怛逻斯之战
发生在公元751年的怛逻斯之战，不仅在战争史上占有地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造纸术的西传，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场著名战争的重要性当然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这是中外史上都有明确记载的一次战争；是历史上中国和大食（唐代以此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名称）唯一的大规模的而又是以中国唐朝军队失败告终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唐朝政府在西域统治史中的一段极其重要的插曲；它又使得杜环有机会以一个战俘的“身份”游历八世纪中叶的伊斯兰世界而写出《经行记》这样的重要著作，等等。
为了能更清楚地了解怛逻斯之战爆发的背景，有必要追溯一下唐朝与大食之间的关系。
唐朝与大食的接触是伴随着冲突而开始的。起初的冲突只是名义上的，根本没有形成真正的军事行动。大食东进的军队在651年纳哈万德（即今伊朗西北境，哈马丹西南之纳哈文德）之战中击败了波斯萨珊朝，翌年，萨珊朝灭亡了。而萨珊朝的一个王子叫泥涅师的来到了长安。在他的请求下，调露元年（679年）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率军队护送泥涅师回去复国。这次行动最终是不了了之，但说明唐朝与大食已有了间接的冲突。
直到唐开元年间，唐朝和大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记载着开元三年（715年）唐朝与大食的第一次兵戎相见，起因是由于大食与吐蕃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注：即古乌孙，今苏联中亚之费尔干纳地方）王并出兵攻掠。拔汗那王向安西求救。为了控制西域各国，阻止大食势力继续东渐，都护李休景听从张孝嵩的意见，将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进攻大食军队，“下数百城……屠其三城，斩俘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威震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取得了巨大胜利。
唐朝和大食的第二次战争，据《资治通鉴》记载，是起因于突骑施勾引大食兵马进攻安西四镇，史籍没有谁胜谁负的记载。
天宝六年（727年），西域副都护高仙芝进攻大勃律，虽然史乘中没有完全证明大食军队介入的资料，可是史学界认为这是唐朝与大食之间的第三次军事冲突。《新唐书·大勃律传》有记载日：“大食诸国皆震恐。”
第四次刀兵相向就是怛逻斯（Talas）之战了。怛逻斯，据《西城地名》记载，自古以来有一水、一城皆以之名。“……水名至今未变，其城即中亚阿萨克斯坦之奥利阿塔，今名之为江布尔城。”羽田亨在《西城文化史》中认为怛逻斯之战发生在怛逻斯河畔，而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中认为此战战场在怛逻斯城，后者的意见在中国古籍中可以得到印证，较为可信。
怛逻斯之战的起因据中文史料的记载是由于康姓九国之一的石国（即塔什干）国王“无藩臣礼”，高仙芝获准带兵征伐，石国国王不敌而降，本来事至如此，大唐的面子也可挣回了，罢兵当上策，可高仙芝“悉杀其老弱……性贪，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名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见《资治通鉴》）石国国王也被砍了头。
高仙芝的暴戾贪婪和杀了石国国王就给石国的一个脱身逃出的王子提供了理由。《新唐书·高仙芝传》记载：“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
此时的唐朝对大食已有所了解，所以高仙芝听到大食出兵的消息后，就亲率军队数万人迎击大食。
至于军队的人数，西域都护总辖汉族军士从未超过三万，或超出点也有限，除了留守之外，能出战的恐仅有二万余人，加上高仙芝征调的西域各国的“胡兵”，也不大可能有杜佑《通典’边防类总序》中所记的七万之多。但也不可能像《新唐书。李嗣业传》、《旧唐书．李嗣业传》所记的二万人之少，想来汉胡军队加起来，大致会有三四万的。大食方面的军队也包括了西域某些国家的军士，人数虽无明确记载，但从战斗规模来看，恐不会少于唐军。
