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和岛编著的《圆桌内参》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

中国的一线企业家、学者选定他们认为值得阅读的文章，亲笔写就推荐理由，并针对文中的具体事例和观点，随文批注。内容覆盖中国商业人群最为关心的三个部分：经济大势、思维革命和生意本质。

推荐者的学术声誉和挑剔精准的眼光，极大降低了寻觅有价值信息的成本。推荐不意味着赞同，点评给出的也会是一个不同于文章的思路。一篇文章有多种读法，在这部多链接的书中，你看到的绝不止是那些值得阅读的文章，你可以知道，这些中国商业精英人群当下关心的问题，试图解答的方式，以及寻找解决方案的路径。因此，它值得一读再读，深看细磨，必能得出非同一般的阅读心得。

《圆桌内参》的内容为19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有推荐人，提出推荐理由和在文中做批注。它的来源是正和岛邀请的诸位学界、商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包括王石、吴敬琏、任志强、周鸿祎、陈志武、田溯宁、郭广昌、张维迎、钱大群、卫哲、刘永行等，向正和岛的岛民推荐文章，并做私家批注。

《圆桌内参》通过各界大家理性地批判、建设性地表达，实现了各方思想和观点的对话与交锋，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发掘更具创造性的价值。读者从这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清晰看到企业家们当下关心的问题，试图解答的方式，以及寻找解决方案的路径。在互联网深度影响的出版时代，内容本身的价值下降，但选择内容的价值在凸显，而这本书正呈现了这种价值的实现。

推荐人索引

王石（万科集团董事长）

推荐语：社会迁跃仅仅靠“运气”吗／002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推荐语：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冲击／010

钱大群（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

推荐语：进攻是最好的求生策略／020

任志强（华远地产董事长）

推荐语：不完全市场经济之路走到头了／031

沈国军（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推荐语：电商与传统零售商之战／038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推荐语：不重启国有经济改革绝对没有出路／051

田溯宁（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

推荐语：“数据矿”就在那里／066

刘永行（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

推荐语：中国企业究竟缺什么／078

鲁冠球（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

推荐语：坚持到最后才是赢家／090

郭广昌（复星集团董事长）

推荐语：不要把别人当傻子／103

蔡洪平（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执行主席）

推荐语：当今中国富裕阶层要读的第三本书《家族财富》／109

阿迪·伊格纳修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推荐语：新商业模式的重塑／118

王文银（正成国际董事局主席）

推荐语：对准别人看不见的目标射击，并且命中／126

周鸿袆（奇虎360董事长）

推荐语：心有猛虎，细嗅蔷薇／138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推荐语：一个有追求的企业家的无奈／154

卫哲（嘉御基金董事长兼创始合伙人）

推荐语：惠普并非李艾科一个人搞垮的／165

何享健（美的集团董事局主席）

推荐语：走访台湾知名企业的收获／174

姜汝祥（锡恩咨询集团董事长、MIP云管理学院院长）

推荐语：警惕民企“国企化”魔咒／186

李天田（中国软实力研究中心董事长）

椎荐语：你花了多少时间与客户在一起／197

推荐文章索引

大势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004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年轻人口迅速萎缩，

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012

梁建章（携程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迎战大爆炸式颠覆／022

拉里·唐斯（埃森哲卓越绩效研究院研究员）

保罗·努内斯（埃森哲卓越绩效研究院全球董事总经理）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034

达伦·艾克莫格鲁（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

詹姆斯·A.罗宾森（哈佛大学政治学家）

马云、王健林“1亿赌局”背后的内部对话／039

马云（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

王健林（万迭集团董事长）

国企改革下一步朝哪走／053

陈清泰（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大数据：一场管理革命／068

安德鲁·麦卡菲（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商业中心首席科学家）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许塞尔家族”教授兼数字商业中心院长）

思维

重温王永庆经营理念：为何平凡却出奇伟大／079

郭泰（台湾作家，曾任世新大学讲师、哈佛企管顾问公司副总经理）

稻盛和夫论不景气：在萧条中飞跃的大智慧／091

稻盛和夫（日本京瓷公司名誉会长、KDDI最高顾问、日本航空公司前董事长）

芒格论决策：永远别愚弄你自己／104

彼得·考夫曼（《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作者）

当心！那些围剿财富传承的天然陷阱／110

蔡洪平（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执行主席）

伟大的公司如何思考／119

罗莎贝斯·莫斯·坎特（哈佛商学院首席管理学教授）

扒开李健熙的头脑／128

金炳完（韩国庆北大学讲师、资深三星研究员）

生意

遗失的乔布斯访谈／140

史蒂夫·乔布斯（苹果公司创始人）

一个买卖人的爱与怕／156

冯仑（万通控股董事长）

薛芳（《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

李艾科是怎么搞垮惠普的／167

美国《财富》杂志

郭台铭不愿公开的150分钟谈话／175

王毓雯（台湾《商业周刊》记者）

华为内部的“十大隐性杀手”／188

五斗米（华为员工）

如何把产品做简单／2D。

张小龙（腾讯副总裁、微信缔造者）

推荐人：王石（万科集团董事长）

推荐语：社会迁跃仅仅靠“运气”吗

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E·O·威尔逊的研究对象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膜翅目昆虫——蚂蚁。在对它们的社会结构进行多年研究之后，威尔逊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次社会平衡的被打破，都只是为系统提供了一个再次建立平衡的机会。但很遗憾，这些新的平衡相对于老的平衡，大多数都是次优的，比以前还不如。能实现向上迁跃的新平衡非常少，是难得的运气。

