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先生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一期发表《二十年来中国的政党》。认为：“政党本是立宪政治的副产物，凡采用立宪政制的国家，自然要发生政党的组织”。对二十年来中国各政党的形成、政纲、组织及其发展与消亡的状况一一疏理，认为：尚未完全组织成功的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政纲是适合时代思潮和中国需要的政纲。强调：政党必须克服无主义、无实力、与人民相隔绝的大弊，随时接受党员对本党在朝党的监督，方能生存壮大。
2月，先生在《北大社会科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福滨社会主义派的方法和理论》介绍十九世纪末，作为英国社会主义的福滨派，对社会改革的态度、方法、理论及思想渊源。
同期，还发表文章介绍日本高桥诚一郎所著《经济学史研究》和中岛重所著《多元的国家论》。
2月23日，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大学校长“由教育总长聘任”，学校设董事会，董事“由教育部长就部员中指派”。条例颁布后，先生与李大钊、顾孟余、谭熙鸿、沈尹默、钱玄同、高仁山等六十多位大学教授公开表示反对：“教育部之所以欲聘任及其所得聘任者……不外于在野之官僚，或有力之政客。此等官僚政客，于学术上既没有任何之专长，其对于校内一切情形，又皆隔不通。”这一条例“蔑视学校及教员之人格，殊为可愤”(史建霞：《高仁山》，载于《中共北京党史人物》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3月12日，《北大日刊》刊登政治学系教授布告：“定于本周六上午十时半至十二时半，在第三院第一教室，请高一涵教授讲演《福滨社会主义派的方法与理论》。” 3月15日，先生参与北大教授为教(育)部新颁大学条例事致校长公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03月17日，转引自《李大钊史事综录》第255页)
3月，先生在《晨光》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政党要怎样改造》。针对时下中国政党三大弊病，提出改造政党的三个不可缺的条件：1，须立下一定的主义；2，须以利害相同的阶级为基础；3，须有坚固的组织。
4月24日，《北大日刊》刊登校长启事：“为参加华北国语演说竞赛大会，25日晚七时半，在第三院大礼堂举行(本校)决赛，主席蒋梦麟，评判：高一涵、燕树堂、王世杰、陈源、屠孝实。”
4月28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北大经济学会、平民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定于“五一”举行纪念大会，并邀李石曾、李守常、先生、蔡和森诸人讲演。(当日《晨报》，《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28页)
7月19日，《北大日刊》发布24至25年度政治学系课程指导书。载李大钊、先生、陶孟和等担任现代政治学课程并指导学生演习及指导书目。(当日《北京大学日刊》)
8月17日，同乡老友刘希平因病去世，先生为其撰写生平，由大书法家于右任手书，碑文刻立于芜湖赭山刘希平墓前。(《安徽日报》2004年5月17日)
9月23日(农历8月25日)，先生为修十一届家谱撰写十一修宗谱序。(家谱卷一第46—48页)
8月28日。先生在《晨报副刊》发表《关于努力月刊的几句话》。就读者关心的《努力月刊》迟迟未出的原因，以小卒子身份，越份回答。闲说：是因为跟商务印书馆老板有分歧，“叫我们出来为三圆钱五圆钱去替那些持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挣红利，老实说心中总有一点痛！所以我……不得不暗地里抱着不合作主义了。”正说：“是胡适不能过劳、(拟)主持月刊的张奚若还在巴黎、月刊质和量的要求。”
8月，先生在《北大社会科学季刊》第二卷第四册上发表《唯物史观的解释》。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涉及的“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构造”与“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解读，介绍马克思著名论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必然要崩坏；而社会主义的组织必然要成功。“故马氏常常把那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的事业，放在劳动阶级的双肩之上。社会进化必定要经过那由生产力和社会组织的冲突而酿成的阶级战争才可以实现。”认为唯物史观的特色：一方面认定历史不是机械的或自动的东西，一方面又认定人类不能自由自在的随意在创造历史；祗有人类且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且立在物质条件的地盘之上去奋斗，然后才能演成社会组织的进化。
9月8日，胡适致信先生，对《关于努力月刊的几句话》予以批评称：“拿不苟且而有价值的文字换得相当的报酬，那是一种正当的生活；我们如果有一点忠恕之心。不应该这样嘲骂他们。
‘商务’对《努力》的关系，并非谋‘红利’，乃是‘商务’里面有几位朋友赞成我们的奋斗牺牲的态度，故为友谊的帮助。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事迹有可取者，尚当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苛刻诛心的谬论，——何况我深知‘商务’此番全出于好意的友谊，而你说的话太过火了，使我觉得很对‘商务’不住。”(《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一册，第324_332页)
10月24日，北大国语辩论会开会，请先生及燕召亭两位教授到会指导。(《北大日刊》1924年10月23日第二版启事)P7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