战争一开始，久经沙场，被称为常胜将军的高仙芝就犯了远离据点、在很难保证给养的情况下冒进千余里的兵家大忌。正如《旧唐书．李嗣业传》所载李嗣业对高仙芝说的那样：“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援兵。”
唐朝与大食两军相遇在怛逻斯城，战斗空前激烈和残酷。在战斗的关键时刻，相随唐军远征的葛逻禄部反叛，和大食夹击唐军。唐军腹背受敌，乃大乱，争相奔走，大食军乘势追杀，唐军惨败。高仙芝也只是靠了右威冲将军李嗣业击杀和唐军一同远征的拔汗那部堵住逃路的士兵，才得以幸免一死。但数万唐军只剩下数千人，二万余人被大食俘虏。
奇怪的是，这场唐朝损失惨重的战争好像并没有使唐朝和大食结下什么不解之怨。不仅大食商人在战后经商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且至德二年（757年），大食还应唐朝的要求，派兵随西域各国军队一起帮助平定安禄山的叛乱。
这场战争不仅证明了战争理论上的一些准则，还极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么一条真理：当武力强大的民族和国家用武力战胜或征服了文明较高的民族和国家，它必定反过来要为被征服国家的文明所征服。
中国文明通过二万多战俘，极有力地向西方传播，当然大食以及西方的情况也随某些战俘的回国而得以传人中国。如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杜环回国后就撰写了《经行记》，详细记录了当时的伊斯兰世界。这部著作已佚，可是从别的史籍对它的引用中，我们不难看出它的价值。
在和这场战争关系较密切的西传的文化事业中，造纸术无疑是最重要的。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中指出：“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就和这次战役有关”，“根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在被俘的中国士兵里面有造纸工人”，“这些造纸工人把自己的技术传给阿拉伯人，从撒马尔罕向外传播，随着阿拉伯势力的扩张，愈传愈远，传到报达，传到达马司库斯，传到开罗，传到摩洛哥，终于传遍全欧洲，传遍全世界”。
造纸术的西传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座光辉夺目的界标，如果从这个人类文化交流的角度去考虑，怛逻斯之战是否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呢？文化的传播在古代虽然常常是伴着剑与火的，可是前者难道不是比剑与火与血更有意义吗？P4－7
这是我的第一本集子，所收的都是冷僻到难以印刷的专业文章之外的文字，从形式到内容都缺乏一致感。倘若说还多少有统一之处的话，那就是绝大多数文章都与书有关。大致说来，也就是规矩的书评和不规矩的书评，如此而已。
文章基本上都是我二十多岁时写成发表的，尽管我并没有虚伪到认为它们只配覆瓿、弃之如敝帚的地步，但也绝对没有不知天高地厚、狂妄到视之为佳构精品的程度。至少在我自己看来，它们已然显得非常的幼稚浅薄。我之所以依然珍惜这些文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毕竟记载了我生命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在年老的时候，将是我最留恋的回忆。
这样一本小书，照理没必要在恩师及守常先生宠我的序言之外再写什么后记，然而，一段小小因缘却使我改变了主意。前几天，奉柳叶兄之命，翻译了几个月前刚刚去世的当代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一篇长文，题目是“伟大的外行”。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赫尔岑《往事和随想》的书评，伯林的文字虽然极为雕琢，而且句法颇近俄文，却不仅没有喧宾夺主地掩盖或冲淡他精致流畅的思想，反而相得益彰，为思想增添了诱人的华采；再加上据说伯林认为最与他心灵相通的正是赫尔岑，因而，整篇文章读来令我回肠荡气。我历来信奉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的说法，认为翻译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是，这次却让我感受到由衷的愉悦，是唯一的例外。给我灵感的正是伯林在一条注文中引用的赫尔岑的一句话：“《大卫·科波菲尔》就是狄更斯的《往事和随想》。”赫尔岑和狄更斯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喜爱的作家，我当然不敢望其项背，然而，我就没有自己的“往事与随想”了吗？