张维迎教授的演讲里多次提到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历史，论述了既得利益者回应甚至引领社会变革的原因和结果。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中国人也有切身的喜悦和悲哀：一百多年前，由既得利益阶层主导的清末洋务、维新和立宪运动以失败告终，国家走向冲突和战乱。三十五年前，由邓小平主导的以界定产权和市场竞争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让中国首次真正融入世界，成为现代化国家。如果从西方坚船利炮敲打国门开始算，这个历程已经足足走了一百七十年之久！

再想想我们的北方巨邻，如果当年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能克制一些，与沙皇达成和解与合作；又如果当年的孟什维克运气能够好些，俄国或许能够避免近一个世纪的残酷清洗和动荡，避免社会和许许多多个体本不必付出的代价。一个开放、稳定的俄国，显然大大有利于全球安全，对俄国、中国甚至全世界人民来说，上个世纪本可以有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我们人类社会的近代历史，或许能够为威尔逊的蚂蚁社会的“运气”提供一点解释：自上而下的、全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变革，运气就好些；自下而上的、过程中要掀桌子的变革，运气就差些——在这里，我不愿意将这种进程简单描述为“革命”或“改良”，因为这种二元话语体系其实规制并束缚了我们对社会进程的想象。我们需要有更包容、更含蓄、更容易说服其他人的话语方式来讨论“社会转型”问题。

张维迎教授说理念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我很同意。参与到他人中间也好，引领他人到我们这边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认清我们所肩负的使命，并且正视它、理解它、响应它，改善作为社会细胞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身处的单元、组织和社区，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开始，建设开放自觉、训练有素的公民社会。

正如我在亚布力论坛上提及，在金沙江漂流时，我沿途目睹，滔滔江水是如何由一股股细流汇聚而成。如果希望中国的明天更加民主、公平、光明，就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个小处参与和建设公共生活，承担责任，面向未来。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作者：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

观念引领变革

第一，理念的力量。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两百多年前，大卫·休谟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人类本身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观念所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我举几个例子：

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邓小平在“文革”之后发起改革，包括废除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我们讲到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的160位作者中有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家庭中进行的，都是来自贵族阶层。最初大革命是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他们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再看，创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很多人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孩子，他们接受了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再看一下历史上废除黑奴运动，好多是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教会。在18世纪，1775年，美国费城成立了第一家反黑奴协会；1781年起英国成为反黑奴的一支重要力量，英国内部的飞鹰派就是推动废除奴隶者的重要力量，1783年英国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了奴隶制，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

最不安全的人，其实是特权者本身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一谈到既得利益，大家好像经常觉得它们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其实不是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分成好多小团体，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首先，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教分离，即教会和统治者斗争的结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宣布收回国王任命主教的权力，而这时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罢除了他教皇的职位。这个斗争一直到格列高利七世的继任者最终在1122年与皇帝达成协议，教皇有任命教主的权力，而教皇也承认皇帝有世俗统治权，因而形成了政教分离。

法国大革命是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革命前，法国最重要的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贵族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比如亲王与宫廷贵族的矛盾、老贵族与新贵族的矛盾、乡村贵族和城市贵族的矛盾、军事贵族与司法贵族或叫穿袍贵族的矛盾。即使在革命时期，保守派、君主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国在19世纪之前的宪政建设，主要是贵族和国王、国王和教会，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我要特别举一个例子：在19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国家创办公司都是一种特权，也就是说你只有得到国王的授权，或者议会的授权，才能建立公司，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建立公司的。那么，这时在精英当中就形成了不平衡，最后通过精英斗争，任何人都有权注册公司，英国是在1844年完成，法国在1867年完成，美国在1850年完成。

西方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也就是说贵族内部有了法治，有了民主，然后才推动了整个社会。他们那时先贵族内，后贵族外，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治和民主？因为在专制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他们其实在相互摧残，普通百姓在专制体制下感到不安全，但真正感觉最不安全的人，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而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他们认识到，还是应该用权力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的安全，实行法治后，统治者换了，被换下来的统治者，仍然需要安全感；但在旧体制下，即使你能够平安着落，着落之后你仍然没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最好的办法。英国真正的民主化是从1832年通过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此前英国爆发了持续的暴乱和群体性事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卢德运动。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832年法案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大的社会动荡，“议会改革”并不能满足大众对民主的要求。1838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就发起了改革议会的宪章运动，提出了男性普选权，废除议员薪酬制等建议。这个运动持续到1848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之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到186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从136万扩大到248万，从而使得工人大众成为城市选区的主体。这一改革的法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使得政府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1884年通过的第三次改革法案，使原来只适用于城市选区的投票规则，适用范围扩大到乡村选区，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有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选权。“一战”之后，英国在1918年通过了《人民代表法案》，这个法案将投票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30岁的女性纳税人，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因为十月革命之后英国也担心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化改革。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主化过程尽管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社会不稳定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驱动力。也正因如此，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的让步只是满足威胁者、闹事人的要求，1832年只要买通了中产阶级就可以有和平，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再进一步地让步。

我讲的这三个理由，统治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对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有些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

华盛顿去世前，他要求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是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她有危机感。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

本文为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13年2月22日亚布力论坛上的演讲

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