历史文化理性的双重探索，同时也承负着21世纪中国人历史情怀、文化承担和对当今现实世界的深层思考。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