十五年前，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现改名为“东方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我遇见过不少人把“梵”读作“焚”，还有人以为梵文乃是“梵蒂冈文”，可见此专业的古怪。事实上，1960年招过一届本科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蒋忠新教授、黄宝胜教授、郭良錾教授和英年早逝的赵国华教授等属此届），到二十多年后我这一届之间，除了中间曾经招过几位研究生外（现任东方学系主任的佛教史及古代中外交流史专家王邦维教授、于阗文专家段晴教授、原始佛教专家胡海燕博士可为代表），一直没有正规招过生。这里面当然有当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1960年这一届中就有许多人因此而改行；再则，任何古典学问都不可能直接有利于当世，马克斯·韦伯早就说过：“对我们自己今天的社会问题而言，古代史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几年前我才心甘情愿地承认这一点），更遑论梵文巴利文了。就小环境而言，东语系原本就以培养当代语言的翻译人才为主，至少在当时是与学术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凿枘不入的；就大环境而言，在举世汹汹趋于功利的时代为此不急之务，也有奢侈之嫌。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八人小班就颇为特殊，相当引人注目。恩师希逋先生当时还担任着北大副校长的职务，很快就会见了我们，并且赠送我们每人一套（《罗摩衍那》中译本。大概由于我在读中学时就已呈信恩师，表达了学习梵文的愿望，高考又侥幸得了高分，更蒙温语勉励教诲。恩师与金克木先生当时均已年逾古稀，北大自己已没有梵文巴利文教员了，于是只能先后聘请两位先生的第一代学生蒋忠新、黄宝胜、郭良鋆教授前来北大任教，他们工作认真、学识精博，的确继承了两位先生的衣钵。
作为北大四个外语系之一的东语系当时是全校唯一采取本科五年学制的系（据说现已改为四年制，不知确否，如果属实，在奉“时间就是金钱”为金科玉律，快餐成了正餐的今天，实在毫不足怪），除了专业外语，还必须学习一门通用外语，也要求大致达到专业水准。倘若从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当然应该蒙语配俄语、印地语配英语、朝鲜语配日语等等，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同学原来就没有打算终身从事学术研究，高考的第一志愿也并非东语系（日语专业除外），只因为了能够跨进北大大门，在填写志愿时都选择了“服从分配”，被划入小语种，毕业后仍想以外经外贸为业，所以一般都选择英、日语作为第二外语。梵文班在这一点上毫不特殊，真正以第一志愿考入的只有两位上海籍的学生。
梵文、巴利文自然不能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出口创汇服务，只能是用于专门化极强的学术研究，因此注定一开始就与班里绝大多数同学的真正意愿背道而驰。这个专业的特殊性还反映在对研习者的技能训练上，梵文、巴利文虽然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亲缘语言，但彼此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区别，因而可以算作两门专业外语；我们至少还必须掌握英、德文。除了英文多少略有基础外，其余三门都必须从头学起。德文在当今的通用语中就算是比较难学的了，梵文则更是举世公认的语法变化最为繁复的语言，其人为造成的复杂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不需说，还有许多枯燥单调的科目在等待着我们。这一切又怎能使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少年人平静坦然地面对呢？更不必说北大高耸的围墙和森严的门禁又岂能将我们与社会隔绝呢？
于是，注定会发生的情况在大学二年级时出现了：近一半的同学决意中途而废，有的费尽心力转入他系，有的干脆退学回家，仅有的两位女生之一还考上了空中小姐，据说还是飞国际航线的，难度之大大约超过选美加考博士，自己固然扬扬得意，别的女生在不屑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多的羡慕。我们两位立志研习梵文的人也不是没有彷徨动摇过，但总算坚持了下来。令我大惑不解的倒是其他三位同学的坦然平静，当时颇使我汗颜。后来才知道，其时可能要派我们留学欧洲的消息已经流传开来。其他语种专业的同学在将信将疑掺杂着“凭什么你们竟会有如此好事”此类传统国产心理的同时，原先“你们梵文还不如我们呢，我们毕竟还有点用处，你们难道能将死了一千多年的古代洋人叫醒，和他们聊聊？”可怜的比下有余的自豪感已经开始摇晃，大有“你们这些傻人真有傻福”的感慨。
我当时的确一无所知，正以少年的热情与冲动沉浸在北大闻名遐迩的另一个传统之中：从事学生会工作。至少在东语系，我第一个提议每位同学一票，民主选举产生学生会主席。竟然自己当选了，不久，还兼任了北大学生会的工作。尽管这一切给我带来了当时（主要是几年后）看来出人意料、今天看来入于情理之中的后果，我至今不悔，也决意终身不悔。因为这是不可能重复的体验，这是不可能重写的履历。
中国的流言往往会变成事实，这次也概莫能外。1987年下半年，我和另一位上海籍同学被先行派出，他去了维也纳大学（后来辗转去了美国，现在某大学任教，不知还从事梵文研究否？），我去了汉堡大学，其他三位随后也到了汉堡。即使在今天，将本科尚未毕业的文科学生派往国外，仍然不是常见的事。我有幸师从魏茨勒和施密特豪森二位教授，在专业之外，还学习了其他几种更加奇怪的古语，的确是拼命地读书，不要命地买书。将来倘若有机会，我将写出德国留学记。我对两位教授的感激将铭记终身，没齿不忘。我回国后某年六月的一个中午，北大南门门卫打电话通知我，说是有个外国人在门口，指名要找我。那个时节的北京，外国游客近乎绝迹，心情紧张的我满腹狐疑地跑到大门口：竟然是魏茨勒教授！西装笔挺，站在六月暴虐的阳光下，胖胖的脸上流淌着汗水，洋溢着往常一般的微笑，他专门绕道日本前来看望他的中国学生。他的微笑使我在寂静的夜里写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流下了无法控制的泪水。听说他近两年来一直患病，如果他所信奉的上帝能保佑他早日康复的话，身在万里之外的我愿意信奉同一个上帝。
在取得了马上就可以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的书面许可后，我回国看望恩师希逋先生，当然也就再也没能回去。其他的同学都滞留国外，或读商或经商，可谓完成了夙愿，梵文完成了换取护照的任务，自然弃之如敝帚了。我也因此感受到了中国少年早熟的可怕与可怜。我在恩师指导下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不久离开了北大，回到原籍，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待业飘游。直到一年多前，在师友们的关心帮助下，蒙复旦大学不弃，予以收用，才重新忝列教席。当年的梵文班近乎全军覆没，至多只剩下一个半人，我和那位现在美国任教的同门谁算一个、谁算半个，无关紧要，要紧的倒是，恐怕我们两个加起来能不能算一个都成问题了。与1960年那届相比，我们这一届更为凄惨。原因何在？我不得而知，但是，显然存在着比政治环境更加深刻、更加强大的力量。认识到这一点，大概是我用生命中最好的十年换来的最大的收获了。悲乎！
这些与同龄人多少有些不同的往事使我产生了一些奇怪的随想，有些和这本集子中反映出来的想法已不复相同了，在此无法详说，只好择要谈两点。首先，我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抽象的集体名词已经无法理解了。任何一个集体必然良莠混杂，但是，难道不应该有些共同特征吗？而我在“知识分子”上却实在看不到。中国如果真的有什么一贯的传统，这个传统中如果真的还有什么好东西的话，我相信，尊师必居其一。每个“知识分子”都曾蒙受师恩，而且都有成为至少是广义上的“师”的可能性，按理都应尊师。我不仅从不讳言，而且为此自豪，我自己是按礼磕头拜过师的，自然这也无法报师恩于万一。然而，我却亲耳敬聆了某些“知识分子”是怎样大义凛然地当面指责自己老师的。语云，“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难道师恩竟然还不如一种金属？有些坚强男儿在老师面前挺胸凸肚，却为了一些还远远不如黄金的东西折弯了精神的膝盖。对老师尚且如此，何况对我这样的后生小辈，理所当然地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了。我也正因为如此能够颇为平静地对待遭受的一切，了无伤我牙眼必还之以牙眼的兴趣。对斗争哲学，我茫无所解。况且，我还没有自贱到认为他们的牙眼和我自己的一样宝贵，值得我费力伤之。今天，“知识分子”已经分化成具体的门类，知识分子大概只能，而且本来就应该作为个体而存在了，或者至少要在前面加上定语，予以必须的限制。
其次，由于毕竟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缘故，我和许多人一样，曾经对“价值中立”万分地迷信，只想说明事实本身，不下任何好坏对错的判断。今天，我既不天真地认为存在着某种“中立价值”，也不乐观地认为做得到“价值中立”的判断。在揭明事实之后（而不是之前，否则会掉入同样危险的意图伦理的泥潭），应该毫不犹豫、毫不顾忌地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同时也反对庸俗化、简单化的一分为二，这不仅能消解掉好的事物，也能拣拾起坏的事物，并且一相情愿地以为可以实现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不顾事物整体上的完整性，随自己好恶、视一时需要任意宰割，使各种体用身首说显得娓娓动听。这些想法也许并没有什么价值，却是我用很珍贵的青春岁月换来的。
作为一篇后记，已经太长了，但我不能因此而减少我表示感谢的篇幅。恩师希逋公的教诲是不能简单地感谢的，我只有竭尽绵薄，献身于恩师的事业，以求图报于来日。同样不能简单地说声“感谢”——而我现在却只能如此了：北京的王永兴教授、周一良教授、汤一介教授、乐黛云教授、李铮教授、宿白教授、庞朴教授、孙长江教授、钱逊教授、刘梦溪教授，还有风谊在师友之间的王守常、孟华、葛兆光、王邦维、段晴、陈平原、汪晖、荣新江、王小甫、林梅村、梁治平、雷颐、赵丽雅、吴彬、万俊人教授、李林、张军等等。上海的师尊王元化教授、朱维铮教授、徐文堪先生，本书的责任编辑安迪兄，还有许多其他的师友，因地处一城，见面匪难，就不在此一一致谢了。没有他们的关爱，我很难想象在五年的流离失所之后，今天我还能有机会回到书桌旁。
最后，但绝不是最少，我深深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盛勤，以及两位弟弟文钢、马虹，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如既往给了我精神上的关心，使我生活在浓浓亲情之中；给了我物质上的支持，满足我近似疯狂的购书欲，为我提供了在同龄人中不多见的宽敞书房。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各异，但都对学术充满尊重。在此，谨将这本微薄的小书敬献给我的父亲钱正贤先生。
文忠裒其近数年所为文，编为一集，名之日《瓦釜集》，不远千里，索序于予。予喜而应之。予惟文忠，英年岐嶷，苦读不倦。开电灯以继晷，恒通宵以达旦。中西兼通，古今同娴。刮垢磨光，探幽钩玄。手不停披，梵书佛典。张皇妙谛于字里，犀照真理于行间。故多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士林中多有知之者。编文集而名之日《瓦釜》，或系取自《楚辞》“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句。此文忠自谦之辞。实则集中固多黄钟大吕之声，非瓦釜所能出也。今之学坛上颇有自命为黄钟大吕而实则为瓦釜雷鸣者，较之文忠，有高下之别矣。但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朱子已有“少年易老学难成”之诫。文忠勉乎哉！
《瓦釜集》是钱文忠教授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其中收录的文章都是其二十多岁时写成发表的，基本都是作者对书的理解与感悟，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规矩的书评和不规矩的书评”。
《瓦釜集（钱文忠集）》内容包括怛罗斯之战、《痴华鬘》撰者姓名小考、西书东说十则、俗文学？民间文艺？文化交流、佛教传入日本时间杂说、国故与新知的称星、又一代人的学术史研究、杂感两片、也说文化接榫期等。
《瓦釜集（钱文忠集）》是钱文忠教授的一本论文集，成书的时间比较早，是他的第一本文集。书中对佛教思想、佛教传播等多个学术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并对陈寅恪、林梅村、沈三立、周叔弢、周一良、赵国华等老一辈学者进行了追忆与缅怀。此文忠自谦之辞。实则集中固多黄钟大吕之声，非瓦釜所能出也。
